汉凿将军印， 感受刚毅正气之风！

将军印

将军印是汉官印中的一种。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又称“急就章”。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横生，对后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印，普通都不称“印”而叫做“章”，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

它是汉官印中武将们的专利品,故称“将军章”。将军章的制作方法是凿制,也就是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击凿印文,这是由于军事活动频繁,武将调遣大多因军情紧急而必须立即拜封,印章便只能仓促凿成。凿印以锤凿成文,亦曰镌,成之甚速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拜封,故多凿之,以利于便”。将军用“急就章”，官职高的两凿成文,印章比较规整,官职低的一凿成文,则简单随意。

将军章较铸印显得无拘无束,自然天趣,锋芒毕显,荒率挺拨。印文凿刻刀痕明显,线条生动,简炼有神,笔尽而意无穷。有时歪歪斜斜,信手拈来,即兴而作。然其稚拙中寓精巧,真率而绝去雕饰的意趣。

将军印的美学意义

作为同一门类、不同流派的艺术，它们除了有该门类艺术的本质属性（共性）外，一定还有其属于自己的不同于其它流派的特性（个性）。将军印为篆刻艺术的一个类别，它的美学特征主要现在刀法、篆法和章法三个方面。而具体又有：一、方直线、二、气、三、夸饰、四、变化、五、错落、六、和谐等要素所构成。

一、方直线我们知道，将军印的制作，大部分是因军情骤变，紧急任命时仓促刊凿而成，这种刊凿方式，作者的情绪一定是饱满和富有激情的。但是，刊凿时由于受到工具（刀）和材料（金属质地的印坯）的限制，因而不可能像刀走石上那么曲直自如，这种激情换来的只能是不同形态的方直线性，这特殊的线条，给人以劲利刚毅之感，得阳刚之美。

用阳刚、阴柔来区分美的不同形态，在中国，先见于战国时期孟子对“美”和“大”的分别；在西方，则起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把音乐风格分为刚柔两种，认为不同的音乐风格可以在听众中引起相应的心情而变化其性格，使性刚者变柔，性柔者变刚，从而产生艺术的感化作用。我国清代“桐城派”文学家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分析文章风格的阳刚和阴柔时说：“天地之道，阳刚阴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阳刚阴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骥……其于人也，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可见，阳刚之美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并且，他又说：“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则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文者矣。”（注4）即是说，阳刚与阴柔有区别，又有联系。无阳刚，即无阴柔；无阴柔，亦无阳刚。二者对立，又相辅相成，刚而无柔，柔而无刚，都不会有真正的艺术美。我们说将军印在刀法上所表现出的方直线性得阳刚之美，并不是说只此一端，而是因为在这阳刚的氛围中，阴柔的一面已显得微若胎息了。

二、气面对将军印，我们还可以从那纵恣英迈的恢恢用刀中不难看出它还具有另一种美，这种美使作品具有生命力，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加以概括的话，这就是“气”。在老庄的美学思想中是十分强调一个“气”字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注5）。简单地说，就是天地万物皆由“气”组成，把“道”看成“气”。“气”又分为“阴气”、“阳气”，即所谓“阴柔之美，阳刚之气。”将军印虽寥寥数字，却恣肆欹侧，无论在笔画、结体、行列之间，都注意气势的连贯，使之相互之间回顾照应，浑然成章，而不是各自为阵，散沙一盘。在用刀上更是一气呵成，别具痛快淋漓的生动意气，表现出一种狂放不羁于形骸之外的道家意识。

三、夸饰将军印之所以为印人们所称道、激赏，这与它运用的夸张、变形手法有关。将军印的夸张，主要表现在结体的不按常规，将原来平方正直的缪篆的点划偏旁按一定的法则改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使它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幽默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雕；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认为夸饰的意义在于作家借助夸饰，能够驰骋大胆地想象，形成奇特的构思，可以表现出比直观事物更形象、更生动、更感人的艺术形象，因而具有巨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刘勰还进一步辩证地指出：“然饰穷其要，则必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为夸张而夸张，艺术作品就会流于荒诞不经，成为对夸张的滥用。我们从晚期将军印中看到了这种对于夸张变形手法的盲目应用，这也是将军印之所以衰弊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变化将军印不但在线条上有粗细、长短、轻重、缓急、节奏等变化，而且在结构上也有一字多形的变化（作为交际工具的文字，人们要求的是形体单一、规范，而作为审美对象的书体，人们要求的是有变化。）印章文字的多重复，使得将军印在其自身可能的范围内，表现出了较为丰富的意象和广泛的创作天地，从而给予欣赏者以充分的想象和美感。

五、错落自缪篆正式成为印章的通用文字后，由于缪篆结体的平方正直，实际上已经在印面上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界格。等分着印章中的每一个字，使它们各自为阵，不得逾越界格一步。就这样，它们在各自的领地里互不相侵，“安居乐业”了将近四百个年头。在将军印个性形成之始，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它那狂放不羁的性格马上在这方寸的天地里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形成了参差错落，妙造自然的章法。“如名将布阵，首尾相应，奇正相生，俯伏相背，各随字势，错综离合，回互偃仰，不假造作，天然成妙”（注6）。又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注7）。这种质朴错落的章法，颇多天然之趣。

六、和谐将军印是刘熙载所说的：“由工求不工，工之极”式的表现，是刀法、篆法、章法三方面诸多变化的统一，更是情感与形式的高层次的和谐。这和谐便是美的源泉。西方美学家最早提出的美学观点就是“美是和谐”。赫拉克利特说：“差异的东西相会合，以不同的因素产生最美的和谐……”（注8）。和谐就是寓整齐于变化，就是大千世界中各种不同的矛盾着的因素能够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达到整体性的相对统一。

将军印虽然主要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但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鬼斧神工般的艺术成就呢？除了前文所提供的一些思考外，我认为与它“无意于佳”的心理机制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提出来进行探讨，这对于更好地理解将军印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印工的这种创作心态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无意识”又称“潜意识”，但它并不是没有意识，而是潜伏在自己的意识之下罢了！“无意识”与意识一样，都是人脑的机能，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不同的是意识表现为人的一种自觉的心理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而“无意识”则是一种无知觉的心理状态，它不像前者具有明显的规定性，而是表现为一种非目的的不随意性。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无意识”并不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无意识的唯本能论”，而主要是指后天的“无意识”，它是由意识转化而来的。那么，后天的“无意识”是怎样由意识转化而来的呢？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知道，人们在初学游泳的时候，总感觉不是被水呛了，就是身体往下沉了，这主要是没有掌握一定的游泳技术所致，但人们通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掌握了这种技术之后，在水里仿佛可以不受意识支配而悠闲自在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要掌握任何一种技能，都必须自觉地有意识地去进行刻苦练习，随着这种技能的提高、精熟，这种有意识的行为就会逐渐地变成近乎“无意识”的“自动化”动作了。人们学习书法篆刻也是如此，都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坚持实践，如古人所谓的“池水尽墨”、“笔成塚”以及白石老人的“担石驱刀”就是如此，因而达到了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挥洒自如，无须思考的“自动化”境地。正如清代书家周星莲所说的：“至于熟极巧生，直便化去，并执笔运笔之法也皆忘之，所谓心忘手，手忘笔也。”（注9）南北朝书家王僧虔更把“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的无意识心理状态看作是书家“求之不得”的最高创作境界（注10）。书艺如此，那么，篆刻中的将军印呢？我们知道，将军印绝大部分由刊凿而成，故其制作由刀代笔。刀走印上颇类笔走纸上，实为一理。所以，在掌握了高妙的刊凿技巧和渗透了文化审美意识的前提下，印工们在“无意求佳”中，自然就能创造出如此神奇，巧夺天工的将军印了。

综上所述，犹如边塞诗般雄壮激昂的将军印，确以其不凡的身姿与深厚的审美底蕴点缀着篆刻艺术的长河，从而大大地丰富和扩展了篆刻艺术的审美范式。尽管在将军印中也不乏粗率陋泐者，但是，瑾瑜微瑕，它并不能影响将军印在总体上所体现出的艺术成就，更不能掩饰将军印所应有的光芒。我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军印的价值将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