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生中年龄最小学习最好的弟子——子夏
叛逆儒学的子夏与西河学派
子夏，是孔子弟子中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孔子弟子3000，72贤，其中有10个人是学霸中之学霸，被称为“孔门十哲人”。子夏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们各自学有所长，在德行方面突出的有：颜回、闵（mǐn）子骞（qiān）、冉伯牛、仲弓；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子路；擅长口才的有：宰予、子贡；精通文献典籍的有：子游、子夏。子夏与曾子、子张、子游，并称为“孔门四杰”。
子夏（前507年—前420），姓卜名商；子，是对他的尊称，相当于现在的“先生”；子夏是他的字。他是春秋时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一说卫国人（据钱穆考证“卫”为“魏”之误）。他少时家贫，非常好学，四处拜访名师，投到孔子门下时，孔子年事已高，看他那么渴望学习，便收他为徒。子夏小孔子44岁。
他是孔门中的才子，在文学上有较高的造诣，对《诗经》的理解非常独到。子夏问（孔子）曰：“'巧笑倩兮（笑得好看），美目盼兮（眼睛黑白分明），素以为绚兮（素粉来打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先有白底然后画画）。”子夏对《诗经》中的诗句理解得比较深入，由此举一反三，曰：“礼后乎（礼在仁德之后产生）？”他认为：“礼”，是“仁”的外显，“仁”是本质，而“礼”是言语和行为的规范。孔子对子夏的学习态度和深入思考的行为十分赞赏，赞叹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论语·八佾》）。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说：“是子夏启发了我呀，我和子夏可以开始一起谈论诗经了。”
子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择友而交。《说苑·杂言》记载，孔子预言：“丘死之后，商（子夏）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还说(悦)不如己者。”说自己去世后，子夏和比自己优秀的人交友。子夏与子贡(端木赐)不同，子夏与强己者交，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他不断进步的原因。
子夏性格内敛，好一个人坐在角落苦苦地独立思考。他是个治学严谨的人，一次他看到古书上记载着“三豕涉河”，感到非常奇怪，觉得这么严肃的史书，怎么会记载着毫不相关的“三只小猪（三豕）过河”呢？他遍查书籍，始终找不到相关的出处和佐证，就向孔子弟子中他认为水平高的人请教，但也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缘由。为了弄懂这个问题，他亲自跑到晋国去实际考察，询问当地百姓，才知道原来是“己亥涉河”。“三豕”与“己亥”写起来很像，抄写的人把这两个词给弄混了，造成了这样的书写错误。
他才气过人，《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等。
当下社会上有两种错误的说法：一是有学者信誓旦旦地说，法家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这个说法很不全面。二是某些西化思想严重的学者，言必称希腊。最近，还看到他们写的文章谈法治的产生，说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法治”的是古希腊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开始走向成熟，在学术思想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早在2700年前的春秋初期，管仲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对“法治”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是“法、道、儒”的先驱，比古希腊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说早了300多年。古老的黄老之学也讲法治。春秋末期的孔子在大力宣扬“礼、仁”思想，大谈“克己复礼”之道的同时，也不排除法治。在《论语里仁》篇，有这样的话：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君子思念的是道德，小人思念的是乡土;君子想的是法治，小人想的是恩惠。”他们的法治思想比亚里士多德早100多年。
子夏出身贫苦，从阶级本性上讲，对孔子宣扬的世卿世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礼，有逆反心理。他向孔子求学以前拜访过一些名师，毫无疑问地接触过法治学说，头脑里有着启蒙的法治概念。当时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期，如果还固守周礼那一套旧的东西，不思变革的话是站不住脚的。子夏是个非常重视观察社会形势的人，基于上述几种原因，经过深思熟虑，他对孔子的“礼仁”学说持怀疑态度，时有一些不同言论。对于他的这种表现，孔子是不满意的，曾告诫批评他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你要做儒门中的君子,不要做儒门中的小人，《论语·雍也第六》）。
大概是孔子的推荐，子夏到鲁国莒这个地方去做长官。临行前，子夏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做事不要图快，不要只见眼前小利，如果只图快，结果反倒达不到目的;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论语·子路》）子夏拜别孔子，到了莒，开始按照孔子的“礼仁”学说治理百姓，注重以德服人，广施仁政，希望能赢取民心，成功地治理好地方。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完美地按照孔子的教导治理百姓，施政的结果总是不够好，效果不佳。子夏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他发现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而是孔子把人民想得过于理性，光靠道德说教耍嘴皮子功夫是把社会治理不好的，必须依靠法律规章作为惩戒的工具来治理才能起到效果。于是，他制定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依法治理，很快立竿见影，将莒治理得有声有色。
子夏是孔子弟子中具有独创性、颇具异端倾向的思想家。他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他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权术有心计的君子，不是孔子倡导的那种“温文尔雅”、“坦荡荡”的醇儒。这些观念，体现出法家察势和用权的精神，与儒家主张恪守礼义的君子之道显然相悖。他从实际出发，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孔子“克己复礼”的“仁”，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主张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无疑，子夏的思想是先进的。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去世了，噩耗传来，尊师重道29岁的子夏立马奔丧。葬礼后，受着孔子“礼仁”思想深厚教育的几个大弟子，翻脸了。这时候，他们谁也不遵从孔子“礼仁义和”的教导，争着当儒学的掌门人，要立言立德，扬名天下。哥们相持不下，意见不一，原本异常团结的儒家学派分裂了。一瞬间，子夏发现，那些平日里凛然正色、大谈仁义道德的师兄们，其实只是把孔子的学说当幌子，都是利益当头，全然不顾孔老师的教导和脸面。失望透顶的子夏，离开了这个还在喋喋不休争论着谁的资历更老要当掌门人的是非之地。他心灰意冷，辞掉了官职，开馆收徒，开始了55年的教学生涯。
谁做儒学的掌门人一直争论不休，而且孔子的各大弟子对儒学的理解侧重不同，难以统一。此后，儒学分为8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见《韩非子，显学》）。子夏被视为另类，不同于他们。他不但追求德治，同样也追求法治。他认为“法”是国家能够稳定发展的根本，而“德”则是在国家基础巩固的情况下笼络民心的工具。
子夏的法治思想和在莒做官的非儒行为，使儒家学派震惊。他们没想到自己的小师弟，竟然敢公然改造孔子的思想。一时间，因为孔子去世而混乱的儒家学派又团结起来，将矛头对准了卜子夏，群起而攻之，极力反对，将子夏的主张排除在儒学派系之外，骂子夏为孔学的叛徒。
其实，子夏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依然有着儒学的一些主要认知，是个儒法交融、由儒向法过度的人物。在儒学深厚的鲁国，子夏不被孔子的儒家弟子所容，很是孤单，难以立足。祸不单行，在外界儒家学者一致讨伐子夏的同时，他的大儿子死了。子夏尝尽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和失去爱子的痛苦，整日悲伤流泪，致使双目失明，生活也困顿落魄了起来，更加离群索居。在这段孤独的日子里，他写出了《子夏易传》的著作，还培养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弟子——说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大名鼎鼎的荀子。
赵、魏、韩三分晋，魏文侯，姬姓魏氏，名斯，是个具有变革思想、远见卓识、雄心勃勃的人。他要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用吴起为将，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大获全胜。魏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占领了黄河以西大片土地。接着，魏文侯在这里引进了魏国的许多便民政策，收拢人心。为了长期占领，他想到了文化渗透，要在河西开办学堂。著名的西河学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因势而产生的。
他的弟弟魏成子向他举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有学问的大师，他立即拜访，“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请他们到魏国的西河(今陕西关中东部黄河沿岸地区，一说在河津)讲学。这时候子夏已经年届百岁，长髯如雪，老年丧子，曾嚎啕不止，哭瞎了双眼，身体羸弱，难以胜任。魏文侯再三固请，诚如山岳，子夏推荐他的弟子段干木代替出山。魏文侯乘着月色前来拜见段干木，“段干木逾垣而避之”（孟子语），从屋后跳墙逃走，不愿就任。
在魏文侯的一再邀请下，子夏来到了魏国，做了魏文侯的老师，并在魏国西河开坛讲学。虽然，子夏垂垂老矣，双目失明，但依然精神矍铄，讲学深入浅出，结合实际，内容新颖，很受欢迎。在他的人格魅力感召下，他的弟子，原来不愿意前来的段干木以及公羊高、谷梁俶等都先后来到魏国。《史记·儒林列传》讲：“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子夏与段干木、田子方、公羊高、谷梁俶等这些英姿勃发的才俊，轮流登台授课。各诸侯国的士人纷纷来此学习，有弟子300多人，盛况空前。一时间，西河地区，英才云集，成为华夏文化中心，使魏国成为了中原各诸侯国的文化宗主国。
西河学派不以贵贱论学生，谁来学习都行，教授的内容很丰富：子夏继承了孔子的一部分儒家思想，把“仁”作为教育学习的中心内容，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汲取历史教训。他提出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观点。同时他以“经世致用”的思想，首启儒法融通的先河，与时俱进，儒法兼容，培养英才，主张德法并举，依法治国。公羊高与谷梁赤具体教授历史学科《春秋》，教育学生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田子方传授儒学六艺、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段干木教授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知识精髓，专门培养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指点，使魏国的公室贵族出现了大批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等，成为了魏国高官的一个主要群体。在西河学派，儒、法、道、墨、纵横、兵家等，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魏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不少人成为魏国的治世良臣，造就了魏国在战国初期的百年霸业。
西河学派由于有子夏坐镇，在他的思想教育下，学生中出现了诸多法家、兵家人物，著名的有魏文侯、李悝、吴起、商鞅等。
魏文侯在位50年，礼贤下士，任用贤能，不足一个选人才。他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办教育，培养人才；用李悝、翟璜为相，治理国家，改革敝政；用吴起、乐羊为将，抑制赵国，灭亡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了大片疆土；用西门豹治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魏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战国初的霸主。
李悝在任魏国宰相期间，进行变法，政治上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主张，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度，不以出身论英雄，根据能力、功劳，论功行赏，授予职位。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法经》，并颁布执行，赏罚得当，依法治国，用法治取代礼治，大大提高了人们为国家做贡献的积极性。在经济上，他实行“尽地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行精耕细作、“平籴[dí]法”等政策，使魏国经济较快发展，富于他国。他和韩国的申不害创立了“刑名法治”，完成了卜子夏由儒向法的转变，成为刑名法治的鼻祖。
吴起创立了魏武卒制，即：“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篇》）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特种兵。这些士兵披三重甲，持戈配剑，操12石之弩，负矢囊内装弩箭50枝，携三日口粮，半天能走一百里。凡入选者，分给田宅，厚待其家，无后顾之忧，一心打仗。魏武卒，只有五万余人，在公元前389年阴晋之战中，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创造了五万人破秦五十万众的辉煌战绩。魏军屡屡大破秦军，占领了秦国黄河以西直达蒲城、华县以洛河为界的大片土地，成立了魏国的西河郡，由吴起任郡长。
商鞅师从于西河学派的公孙座，学习李悝的《法经》、吴起的兵法，应秦孝公招贤，做了秦国的宰相，变法图强，实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废井田，开阡陌，破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耕战。法行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吴起被陷害离魏去楚之后，他率领部队夺回了被魏国占领的黄河以西所有土地，并多次打败魏国，迫使魏国把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境内）迁到300公里以外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他开创的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一直沿用至今。
子夏曾坐镇的西河学派影响是巨大的。他宣扬的“法治”思想，违背了孔子所主张的“仁治”、“德治”与“礼治”，被当代和后世儒家学者视作儒学的叛逆。虽然子夏与孔子的执政思想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子夏在儒学典籍的整理上和孔子思想主张的继承上却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是孔子弟子中著作最多的人，整理编订了六经，尤其擅长《诗》《乐》，曾作《诗大序》；擅长《易》理，今天传世的孔子《易传》很可能是出自子夏的传述；《春秋》学以及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
孔学的经典著作《论语》，原由木讷的师兄曾参编写，已经写了前半部。曾参感觉自己快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无法继续完成这一任务，耿耿于怀。一天，他去找子夏，提出后半部由子夏编写。子夏离开儒学多年，被视为儒学叛徒，但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克服瞎眼和身体羸弱的困难，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顽强地写完了剩下的半部《论语》。这部被儒家学者奉为经典之作，有一半是由当年儒家的“叛徒”所写。
子夏长寿，活了100多岁。他的思想上承孔子下启荀子，对孔子的思想和儒学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法治思想同管仲的法治思想、黄老的法治理念一样，影响千秋万代。子夏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唐玄宗时，子夏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加封为“河东公”，南宋时，封为“魏国公”，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改称“先贤卜子。”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八大依法治国名相》（美国学术出版社）、《历史这样说》（人民日报出版社）及长篇小说《转折》《路》（太白文艺出版）、《股惑》（中国经济出版）、《西京轶事》（三联中文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