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脑残

再说脑残

张效雄

不少人不止一次问过我：你的长篇小说《风起》里的记者，怎么没有一个正面形象？我不好如何回答，只能苦笑，淡淡地说，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也常常问自己：怎么会把记者写成这个样子？我自己都不相信，一个记者出身的作家，写自己终身从事的职业，居然会是这样一种态度。

在写作《风起》的时候，我构思了那么多人物，大都是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正像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我笔下的人物，没有完全绝对正面的形象，也没有绝对反面的形象，好人也会有缺点，坏人未必不做点好事。人会有双重性格，人也会有两种或多种语言体系。

但是奇怪的是，我笔下的记者，基本上不是什么正面的形象。

这样写记者，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我写作《风起》的时候，故事和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很有点意识流的写法。写着写着，记者的形象在笔端下就成了被人厌恶和可憎的样子，要不就是拉广告遭人嫌弃，要不就是当二奶，被人唾骂。

因此有人质问我：你从事那么多年记者工作，你就是那样工作和生活的吗？你是不是做过什么违背良心的勾当？你这样写是不是一种脑残自残的行为？

脑残？确实是脑残。我耳闻目睹和亲身过经历过太多脑残的事，见过太多脑残的人，甚至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脑残。

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儿，现在看起来，好多事儿实在不可理喻，说脑残一点也不过分。为什么会是这样，怎么也说不清楚。

前几天，有个朋友问我：春节期间，各种正规媒体都在报道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发来贺电或是参加庆祝活动，世界各地都在飘扬“中国红”，是不是在展示万国来朝的优越感？我告诉他，这是个例行的报道，每逢重大节日，都会有这样的报道。我也曾做着类似的工作。朋友又问：美国的新闻媒体有这样的例行报道吗？我无语。我所知道的，美国的媒体非但没有这类新闻，媒体反而有很多批评嘲笑本国领导人的报道。这是他们文化积淀的结果。

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是一种文化积淀的过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经历的是灌输式的教化过程，因此有了很多属于惯性的东西，这种惯性是多年来逐渐积累形成的。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爱给小朋友取绰号。被取绰号的人，开始时拒绝反感甚至愤怒，继而是沉默，最后不得不默认绰号而趋于认同。这个过程就是脑残的过程。

媒介，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有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其中最要命的是生存问题。过去时代媒体的生存，是按照既定的框架，按照一个制式制造出来的，在这个制式内运转。这个制式一旦确认，你就不得不融入其中，不然绝不能有别的生存的机会。这个融入的过程就是逐渐丧失自我的过程，就是脑残的过程。对很多事物的认识和自己的行为，渐渐地变成惯性，走向认同。新兴的媒体出现，对传统媒体形成冲击，使得传统的和新生媒体都为了生存不得应对几个方面的需求。市场需要广告量和发行量，那就不得不自残失去自我。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全媒体融媒体无一例外，五色杂陈。无论哪个阶段，白色的恐怖红色的海洋，无一不是媒体推波助澜的结果。这就是催生脑残的动力之一。脑残的人需要脑残的共鸣，这种传播又进一步地催生了许多脑残。脑残的队伍就是这样一步步扩大的。脑残需要产生脑残，共生共鸣，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媒体，就是摧残过程中重要元素。脑残们在媒体的熏陶中积累沉淀，形成和强化。

脑残就是这种温床上滋长，并自齐备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显出卫道士的荣耀和自豪，并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