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志3鲁迅评李慈铭日记
1924年6月11日下午，天气有些热了。在与周作人失和近一年后，鲁迅独自回八道湾十一号取书籍、什器，未料与周作人夫妇再生不快。次日，鲁迅告知好友许寿裳当日情形，许寿裳问他，《越缦堂日记》拿出来了吗？鲁迅答：“不，被没收了。”
留在八道湾的书，鲁迅未能全部取出。《越缦堂日记》原是许寿裳所赠。许氏问此书下落，可见挂怀。
留学日本时合影（左起：陈仪、许寿裳、鲁迅、邵文镕）
1920年，商务印书馆以《越缦堂日记》为名，影印出版了晚清名士李慈铭1863-1889年间日记稿。这年3月6日，许寿裳购得《越缦堂日记》二十部。按鲁迅《马上日记》记载，《越缦堂日记》一部费资银元五十，二十部需百元，许寿裳花费不菲。
李慈铭与鲁迅同乡，比鲁迅早半个多世纪出生，喜文弄墨，有藏书室为“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越，指浙江省或该省东部地区，也指绍兴一带；缦，既指无彩色花纹的丝织品，也有宽缓、不经心等义。按字面意思，越缦或可解释为“绍兴的无花纹的丝织品”，但具体实指又不恰切。李慈铭藏书室有多个名字，以“越缦堂”名头最响。
李慈铭在世时，其日记即被人们传抄、争睹，文人圈流传“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一说。以今天流行语而言，李慈铭是个不折不扣的“网红”。
鲁迅对李慈铭日记也格外留意。1912年12月28日，鲁迅“赴留黎厂（琉璃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当时，《中国学报》等多家报刊节选刊登李慈铭日记，颇为时人关注。
1926年6月25日，在 《马上日记▪豫序》中，鲁迅写道：“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在这篇“日记体”文章里，鲁迅还提及：“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派，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由此可知，鲁迅是深读《越缦堂日记》的。
一年后，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鲁迅则写道：“《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鲁迅这篇文章是有所指的。
郁达夫在1927年发表的《日记文学》中写道：“……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至于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的对于日记的应该尊重爱惜，更是当然的事情。”他认为，“日记体”是散文中“最便当的一种体裁”，最真实、最具有自叙传性质，其次是书简体。
鲁迅读后提出异议，并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以《板桥家书》、《越缦堂日记》及胡适日记为例，说明日记体、书信体的文字一旦做作，或做假，则更容易令读者产生幻灭感。郁达夫对此予以接受，并在1935年出版的《郁达夫日记集》代序中做了明确回应：“……即在读日记时，若记载虚伪，读者也同样可以感到幻灭，此论极是。”
清末流行风
清末民初兴起日记风。李慈铭写日记，翁同龢写日记，黄侃写日记，鲁迅写日记，胡适写日记，郁达夫写日记，郑孝胥写日记。文人写日记，成了文化风尚。《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且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首。
胡适在其日记中记述：民国十年（1921）四月二十七日，“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第三册。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五月四日，“下午，专补作日记。日记实在费时不少。古往今来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
《越缦堂日记》激起了胡适重做日记的兴趣。这部日记对于鲁迅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如何规避“做作”。鲁迅自言：“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写给自己看，不预备发表，这是鲁迅希冀践行的，但他生前所记下的日记后来不仅出版，连其个人生活都被翻个底朝天，几无隐私可言。鲁迅与许广平的135封通信，是在鲁迅生前经其手增删而编辑成《两地书》，这倒是没有准备发表而做了发表。
名人书信、日记，若以原汁原味发表，自然可供探秘窥私。鲁迅嗜书如命，日记中记了许多买书事，包括购书花销。据《鲁迅日记》可知，鲁迅1912年至1936年购有14000多册图书，但日记中鲜有看书心得。李慈铭则在日记中，记下大量购书事迹以及诸多读书札记、评论、考释，并录有其本人诗词、骈文作品等。
周作人也做日记，喜欢的也是写得自然而真实的日记，他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鲁迅写了20多年的日记，简而又简，如流水账，看起来或许枯燥。他说自己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
李慈铭从17岁开始记日记，直到逝世前十天，历时40年记下数百万言。但他在世时常“反刍”，检点旧日记，并有涂改。这也为人所诟病。在日记里，鲁迅未写过游记内容，李慈铭不仅写山川游历、赏花弄草，还记述清咸丰至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等。李慈铭乐于宴饮、冶游，讲甘美享用。
同为浙江人的郁达夫不无名士范，日记里写游山玩水、纵情诗酒，甚至自爆个人陋习污行，在世时即将日记拿出来发表、出版，引发“围观”。说到底，李慈铭、郁达夫写日记预备刊行，鲁迅记日记权当备忘。
贵人蔡元培
李慈铭病逝后，《越缦堂日记》被前后两次影印出版，主要得益于鲁迅同乡蔡元培。
光绪二十年（1894），闻甲午战败，李慈铭忧惧之下，咯血而卒，年66岁。李慈铭遗留日记手稿70余册，他的门生樊增祥打算刻印这批日记稿，并要去李慈铭暮年所写的一盒日记手稿（1889-1894年记），但是到死也没有刻印。樊增祥是清末民初有名的藏书家，为什么独独拿走这批日记稿，留下悬念。之后，这盒日记稿如泥牛入海，下落不明。
冥冥中，蔡元培仿若李慈铭贵人。
1933年2月史沫特莱（左一）在上海与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的合影（从左至右）
1886年，蔡元培经人介绍到同乡、藏书家徐树兰家做陪读并校刊藏书，读到乡贤李慈铭的诗文与尺牍，心生崇敬，并在光绪十六年（1890）首次去北京参加会试期间，拜访心目中的偶像李慈铭。李慈铭初见蔡元培，认为“蔡年少知学，古隽才也。”此后，俩人往来密切，并有诗作唱和。
1894年6月，刚补授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应李慈铭之邀做塾师，为其过继来的嗣子李承侯讲课，并代李慈铭阅处天津问津书院课卷。经李鸿章荐举，李慈铭当时兼职天津问津书院北海学堂山长，以赚取一些外块。得李慈铭授权，蔡元培多次翻阅其亲笔记下的日记。
李慈铭说：“古今无学问外人才，天下无读书外事业。”他买书成瘾，常流连书肆，每月有大笔开销花在买书上。日记中，多记有购书事迹。而且，每读一书必做札记。李慈铭为他人作序文、撰墓志，明码标价，假如以书作为润资，他也欣欣然接纳。藏书量一度高达3万卷，包括经史子集、野史小说、诗词歌赋等。
李慈铭病逝不久，嗣子李承侯携其藏书回到故里绍兴。李承侯死后，其藏书辗转多位书商之手，差点流散海外，幸被蔡元培知悉，经其热心联系，有9000余卷藏书入藏北平图书馆，后又得顾颉刚襄助，北平图书馆征购李慈铭失散民间藏书16种。
在蔡元培领衔下，傅增湘等二十余人参与捐助，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影印出版了李慈铭遗留的64册日记稿的后51册（1863-1889年间日记）。15年后，蔡元培听从钱玄同建议，将余下的13册日记（1854-1862年间日记）仍按前51册之例，由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影印出版，即《越缦堂日记补记》。
樊增祥所带走的一盒日记稿，是否人间蒸发了呢？人间风物易流散，日记稿南面沧桑多舛。樊增祥死后，那批日记稿曾为他的女儿珍藏，在她离世后，被转卖多手。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即《郇学斋日记》，共9册，为李慈铭自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年（1894）所写日记。
至此，历时60余年，李慈铭日记得以较全版本面世。不过，按照李慈铭记述，并对照其遗存日记，可以发现仍有缺失，为1846年至1848年日记等。
《郇学斋日记》里记述了李慈铭与鲁迅祖父周福清以及青年蔡元培等越中人士交往过程。鲁迅生前未能看到《郇学斋日记》影印本，至于是否看到传抄本，尤其记述的与周家的渊源，不得而知。
蔡元培热心张罗，使得越缦老人的《越缦堂日记》幸免于难。根据藏书家韦力记述，《越缦堂日记》原稿现分藏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
当年，鲁迅未能从八道湾取出《越缦堂日记》等书，不知周作人会否保存。知堂老人大部分藏书，约2万册，于1950年被充公；文革中，又遭抄家，所藏信札、手稿等被抄走许多。至于许寿裳当年赠与鲁迅的《越缦堂日记》，存世与否尚是疑问。
李慈铭性情
《孽海花》中，写到一位姓李的名士，“他是个当今老名士，年纪是三朝耆硕，文章为四海宗师。如今要收罗名士，收罗了他，就是擒贼擒王之意。这个老头儿相貌清癯，脾气古怪，谁不合了他意，不论在大庭广坐，也不管是名公巨卿，顿时瞪起一双谷秋眼，竖起三根晓星须，肆口谩骂，不留余地。其实性情直率，不过是个老孩儿……”书中名士为李纯客，是李慈铭门人曾朴以李氏为原型创作的。李慈铭，号莼客。纯客与莼客，谐音而已。
从曾朴的描述，可略知原型人物李慈铭的性情、名头。
李慈铭晚年画像
《清史稿》评李慈铭：“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在答友人书信《再复赵桐孙书》中，李慈铭如此描述自己所好：“弟少好词章，长喜考据，二十五岁以后，凡古今诗文集部概屏不观。”
李慈铭少时家里藏书颇丰，因此读了不少书，十余岁能诗能文，被称为越中俊才。但仕途并不如意，11次参加乡试，均落第。同治九年（1870），42岁的李慈铭方才中举。光绪六年（1880），52岁的李慈铭始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资郎；光绪十六年（1890），补山西道监察御史，对此，他叹道：“行年六十有二，始以正五品左转从五品，强号迁官，始具盥服，衰颓冠獬，潦倒乘骢，草创威仪，未曾上事，已欲倾家，亦可笑矣。”官员升迁后，考虑的是如何购置一套比较贵重的官服。李慈铭也不例外。
李慈铭时常嗟贫，却不大安贫厉节，即使收入不够开支，照样摆势子，家里仆役众多，窘迫时也“平均常常雇佣仆人三四人，女佣两人，更夫一名，厨师一名，车夫一名”。他还沉迷声色，纳有多妾，遣了又娶，却都无嗣，60岁时不得不从其三弟过继一子，嗣子即李僧喜，承侯为其字。
李慈铭有过约法七章：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识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但说一套，做又一套。年少时，即参与结社，在江南等地任职时，与文人名士交往颇勤。与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书信往来尤为密切。
李慈铭与李鸿章也颇为交好。光绪七年（1881）春，他专程去拜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临别之际，得到李鸿章一笔馈赠，此后又经李鸿章荐举，出任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按《清史稿》评述，李慈铭：“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但他得李鸿章助力，未曾恶语李合肥一句。二李交往，为时人亦为后人所议论。
喜臧否前人同流的李慈铭，对李贽、唐寅、祝允明、袁枚、赵翼等评价不高，却因暗恋表妹，时时效仿袁枚等人，作诗解怀，自嘲一段时期的诗作“半为美人香草之作”。
61岁时，李慈铭自嘲：“心犹五尺之童”。他有一幅晚年画像，白须白发，左手持一朵小兰花。可谓人老心不老。浙中多名士，譬如陈巨来，玩赏之心，如出一辙。
补记：
十余年前，赴京寻访安徽会馆，费时数日，在查寻史料过程中，发现晚清名士李慈铭与李鸿章有密切交往。安徽会馆由李鸿章兄弟于同治七年（1868）带头捐资修建，李慈铭曾与同好聚吟于安徽会馆中，并在馆中宴请过朝鲜使臣。
此后，又断断续续集得一点资料。
草灰蛇线，明明暗暗中归拢。
2016年初，友人推荐几本古人著作，竟发现这一系列文丛中，有李慈铭的一套三本《越缦堂诗文集》，心下大喜，当即与友人各购一套。转眼深秋，长假中又读几本写鲁迅先生的书，以他与《越缦堂日记》为题做些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