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难：贵州告急之三

扶贫这种革命任务，是不应该带任何疑问和犹豫的，食用菌扶贫更应该如此，但是，据说贵州某些地方出现了花钱难的问题，这当然属于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从内心说，我个人认为那些花钱难的地方，干部的良心要好些，不管来源如何，花钱这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乱花不仅不能实现目的，很可能南辕北辙。所有把扶贫说得轻而易举的人，如果不是太傻就是太坏。贫困是世界性难题，发达国家对于贫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解决，而采取增加基本社会保障的模式直接将贫困群体圈养了。中国能不能这样搞，我不敢说死，因为这个国家无耻的人太多，开豪车拿低保的大有人在，不久前，媒体披露全国取缔了一百多万“低保户”资格，所以这样搞的话，未必解决贫困，倒更加可能滋生腐败。但是，反过来，当前的扶贫政策就一定奏效么？更加是100%不行，在这场扶贫运动中能够彻底脱贫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人口。

明知道花钱不能解决问题，不乱花钱，这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人民利益至上的表现。而那些花钱大方的地方，结果都是必然要否定的，只是到了否定的时候，因为是集体行为而只能集体无视了。媒体被官方掌握的情况下，媒体信息都是有头无尾的，谁要敢追究往事的结局，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作为局外人，我们对于贵州未来只是看热闹的成分多，但看见大把民脂民膏毁于莽夫贪妇之手，要说无动于衷也难。回想到阜平那种水龙头坏了也找技术人员的“贫困户”，让我不对贵州的民风走向悲观也是没可能的。贵州虽然没有水龙头坏了都找技术员这样的事情，但不用脑种菇的“菇农”还是很普遍的，如果是部分人自愿搞菌业，倒是不用怀疑贵州人的智商不足，但现在的情况显然是动力不足，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智商只有反作用。

贵州人过去引以为傲的只有茅台酒和老干妈，现在多了个任正非，任正非的评价还不知道哪年才能盖棺论定，贵州不缺乏做事的人，缺乏做大事还头脑清醒的人，任正非和陶华碧、以及季克良，都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贵州虽然总是以贫困而著称，但贵州官员的贪腐却丝毫不亚于经济发达的省份。

有人花不出去钱，只能反衬另外一些人的花钱太随便。

贵州那些动辄上亿的食用菌项目，都是绝对不考虑产业最后要经历市场检验这个关卡的。通过扶贫把不计其数的公帑转移给某些企业老板，这场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运动的最低要求如果是能够造就几个有模有样的长久生存的企业，就算是功德无量了。可惜，在我的感觉里，这种希望都极其渺茫，因为大凡来拿这种钱的老板，都不是合格的资本家或企业家，而是狮子口和老虎牙。直接和间接接触下，我的感觉这些人不过是白手套居多，背后的事情都是你懂的，也都是天知道。

所以钱花不出去，其实是在守护公帑方面略略的比较有良心一些。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某些会议上，某些更大的官员对此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们的眼里，能花钱就是在干活。至于这个活干的最后结果会怎样，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贫困人口说了算，而是媒体说了算，是媒体后面的宣传部门选择性的让个别受益者“代表”说了算。就如食用菌产业扶贫的“先驱”河北阜平一样，而河北的某些专家还振振有词的说他在“干正经事”，我的批评是不干“正经事”。

迫不得已百度了一下这位专家，结果很不美妙，如果我真的要是扒拉扒拉他，那就是第二个甘炳成了。

我倒是很能理解为什么钱花不出去，如果以“食用菌产业扶贫”的题目，真的去走走看看，除非是瞎子或者装瞎，因为你是找不到一个例子的。极个别的有些经营得下去的企业，也不是产业扶贫，而是政策扶贫，比如一直补贴，其扶贫的焦点仍旧是政府给钱，这个钱给出去了是给了企业，这企业老板不太混账而且信用过得去，那么维持这种状况可以让部分“贫困人口”有点活干，有点钱收。至于是否符合脱贫标准，或者是不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就只能呵呵了。

如果深入了解，“产业扶贫”就是扯淡的，正常人做产业都不敢保证盈利，何况“贫困人口”？那么明明知道这钱花出去没有好结果，留着钱怎么就是错误呢？因为罪责是“扶贫工作不力”，不出力的看得见，出力瞎搞的看不见。

但是，只要上司说你扶贫不力，我的同情就没有任何作用，可怜这些地方官员，他们能不着急吗？就是真的稀里糊涂花出去了，难保将来不追责失败，同样也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这个急是真的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