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英国作家。1969年，德波顿出生于瑞士苏黎世，8岁就被送到伦敦上寄宿学校，四年后全家人移居伦敦。整个大学期间他主要依靠大学图书馆和附近一家书店，在那里他父母给他开了一个账户，随他自由买书。1991年，阿兰·德波顿发表处女作小说《爱情笔记》，1996年，完成《拥抱似水年华》；2000年，《哲学的慰藉》出版，运用欧洲哲学的智慧医治现代人的焦虑不安。《哲学的慰藉》针对六个不同的人生问题——与世不合、缺少钱财、受到挫折、被认为有缺陷、伤心、困难，提出解救之道，希望能在我们饱受痛苦时，慰藉我们的心理。
Sonata Op. 6/1 for piano four hands in C - 3 Presto Genova and Dimitrov Piano Duo - 克莱门蒂双钢琴奏鸣曲
Alain de Botton
魏韶华|绘
哲学的慰藉
伊壁鸠鲁说：“当来自欲望的痛苦解除时，简朴的菜肴和奢华的盛宴提供同样的愉悦。” 有一位哲学家，在那通常厌恶享乐、以艰苦自律的同行中是个异类。他似乎理解这种对享乐的向往，并愿有所帮助。他写道：“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伊壁鸠鲁于公元前341年生于靠近小亚细亚西岸、四季常青的萨摩斯岛。他很早就为哲学所吸引，十四岁长途跋涉，去听柏拉图学派的帕非勒和原子论哲学家瑙西芬的讲课。但是他对他们讲的很多都不同意，于是在不到三十岁时决心把他的思想整理成自己的人生哲学。据说他写了三百部书，题材无所不包：《论情爱》、《论音乐》、《论公平交易》、《论人生》（共四卷），以及《论自然》，不过在几世纪中由于一连串的灾难，几乎全部散失，结果他的哲学思想只能根据幸存的断篇残帙，加上后来的伊壁鸠鲁信徒的证言重新建立起来。他的哲学最显著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强调感官的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伊壁鸠鲁如是说。他只是肯定了许多人早已有的，而鲜为哲学所接受的想法。伊壁鸠鲁说：凡智慧所能能提供的、助人终身幸福的事物之中，友谊远超过一切。伊壁鸠鲁的住宅就像一个大家庭，但毫无阴沉、闭塞之气，有的只是同情和温馨。为了避免在自己不喜欢的人手下受喜怒无常的屈辱，他们辞去了雅典商业界的工作，开始一种可称为公社的生活，以简朴换取独立。他们钱少了，但从此不再需要听从那令人厌恶的上级的指示。生活简朴并不影响朋友们感到自己是有地位的人，因为他们同雅典世俗的价值观拉开距离，不以物质标准衡量自己。家徒四壁不必汗颜；黄金万两无可炫耀。很少有比思想更好的医治焦虑的良药了。如果能理性地思考生命有限的问题，就会意识到人一死，物我两忘，复归于无，“要到来时自然到来，为此而预先担忧是庸人自扰”。事先对永远不会经历的境界妄自惊扰是没有意义的。苏格拉底说：“我们不该那么在意群众如何谈论我们，应该在意的是专家在正义和非正义的事情上说些什么。”苏格拉底在七十岁时遭遇了一场风暴。三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认定他是一个怪诞的恶人。他们指责他不敬城邦之神，腐蚀了雅典的社会构成，唆使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辈。他们认为应该让他永远沉默，甚至杀死他。审判苏格拉底那天，陪审团有五百名公民。公诉人一开始就要他们把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哲学家当作一个不诚实的人。他上天入地刨根问底，他提出异端邪说，他善于用闪烁的辞藻让弱理战胜强理，他故意通过谈话腐蚀年轻人，对他们施加邪恶的影响。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其非凡的镇静自若流传后世。法庭给他机会当众放弃他的哲学，但是他选择了所信仰的真理而不肯随俗。根据柏拉图的叙述，他意气昂然对法官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官能健全，我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导，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所以，诸位先生，不论你们是否释放我，你们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虽百死而不悔。”我设法劝告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我将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汲汲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假如有人争辩说自己不是那种人，还是关心真理和灵魂的，那么我不会放他走或离他而去，而要对他进行盘问，让他经过考验……我将要对所有我遇到的人这样做，不论老、少、本邦人或是外邦人。现在轮到那五百名陪审员来决定了。他们经过简短的讨论后，二百二十人判定苏格拉底无罪，二百八十人认为有罪。苏格拉底自然也会承认我们有时可能是错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怀疑，但是他会提出一项至关重要的细节来改变我们对真理与孚众望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但是在放弃我们的立场之前先要审视一下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方法。我们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给予多少重视，应取决于他们的论证方法是否健全。塞内加：“我们无力改变事物的秩序，我们的灵魂必须将自己安适于自然的法则中，这是他们应该追随，服从的……你无法改善，最好是忍受。”挫折和冲突从我们还在襁褓中就开始了：发现自己够不着能满足欲望的东西，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总能如己之愿。而对塞内加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智慧，就是要学习如何避免用我们对挫折的反应来加剧这个世界的顽固性，这种反应包括盛怒、自怜、焦虑、怨恨、自以为是和偏执狂。哲学的任务是教会我们在愿望碰到现实的顽固之壁时，以最软的方式着陆。当然，如果我们对一切挫折逆来顺受的话，人类伟大的成就就不多了。所以，塞内加的智慧就在于正确地区分何处能够凭己意重塑现状，何处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必须泰然接受。公元62年2月里，塞内加碰到了一桩不可更改的现实。尼禄不再听他这位老导师的话，躲避他，而且任命了一名嗜血成性的行政长官，尼禄任着性子滥杀无辜和进行性虐待。塞内加意识到自己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就企图退出宫廷，住到罗马郊外的别墅中去过平静的日子。他两次提出辞职，尼禄两次拒绝，热情地拥抱他，发誓说他宁死也不离开他亲爱的导师。塞内加的阅历中没有任何事足以使他相信这种许诺。于是他求助于哲学。他不能逃脱尼禄，既然他不能改变，理性就叫他接受。在那几年难以忍受的日子里，他致力于研究自然，开始写一本关于大地和星球的书。他仰望苍穹和天上的星座，研究无边的大海和高山峻岭。他观察闪电，探索其成因。一个生命随时都可能被一名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的皇帝结束的人似乎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中得到极大的宽慰。在人类世界，我们相信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有希望，有忧虑。而海涛兀自拍岸，彗星兀自划过夜空，显然说明存在着完全漠视我们愿望的力量。塞内加第一次向尼禄递了辞呈之后就开始写关于自然的书。他获得了三年时间。然后，公元65年4月间皮索反对皇帝的阴谋败露了，一名百人队长受命来到哲学家的别墅。他对此是有准备的。上身袒露的妻子保丽娜和她的侍女们泣不成声，但是塞内加已经学会顺从地跟着车子走，没有抗议就割了手腕。正如他在马尔恰痛失爱子时劝过她的：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蒙田：“自知说了或做了蠢事，那不算什么，我们必须吸取的更加充分而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都是大笨蛋。”没有经过试验，最低等的农场牲畜也能胜过古代顶尖智者的超然物外的修养。希腊哲学家庇隆有一次乘船旅行遇到了大风暴。所有的乘客都惊慌失措，害怕那脆弱的船不堪汹涌怒潮一击。只有一名乘客没有失态，静静地坐在一角，表情泰然自若。那是一头猪。我们还敢说拥有理性的好处是为了缓解我们的苦难吗？我们把理性抬得那么高，并且据此认为自己可以君临万物之上。如果有了知识，我们失去了没有它反倒能够享受的宁静，有了知识，我们的生活状态还不如庇隆故事里的猪，那要知识作什么呢？思想是否给了我们任何值得感谢的东西，是大可质疑的。我们获得了反复无常、犹疑不决、怀疑、痛苦、迷信、焦虑、野心、贪婪、妒忌、艳羡、桀骜不驯、疯狂、食欲难填、战争、谎言、不忠、背后中伤人和猎奇。我们以公平、善于推理的理性以及判断和认知的能力而自豪，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过分也异乎寻常。自知说了或做了蠢事，那不算什么，我们必须吸取的更加充分而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都是大笨蛋。最大的笨蛋就是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竟会是笨蛋的人。对理性的错误自信就是产生白痴的源泉，同时，间接地，也产生缺陷。蒙田坐在他的画栋雕梁下勾画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承认我们离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以为的那种理性的、宁静的生物有多远。我们的心灵多半是歇斯底里、胡言乱语、粗鲁而躁动，相比之下，动物在许多方面显得是健康和美德的模范——对这一不幸的现实，哲学家是有责任反思的，而他们很少这样做。我们的生活部分是疯狂，部分是智慧。但是凡描写生活的人总是恭敬地对其中一大部分讳莫如深。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弱点，不再以自己并不掌握的本事自诩，那么——根据蒙田慷慨的、赎救哲学——我们以自己特有的半是聪明、半是笨蛋的方式，终究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程度。叔本华：“我们在婚姻中寻找的不是知性娱乐，而是生儿育女……（爱情的缺乏）意味着可能生出怪异、不快乐、渴望着自身和谐的人。”我们比鼹鼠总还有一项优势。我们同它们一样需要为生存而奋斗，为繁衍后代而求偶，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戏院、歌剧院和音乐厅，晚上睡在床上还能看小说、哲学书和史诗。艺术家和哲学家不仅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感受，而且以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尖锐和智慧表达我们的体验；他们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勾画出来，我们能认出是自己的，但是凭自己决不能理解得那么清楚。我们也许不得不继续挖地洞，但是通过创造性的作品，至少能获得片刻的顿悟，洞察我们的苦难，从而可以免于苦难带来的震惊、孤立之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艺术与哲学以其不同的方式把痛苦转化为知识。尼采：“从生命中获得极致的圆满和喜悦之秘密就是——生活在险境之中！把你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很少有哲学家推崇悲苦。按照传统的看法，智慧的生活总是与努力减轻苦难、焦虑、绝望、愤怒、自轻和痛心相联系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大多数哲学家从来都是“卷心菜头脑”，而“命中注定，我是第一个像样的人”，他于1888年略带尴尬地承认这一点，“我非常害怕有一天我将被宣布为圣灵”。在众多“卷心菜头脑”中惟有尼采遗世独立，意识到凡是谋求自我完成的人都应该欢迎各式各样的困难。尼采虽然按礼数给朋友寄去良好的祝愿，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对于我所关心的人，我祝愿他们受苦受难、孤寂凄凉、疾病缠身、受尽虐待、辈尝屈辱——我希望他们不得免于以下的体验：深刻的自轻自贱、缺乏自信的折磨、一败涂地的悲惨境地。如果宁愿减轻人类痛苦的程度，那么也必须降低人类享乐的能力。人的计划最圆满的完成看来是与某种程度的磨难分不开的，我们最大乐趣的源泉是与我们最大的痛苦别扭地联系在一起的：试看那些最优秀、最完善的个人和民族的历史，请问有哪一棵大树长到这样骄人的高度没有经过风霜雨雪；请问，厄运和外界的阻力，某种仇恨、妒忌、怀疑、顽强抵制、强硬反对、吝啬、暴力，难道不都是有利的条件，无此则任何伟大，即使是美德，也难以成长起来？
淡定与否终究取决于我们的期望高低：如果我们接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幸好人生路漫漫)，多数人既非大善也非大恶(我们自己也在其中)，人类社会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却还是挺了过来)，如果我们能让这些昭然若揭但却闪烁不定的想法在内心生根，则恐慌就没那么容易将我们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