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患了小儿麻痹…
我从瘟疫中死里复活
提起病毒瘟疫，让人胆颤心惊。2003年的非典肺炎，全国总动员众志成城，才消灭病源。今年的冠状病毒肺炎，又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劫难，但是有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有广大人民的支援，有无数的医务工作者奋战在一线，定会早灭病毒，迎来一个明媚的春天。
说起瘟疫，上了岁数的人都能忆起陈年往事，细数半天:哪一年哪一年有多少病死，又是哪一年哪一年有多少家遭难，有多少人身落残疾，有多少人以泪洗面。说着说着，老辈人泪水涟涟，忍不住地哀叹。当说起现在的党的领导，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他们的嘴里又是啧啧地称赞。
提起病毒瘟疫，我也是毛骨怵然。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麦苗青青，小草杂乱，父母亲随着生产队长(现在叫组长)下湖里麦田里锄草了(那时土地归集体所有，每个队为一个生产单位，统一干农活)。四岁多的我跟着姐姐在家玩，那时姐姐比我大三岁，我下面还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弟弟。姐姐抱不动我们，只是负责看守我们不要乱跑，不要玩火，不要玩水，怕出危险。我们只好坐在家门口的石板上玩石子，玩泥土，抹得土头土脸。饿了就啃凉馍夹盐豆，渴了就喝一口水，馋了就啃生白芋，辣萝卜，凑过半天。
到了中午，父母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了家里，发现我脸红脖子粗，高烧不退，浑身打颤，左腿不能站立。父亲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说，不像是感冒发热，也不像是太阳晒的，快送医院去。
那时的农家生活虽然没有什么好东西吃，但是喝着大秫面稀饭吃着白干面馍的我，却长得肥头大耳，透胖滚圆。父亲用他那矮小的身躯把我背在背上，母亲眼含焦急的泪水叮嘱姐姐，在家看好小三，我和你大（父亲的意思）上医院。
我们家离渔沟公社大医院有七里路远，父亲背着我，沿着田间小路一路小跑没停歇到了医院。放下我，父亲满头大汗。医生仔细检查一番后说，这不是发热感冒，先打几针试试，赶快转到徐州大医院去看看。
拿过药打好针后，父母亲眼巴巴地望着老医生乞求道:没有别的好药瞧(治)吗?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不知啥病无法诊断。
父母亲的神情顿时黯然，他们背起我默默地往家赶。哦，我勤劳善良，朴实忠厚，一辈子与黄土地打交道的父母亲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到了家里，累得气喘吁吁的父亲，匆匆地喝了点开水，吃过凉馍，就急忙去找生产队长想办法借点去徐州的钱。队长听说情况后，马上从队里公款中支出几十块钱，让我父母先用着，抓紧带我到徐州大医院去看看。
当天下午，生产队长安排好社员到麦田里继续锄草后，亲自陪着我们一起从渔沟汽车站，坐着两节车厢相连接的长途汽车，到达徐州九七部队医院。
医院的主治医生说:“这是一场疫病，叫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我国好多省份已经发生了，它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十岁以下的儿童容易传染，轻者致残，重者丧命。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治疗，防治疫苗还在研究阶段。你们先入院观察治疗，是好是坏，还要看各人的身体免疫力情况而定。”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周期，没有热了，扶起来左腿能站了，可是没有一点力气，持不上劲了。医生检查一番后说，这样效果不错了，没别的方法了，只有回家吃点药，按摩按摩，慢慢锻炼看看吧。
我们回到了家里，但救儿心切的父亲并没有轻易地放弃我，他四处打听何处何人能治此病，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去试试。
大队部卫生室的张大夫对我父亲说，好多孩子得了这种病，有的孩子不给治已经毁(死)了，要不然你再找人针灸试试，也许有效果呢。
于是，束手无策的父亲向亲邻借点钱，天天中午背着我，来回二十里，翻过坎坎坷坷的庆云山，到山那边的马山头庄老中医家去针灸。
我的左腿上从脚趾到大腿根每次都要扎密密麻麻，粗粗细细的银针一百多根，疼得我乱哭乱啕，疼得父亲泪流满面。没办法治呀，就这样日复一日，前前后后针灸了几个月，我的左腿终于有了点力气，可以独自蹒跚走路了…
回想那年的瘟疫，我的心至今颤颤巍巍，有多少个孩子不幸离世，又有多少孩子瘫痪卧床，又有多少孩子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我是不幸中的万幸一员，虽然左腿二级残疾，但总算把生命保全了。
就这样，我在病痛中长大，在磨难中自强，不顾世人的挖酷嘲弄，依然故我地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以诚实处世，我以善良待人，我以务实工作，我以感恩生活。
感谢我的父母给予我生命，历尽千辛万苦把我养大，教我成人。感谢我的兄弟姐妹，给予我亲情，处处关照我，让我快乐。感谢所有的医务人员，给予我精心医治，让我保住生命，感谢所有的好心人给予我援助，让我感到了人间温暖。
追忆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相信政府相信党，有了全国人民共同奋战，冠状病毒定能早除。
我祈祷，我期盼……
刘培银(似水流年)灵璧县渔沟镇庆云村人。1999年县进修学校中师毕业，曾任小学代课教师21年。在山西《学习报》，《安徽消费者报》《拂晓报》上发表过小说散文十多篇并获过奖。灵璧家园网优秀写手，现在嘉美特服饰公司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