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爹娘】老区来稿：我的红军奶奶
爹爹（方言，指爷爷）张天伟，1911年农历腊月初三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区联山乡张李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年２月参加大革命，曾任村赤卫队副队长、村苏维埃主席、乡苏维埃主席，1927年11月13日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随红军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到达会宁、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西南民族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副部级，于2015年6月5日14：30在成都华西医院辞世，享年105岁。
奶奶杨琴，原名杨在田，四川省通江县新场坝乡青树子河沟村人，1932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曾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担任护士，1937年1月入党，1939年8月在延安与爹爹张天伟结婚，战争年代曾多次受伤立功，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获得劳动模范称号，解放后随二野转战大西南，参与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创办筹建工作，任政治系主任，1992年9月16日在成都逝世，终年72岁。
永远的红军 难忘的奶奶
文 | 张龙源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2017年3月15日，在大别山映山红盛开的时节，我们敬爱的红军爹爹、奶奶回到了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故乡湖北省红安县，永远地安睡在稞子山下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
或许是心灵的感应，也是亲情的召唤，在爹爹奶奶即将回归故乡的那几个夜晚，我思绪万千、忧愁绵绵，怎么也难得入睡。
爹爹奶奶回来了，永久地回来了，可是他们却化作故乡的泥土，无声无息地永远永远地融进了大别山的红土地，与家乡的青山绿水共眠，我再也看不到爹爹奶奶了，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这是我心里永远的思念、永远的伤痛！
我久久地跪在爹爹奶奶的墓前。尽管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湿润的眼泪摧垮了我的意志和防线，从双眼中奔涌而出。我轻轻地呼唤着爹爹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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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爹爹奶奶的侄孙子，早年爹爹参加红军走了，国民党反动派便将我的亲爹爹（爷爷）张天旺抓起来捆在树上，用扁担暴打他的头部，逼迫他交出叔爹张天伟的去向，我爹爹宁死不屈，始终没说出一个字，最后扁担打断了，我爹爹也成了时好时坏的残疾人。在这样的身体状况和白色恐怖下，我爹爹还曾掩护过两位红军，为一个负伤的红军送饭10多天，解放后仍带着累累伤痕参加生产队劳动，在家庭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辛勤地抚养我们。
我出生于1963年，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恢复期，加之家庭由于母亲和爹爹常年抱病在身，家庭困难到已经揭不开锅了。由于没有营养，妈妈也没有奶水哺育我，奶奶在成都得知情况后，多次往老家寄“全脂奶粉”给我喝，直到我快两岁时。
我父亲跟我讲完这段故事后，我问：“为什么不再给我寄奶粉了？”
我父亲回答说：“奶奶家养了五儿五女，那时都在长身体，他们自己也吃不饱啊。”
事后我得知，远在成都的叔叔姑姑们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衣服往往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了老二穿，然后小的接着穿。周末放假了，叔叔姑姑还是去捡柴禾，搬砖瓦挣零用钱。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每年腊月二十五前，奶奶还会三十、二十元地往我们家寄钱，让我们过年有肉吃，帮我们渡过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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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1969年冬爹爹奶奶全家的合影照片，不仅有他们全家十二人，还有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爹爹奶奶在老家唯一的嫡亲侄儿，爹爹奶奶早已把我父亲当作他们的儿子了。
那年父亲在成都过完1970年的春节便要回家，奶奶给他买好回家的火车票，又买了些副食带回来，其中一块冰糖大约三四斤重。父亲回家后，把冰糖挂在客厅的楼板下面，引得我们直吞口水。
有一次，我对哥哥龙泉说：你想吃糖不？哥哥望了一眼悬挂在那里的冰糖说：我想吃又怕挨打。我说不要怕，我们少吃一点，父母不会发现的。然后，我找来叉棍，将那包冰糖取下，用菜刀剥下一砣又挂上，过了好多天见父母没有说什么，我们又如此如此一番……直到几个月后那砣冰糖不见了，父母也没有提及此事，这是我们童年的快乐。
1970年春节过后，奶奶来信给我父亲，说了些家常话之后，嘱咐我父亲一定要让娃娃上学，不要因为家里穷而荒废了我的学业。1972年下半年，奶奶又专题从成都寄来一包小人书，里面有《小号手》 《雷锋的故事》《鸡毛信》《王小二》《渔岛怒潮》等二十多本书——奶奶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还从精神上引导指点我们，哺育我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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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下旬，爹爹奶奶回到了故乡。虽然以前他们也回过几次，但唯有这次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次。
那次，爹爹奶奶谢绝了县委的接待，回到张李家湾住下。刚住下的第二天，奶奶便挨家挨户地走访，还不分昼夜地给乡亲们看病治病，直到把随身携带的药品用光，为几十个乡亲治好了病。
我的亲爹爹得了肩周炎，疼痛难受，每天晚饭后，她这个弟媳，便点燃艾灸，仔细地慢慢地给他灸熏、热敷，直到疼痛减轻。
由于家里穷营养不良，10岁的我不到一米高，头上长满虱子，衣服掉了几粒扣子，奶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个晴朗的冬日，我中午放学回家，奶奶便喊我过去，叫我脱光衣服，轻轻地把我放进盛满热水的澡盆里，用香皂不断地在我头上和身上搓洗……午饭后，一个清新的我高兴得像只小鸟，又跳又唱地去上学了。
又过了两天，一个傍晚，我放学回家，老远就闻到又香又甜的蒸馍味道，我放下书包跑进灶房，原来是奶奶在为我们做馍馍吃。闻着那飘香味道，我盯着尚未揭盖子的蒸笼不眨眼。奶奶一边叫我耐心等着，一边不停地往灶膛里加柴禾。不一会儿馍蒸好了，奶奶给我拿了两个。我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之后，又跑进灶房，望着热气腾腾的馍馍想吃却不敢开口。奶奶知道我的心思，又给了两个馍馍给我，并说：再没有了，你哥哥妹妹还没回来！
因为馍馍足有二两一个，奶奶以为我人小，四个馍头八两足以撑饱。没想到哥哥妹妹们回来后，大家吃饭时，我又跑过去抢了两个，拿起来就跑，吃完后才回家。事后，父亲告诉我，奶奶为了让你们吃饱，步行六公里到公社粮店去买的面粉，到家后才发现面粉不够，只好将蒸熟的红薯和在一起蒸给你们吃。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吃得最多最饱的一次，因而也成为我对奶奶最难忘的记忆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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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奶奶回过几次红安，我因为读书、当兵，在外工作，便再也没有见到奶奶了。
1992年9月20日，得知奶奶走了一周，当时交通不便又没有手机，我发电报到成都：“惊闻奶奶去世，特发唁电哀悼，大别山沉低首，倒水河泣断流……”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表达红安亲人对敬爱的奶奶无限哀思和怀念。
我有亲奶奶在我幼儿时代就走了，走得很远很远，杨琴奶奶是我的叔伯奶奶。她以老革命家的觉悟、以一个慈祥仁厚长者的亲情，又以一个亲奶奶的关爱，伴我走过了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影响着我的青年时代，指引着我的工作历程。
2017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