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估计没有不知道陈独秀其人。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发动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任总书记。
陈独秀，1879年生原名陈庆同，安徽安庆怀宁人，17岁中秀才，1914年始，根据家乡独秀山而更名。其实，陈独秀在书法上的造诣颇深，他是一位碑帖兼写、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其在书坛地位不亚于于右任、沈尹默、康有为等人。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他的行、草、篆、隶,皆能达信笔挥洒，并臻妙境，体现出了难得的艺术个性和浓郁的文人气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报刊一《向导》周报的报名两个字,就是陈独秀所题,其书清秀中透出一股英气，外秀中闪现出一缕内刚。我们今天所见的陈氏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其中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板铁琶，大江东去。正如那副著名的对子“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一样，录的是怀素《自叙帖》中的句子，写得颇也颠张醉素，奔蛇走虺。雷闪电掣之势，跃然纸上。据说此联为陈独秀于南京模范监狱中所书，那时在狱中他还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当场书赠刘海粟的。这两幅书法均写得结体开张，线条生辣，章法极具作者固有的率直豪迈个性，当然，也充分显示他书法上深厚的传统功力。要说陈独秀的放诞和率直的豪迈个性，有段笑话最能体现。冯友兰曾回忆说，他在北大毕业时师生一起照了张相，前排的老师中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给陈先生送去，他一看，说:
“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班长忍不住地说:“这是您的脚呀。”
陈独秀对于书法，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说：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对于书法艺术，陈独秀曾经这样论述道：现在存世的二王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谈到隶书，陈独秀则说：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陈独秀的书法，风格多样，与其治学鲜活独特的风格相一致，他的行、草、隶、篆样样可观，皆能纯熟自如并臻化境。不过其小篆第一，古隶次之。
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
二、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
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说，然后笔笔有字面小成矣。笔划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陈独秀有一位老朋友沈尹默，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书法大家。在他俩的交往中，陈独秀曾经两次批评沈升默的书法，说沈的书法俗而缺骨。朋友沈尹默把陈独秀的批评当做苦口良药，当做药石之言，潜下心来，深刻反省，从执笔改起，刻苦摹练，终于悟醒笔法，成为一代书法大师。从沈尹默的书法经历，也足以看出陈独秀先生的书法艺术造诣非同一般。经历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陈独秀晚年自南京出狱后，他谢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诱，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
陈独秀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尽管有很深造诣，但他从未将自己作为书法家来对待，也没有类似康有为晚年以写字为生的经历，即使晚年以文字研究为专业工作，也未曾将写字作为谋生的手段（凭名气和水平当时他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凡有人求书时，他总是满足求者的要求。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下狱，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曾请他写字，陈提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赠。据陈独秀当年的下属和朋友包惠僧回忆，陈还给一名侦缉队长写过字，内容为“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橫幅。包惠僧说，陈独秀能写好几种字体，看起来是相当挺秀的。包喜欢他的行草体和板桥体。包此语不假。陈独秀大幅传世作品数量不多，且多是应酬之作，而能够真正表现其书法水平的，应该是他的文稿和信札。其笔墨挥运恣肆率意，字势雄伟饱满，绝无纤弱之病，当是陈氏最真实自然的流露。
由此看来，无论在书法艺术的知识上，还是在书法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书法的实践上，陈独秀都称得上是我国近代书坛上的一位书法大家，只不过它的书法成就被他的惊人的政治光环在人生的大海中淹没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