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笔下的洛阳城

白居易出生在离河南洛阳不远的新郑，少年时期长期生活在洛阳附近。大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回洛阳定居，整个晚年时光都在洛阳度过。长期生活在履道坊的白居易，不吝在大量的诗歌中描绘洛阳的里坊风情，让我们透过他笔下里坊间的桥、门、楼、堂，得以明了些许由隋及唐的帝里格局，窥见中唐时期的家国风云。

骑游“天津桥”赏早春景致

洛阳城东逾涎水，南跨洛河，面对伊阙，西滨涧河，北依邙山。洛水自东向西，穿市街中央而过，河上有大大小小数座桥梁。架在洛水上最大的桥和宫城的南正门相连，叫“天津桥”。“天津”即天上疆界的港口，桥北与皇城的端门相应，桥南与长达十里的定鼎门大街相连，成为隋朝都城南北往来的通衢。在《早春晚归》一诗里，白居易详实描绘了自己在天色将晚之时骑马路过天津桥、金谷园一带所看到的早春景致：“晚归骑马过天津，沙白桥红返照新。草色连延多隙地，鼓声闲缓少忙人。还如南国饶沟水，不似西京足路尘。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无限春光里，诗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情境跃然纸上。

诗人的另一首《和友人洛中春感》：“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莫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晋代文豪石崇家有金谷园，以富丽著称，后世多以石家园指称富贵人家。“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窈娘堤。柳丝袅袅风缲出，草缕茸茸雨剪齐。报道前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在这首《天津桥》里，白居易将水月幻化为美人形象，且与地名恰相契合，让美景与美人融为一体，妙手天成。天津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开合桥，“天津晓月”亦是洛阳古八景之一。

定鼎门外午桥的游兴与离愁

定鼎门取名于“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以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史载周武王迁九鼎于洛阳，当时成周洛邑的南门之名即为定鼎门。隋炀帝迁都洛阳，成为第一个通过定鼎门的皇帝。定鼎门大街更是当时洛阳最重要的街道，权要和显贵也多聚于此。街宽百余米，长十里，两侧各有四行樱桃、石榴、榆树、柳树、槐柳，临街建筑一律为重檐格局且饰以丹粉。

定鼎门外有甘泉渠，渠上有午桥。“午桥碧草”则是“洛阳八小景”之一。午桥，在白居易的《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里，是终日宴游与唱和，是退隐者最闲散、最有趣味的生活方式。“二年花下为闲伴，一旦尊前弃老夫。西午桥街行怅望，南龙兴寺立踟蹰。洛城久住留情否，省骑重归称意无。出镇归朝但相访，此身应不离东都。”而在他的《送张常侍西归》里，午桥顿成“别桥”，满是离愁与怅惘。后来北宋张齐贤罢相归洛，得午桥庄，有池榭松竹之胜，每日与亲旧觞咏其间，意甚旷适。他写诗道：“午桥今得晋公庐，水竹烟花兴有余。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

午桥庄刚刚建好的绿野堂，白居易和刘禹锡皆有贺诗。“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白居易的这首《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让我们见识了他夸人的功夫确实了得。“位极却忘贵，功成欲爱闲。官名司管籥，心术去机关。”而刘禹锡在《奉和裴令公新成绿野堂即书》里对裴度的夸赞，悄无声息间也抒发了自己的胸臆。

履道坊是他陶冶诗文的“熔炉”

履道坊位于洛阳城外郭城的东南隅，占地17亩。引伊水自南入城的河渠，流经坊西、坊北，又向东流入伊水。坊间遍布水塘、竹林、杨柳、果园，风光秀丽，引人入胜。隋唐时期的皇亲国戚、达官贵族，有不少在此造府建园。

白居易晚年家居洛阳23年，加上27岁至33岁家居洛阳的7年时间，总计30年。对白居易来说，履道坊不仅是他与家人、友人同乐的家园，更是他陶冶诗文的“熔炉”与寄养精神的国土。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春，白居易宴请胡杲、吉玫等六位老友聚会履道坊自己家中，并赋《七老会诗》一首，记述此事：“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敝舍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且欢。”同年夏，白居易又与八位老人举行了一次“尚齿会”。此次聚会又增加了李元爽、禅僧如满两位老人。诗人在《九老图诗》中记曰：“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初秋，白居易逝世于洛阳履道坊。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白居易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里行间留下了太多关于唐代洛阳里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