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和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钟起源和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随着十五、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频繁交流，并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科技等各层面相互影响，开启了真正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自此之后，中国不断接受各种新观念和新事物，这些观念和事物也逐渐地改变中国社会原有的面貌。

在十六世纪中叶，历法年久失修是明朝政府的一大问题，而十六世纪末耶稣会士所传入的格雷哥里太阳历（Gregory calendar，由教宗Gregory XIII颁行于公元1582年，又称阳历、公历）则是解决此一问题的关键，此亦为欧洲科技成就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案例。即便如此，直到民国元年（1912）政府明令颁行阳历之前，中国社会一般使用的依然是传统的阴历，以十二时辰和更点制作为划分时间的单位，而非西式的小时（hour）。论者多推测中国时刻制度的转变与西洋钟表传入中国有关，惟此说至今仍未经过深入辨证；且西洋钟表虽早在十六世纪末便传入中国，但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却仅是上层阶级所专有的舶来品或装饰品，实用性质不高，故在逻辑上与此说颇有出入。

既是如此，那么从公元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将自鸣钟传入中国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为止，在这三百余年间，中国人的日常时间观与究竟经历过怎么样的转变，使民国元年时政府能够断然宣布改采太阳历为国历？而在这段过程中，钟表是否扮演着重要角色？

欧洲在十四世纪开始出现了机械时钟，取代先前长久以来所使用的日晷和滴漏，跟随着钟表技术的进展、重要零件的发明，欧洲的钟表开始透过贸易船队和传教士来到亚洲。

在中国，最早的自鸣钟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先引进澳门，再辗转进入内陆。澳门自嘉靖卅六年（1557）起为葡萄牙人租借之后，就成为了葡人在亚洲贸易和传教的基地，也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窗口。当时葡人所带来的西洋器物对中国人来说大多都是新奇的体验，其中又以自鸣钟最能引起兴趣。如王临亨（1548-1601）《粤剑编》写道：「澳中夷人有自然乐、自然漏。……自然漏以铜为之，于正午十二时下一筹，后每更一时，筹从中一响，十二食乃已」；清初屈大均（1630-1696）

《广东新语》称澳门「有自鸣钟、海洋全图、璇玑诸器」，且当地西洋人能造「月影海图、定时钟、指掌柜」；王士祯（1634-1711）《池北偶谈》亦记载澳门有「小自鸣钟、自行表，皆极工巧」。

现存文献中，第一位将自鸣钟传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当属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罗氏在万历八年（1580）来到澳门，并于万历十年（1582）被两广总督陈瑞召见，在得到进入内陆的许可后，罗便居住于两广总督府衙所在地肇庆，开始传教活动。在这之中，罗氏所携带的一座铜制自鸣钟却意外地成为耶稣会传教士打开中国大门的锁钥。正是因为陈瑞对自鸣钟的好奇，才使得罗明坚得以进入内陆，并进一步获得中国官员的好感及礼遇，展开了之后一连串的传教活动。

传教士们之所以选择以自鸣钟作为礼物，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观察到中国只有用水、火或沙子来测量时间的计时仪器，而这些都极为粗简，无法与欧洲时钟的精美和准确性相提并论；而「当时中国人还没有见过钟表，这是一种新奇而神秘的东西」。鉴于自鸣钟对中国人的吸引力，罗明坚希望能够通过进贡自鸣钟来接近中国皇帝。早在万历九年（1581）时就有一些广州官吏告诉他，最好能以教宗使节的名义去北京，并携带两只一大一小的豪华自鸣钟；之后罗氏又在万历十二年（1584）寄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再次要求作为供品的自鸣钟，希望借此要求中国皇帝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播福音。然而，随着罗明坚于万历十六年（1588）回国，这项计划亦为之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