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重走西迁路 重温光荣史
在20世纪30年代末，当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之际，又一支由竺可桢校长领导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也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浙江大学从1937年到1940年前后内迁四次，历程2600余公里。其出发点及行进路线与红军长征上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正是召开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而人们又把它称为“一支文军的长征”。浙江大学也因“文军长征”之名而载入中外高等教育史册。
——从杭州到建德
1937年11月，日军冲过了淞沪防线，杭州形势危急，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毅然决定搬迁。他认为，大学的内迁应该与当地的开发相结合。
为了学校搬迁，竺可桢费尽了心机。搬迁的线路、交通工具的筹借、师生的安全、课程的安排，等等，他都得考虑。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苏夫人会遭受盘问，甚至可能因国人的抗日情绪而构成威胁，于是他便向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朱家骅讨来一张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一律不得盘问检查。
浙江大学西迁的第一站，是距杭州120公里的浙江省建德县城。
——从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
浙大在建德两个月，日寇西渐。12月24日，杭州陷落，建德城内防空警报与日俱增。为防不测，浙江大学决定再次迁徙。竺可桢校长这次看中的临时校址是江西吉安。
从建德到吉安，行程752公里，浙江大学的师生却走了长长的25天。上万件图书仪器等校产在部分师生的押运下由30多艘民船运抵江西境内的玉山；师生及家属分别出发。师生们有的坐敞篷车，有的乘难民车，更多的则是步行，沿铁道线到浙江常山。此段往西铁路照常运行，师生们方得以乘车到达吉安。此时正值寒假，师生们却无心赋闲，照常借吉安中学的校舍上课，并举行了学期考试。
然而，吉安也非久留之地，在白鹭洲度过了一个寒假之后，浙江大学便继续南迁，来到泰和县城郊上田村。师生们十分注重竺校长提出“大学教育与内陆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在泰和，浙大师生为当地百姓做了几件大好事：泰和江水经常泛滥为患，竺先生就要求土木系师生帮助地方除害，在赣江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制服了；在泰和创办澄江学校，使浙大教工子女和当地百姓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开辟沙村垦殖场，组织流亡农民移垦荒田，等等。
——从泰和到广西宜山
1938年夏，日军占领九江，鄱阳湖两岸战事加剧。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给竺可桢发来指示：“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竺校长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泰和到安顺比到广西宜山要远三分之一路程。经过校委会讨论最后决定，浙大先迁宜山，今后视情况再看。
就在迁校繁忙之际，竺校长家发生不幸。竺校长的次子和夫人相继因病去世。但迁校大事难以耽搁，竺校长强忍悲痛，每天与迁校委员会一起筹措搬迁事务。
师生历时40天，步行千里，终于于10月下旬到达柳州西北80公里的宜山。浙江大学在到宜山后的两个月中有146名师生患病，去世的师生也为数不少。此间还经常遭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尽管如此，浙江大学的教学秩序依然。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宜山复课，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次年2月4日，竺可桢又向浙大师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此后，“求是”便成为浙江大学的校训。
在宜山期间，史地、化学、教育、园艺、农经等系的师生根据各自的特性，对宜山的地质、风物、人情、经济等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师生们还参加了村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的组织，并多次进行义演义卖，将义卖所得捐给国家的抗日工作。学生们还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参加救护、歌咏等抗日救亡活动。
——从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永兴
1939年11月中旬，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宜山形势吃紧。此前贵州省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劝竺校长将学校迁往遵义以东的湄潭。竺校长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立即迁校至贵州。
1940年5月，第一批浙大师生抵达湄潭。至1940年年底统计，浙江大学学生共有1305人，其中在遵义为680人，湄潭183人，永兴新生422人。
据介绍，物理系王淦昌教授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那篇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于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同样在湄潭的唐家祠堂，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1944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尔后又用两年时间搞清了这种现象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发表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在国际遗传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在遵义、湄潭7年是浙大科研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罗宗络、丰子恺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他们最主要的代表性论文也是在这里写成的，他们的第一代学生就是在那时养出来的。而在那个时候培养的1300多名浙大学生中，更不乏如李政道、谷超豪等这样的精英学子。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教师、学生中，日后有50多位专家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1989年8月，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的21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梁守槃、潘家铮、李竞雄三位院士曾就学遵义、湄潭；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王淦昌、程开甲都曾在湄潭教学。
可见，浙大文军长征，不仅在祖国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而且培养了一批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精英之才，创造了一批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中国西部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
（本报记者 朱振岳 通讯员 单泠） 2005年9月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