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苇岸

八十年代初，以白洋淀诗派为主体的现代诗已在青年人中广泛流传。暑假期间，我、马建国和另一位同学，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白洋淀游览。那时我们仅仅是站在诗的花园外面羡慕地向里张望而已。
当时的白洋淀意外地是干涸的，湖底呈现着原始草原般的荒芜与辽阔，我和那位同学在草丛中摔跤，马建国当裁判，但是不一会儿他就撇开我们，站到旁边的土堤上眺望去了，苇岸的笔名便是在习习的熏风中悄然生成的。
尽管这笔名含有“伟岸”的谐音，但在生活中，苇岸始终是一位谦卑的旁观者。命运将他安排在喧嚣的都市和宁静的田野之间的一座小城，给予他一个有着较多闲暇的教师职业，使他同日渐疯狂的时代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可以专心构筑自己精神的蜂巢，并不断加固它。
一旦需要对尘世的人或事作出反应，他那几乎转化为本能的原则便会顽强地显现出来，留下令一些人觉得亲切有趣，却令另一些人讥诮不屑的言辞和行为。按照大部分人的常识，某些词是用来在嘴里含一含的，将它们当作可食的东西吞下去，未免痴迂。
然而，即使不赞同他的人，也认为他的善良和执着是可信的，他是那种将自己无保留地服从于某种理念的人，他的肉体仅仅是理念的奴仆。他虽然较少介入社会生活，却不能自拔地沉陷于人类的整体生活当中。
对那些以整体方式发生的人类行为，比如盲目破坏和无度挥霍不可再生的地球资源，现代工商业对人的道德天性的损害等，他都会深切地感到痛苦。他因理念而与众多的人和事相抵触，却又顾忌不妥的言辞会伤害他人，多 以缄默回避冲突。
苇岸食素，他认为这习俗可以使人较少地具有侵略性，并使人与大地上的众多生灵保持互敬的关系。但在性好酒肉的友人面前，他则说自己食素是缘于体质和遗传，以免在强调自己信仰的同时，无意间具有了贬责友人的含义。
实际上，在他病重时，曾听从医生和友人的劝告，少量地摄入了一些肉食。为了这小小的妥协，他竟深深地愧悔，可见他是十分看重这个长期践行的习俗的。
苇岸游历很广，但大都在国土北部，他对北方大地怀着极深的眷恋，这或许与他生长在北方乡村的幼年经历有关。北方的辽阔、雄沉、苍凉和肃穆，不仅令他激动不已，也铸就他内在的精神气质。
他长期的精神父兄，是托尔斯泰和梭罗，一个以神祗般的胸襟包容人类的苦难，一个以苦行僧般的坚毅体验大自然的纯净。他们对苇岸的影响，不亚于北方大地对他的感染。在苇岸的心目中，他们的精神是像北方大地一样坚实，可以立足其上和可以依赖终生的。
都市对于苇岸，如同他精神上的郊外，每次进城都把日程安排得很满，逛书店、看展览、参观博物馆，然后在友人家中彻夜长谈，就像城里人偶尔到郊外恣肆放纵一般。除了文化和友人，都市对他毫无意义，他从骨子里睥睨那种“布尔乔亚”式的油滑与粗鄙。
与他同行是一件很累的事，如果不是太远，从城市的一处到另一处，他总坚持步行，这是他在多年游历中养成的习惯，也许带有征服的快感。他走起路来像一头鸵鸟，从容、惬意、步幅很大，且不知疲倦。他曾构思写一篇《徒步行走》的文章，从哲学和人本学的角度，阐述行走对于人类的美妙意义，却未来得及动笔。
苇岸的字一直保持着少年的原型，没有圆曲，没有潇洒的飞舞，全是长短不一的直线，我曾戏称它们就像许多柴棍拼成的篱笆。这篱笆自律着他的内心，抵御着外面凶悍的世界，也辟出一片淳朴明净的天地。
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他的文风几乎毫无改变，文中始终含着恬淡的诗意，充满虔敬与悲悯的温情（在较早的一篇评论中，我称他的散文“充满虔敬与悲悯的温情”，他十分认可）。
苇岸的写作很慢，很辛苦，往往每千字需耗时数周。每写一文，他都要查阅大量资料，以求精准完备。后来他终于对这种写法感到疲倦，有意向感性的方面扭转。《二十四节气》就是这个时期他的精彩构思之一。
每个节气当天的早晨，他都要到田野的同一地点，观察大地的细微变化，然后对现场图片和文字记录加以整理，逐一写出对它们的感悟。我感到这时苇岸的心灵和想象都骤然变得活跃起来，好像重新被母亲搂抱的孩子。
有时，他会把刚刚观察到的事情用电话告诉我。比如，他发现树上的鸟巢从高处移到伸手可及的枝头，他认为这意味着鸟类解除了对人类的戒备，不凡的迹象令他欣慰。
又比如，接连两个节气，他看到一位穿黑衣的老人站在地头念报纸，另两位老人坐在田埂上听着，他对此感到十分诧异，认为含有不祥的暗示。
不久，那暗示便真的应验了。一天夜里，我接到苇岸的电话。他以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