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边界:当代中国书画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趋向
在传统中国书画研究领域，人文与书画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就是在讲书画功用和文化性质。士大夫们相信书画作品和与书画相关的活动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移风易俗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是中国书画传统的文化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影响，中国书画研究中出现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更广阔的视角、更严密的逻辑、更宽泛的向度上去阐释中国美术史。中国书画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并逐步形成了研究和阐释中国美术史的全新领域。
传统中国书画研究既包括书画作品的品鉴和赏评，也包括书史、画史研究和阐释，二者并行不悖。其中，书画作品的品鉴又是传统中国书画研究的基础。书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神韵和笔墨情趣是传统中国书画欣赏和研究关注的重点，笔墨生动传神是传统书画品鉴的第一法则，也是书画家追求的至高境界。传统书画史家和评论家们从作品气韵和笔墨方面认真品鉴书画作品质量，并进行作品品次分类，如神品、妙品、能品和逸品等。优秀的书画家和优秀的书画作品会更受到书画评论家和书画史家的青睐。这些优秀的书画家们和书画的鉴赏者都是传统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垄断了与书画相关的话语权。这固然是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但对于中国书画与文化史之间所存在的可能性关联，传统中国书画研究的理路和观念并没有做出全面详备的阐释。
20世纪以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传统的影响，中国书画的传统研究逐步改变其路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美术史研究的理路正在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传统的书画研究模式。西方艺术史作为学院中的一门学科，奠基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国和奥地利，后因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促使重要学者播迁英、美，学科之建制包括研究对象、议题、方法与基本假设，也随之在英语世界生根发展。二战后的二十多年在美国的发展分为“形式主义”和“图象学”两大研究方向，或专注于艺术形式的剖析与各家各派风格谱系的建立，或致力于发掘可解释作品中人物或故事意义的文献资料。此二方向虽来自德奥传统中的风格分析与内容诠释，在其成为研究惯例后，艺术史就慢慢失去原有的冲力、创见与思辨性。于是，批评之声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汇聚，逐渐酿成艺术史研究第一次重大的转变，即社会艺术史（或称“新艺术史”）的兴起。社会艺术史将“社会”带入艺术史研究中，“艺术”不再是独立自主的范畴，而是社会脉络的一部分，艺术品也不仅是特出天才的杰作，更包括形式一再重复的商业作品。近十余年来所形成的第二波转变方兴未艾，然而，艺术史跨学科、议题化及理论化的倾向已十分清楚。在此思潮中，艺术品因内在质量而来的美学考虑更趋边缘化，各式物品与视觉媒材可依研究课题，混一讨论、不分品秩，也不须区别其质量的优劣；取代美学范畴而与艺术史相对话的，则是各式各样的文化议题与理论。艺术史与其它学科之间，也因“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崛起，首次出现广大的交界地带。艺术史研究中的文化议题大量涌现，“文化史研究”遂成为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王正华在《艺术史与文化史的交界：关于视觉文化研究》一文中也有论述。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进入信息时代以来，西方美术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及时和普遍，中外美术史界的互相交流日趋频繁。中国书画研究也逐步与海外美术史研究同步起来。显而易见，无论在方法论的运用还是在学科建制方面，中国书画研究自觉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理论和经验。中国书画研究的学者致力于中国书画的形式分析和各种相关文化议题的讨论和研究，而以书画品鉴为主的传统中国书画研究模式则日趋式微。最近几年来，跨学科的文化史研究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其中固然有学术研究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作为其背景，但是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似乎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一直以来着重强调人文因素的传统存在某种内在的契合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相对于其他美术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而言更加受到中国美术史家的青睐，其中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厚。
跨学科文化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书画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论。有关中国书画的各种研究议题在不断扩充，如关注书家和画家的生平和交游的社会学研究、艺术赞助研究、书画制度与机构研究等，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家们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议题。在中国书法史研究方面，出版于2006年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是一部有关书法社会史的研究著作。作者白谦慎不同于以往研究书法史的学者，他并不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借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的发展史角度，并从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情感出发，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在重新勾勒傅山的生活经验之际，作者不仅对中国书法史的这个转折，也对17世纪的中国文化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观照。在该书成书之前，2003年白谦慎在《傅山的交往与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中，利用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佚，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清初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些描述和分析将有助于人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白谦慎在另一部重要书法理论著作《与古为徒与娟娟发屋：关于中国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中致力于探讨书法经典何以成为书法经典的问题，并认为书法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作者以“娟娟发屋”为题引，讨论古与今的关系、名家书法与无名氏书刻的关系、财富与收藏的关系、学术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平民与精英的关系、经典化与修辞策略的关系。作者从清代以来的碑学观念切入，通过对“所有出土文字遗迹都是书法”这一逻辑的廓清，探讨了书法经典化过程中文化、心理、体制等多重原因。
著名美术史家巫鸿在中国美术史的文化史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00年以来，大陆出版了一系列他的著作，如《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考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以及《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等，均堪称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力作。巫鸿把中国美术放置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和研究，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做出了重要贡献。《礼仪中的美术》选择巫鸿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31篇论文，合编成集。该书中的论文围绕着“礼仪美术”（RitualArt）这一基本概念讨论了中国上古和中古美术中的多项艺术传统和形式，包括史前至三代的陶、玉和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佛教、道教美术的产生和初期的发展等。这些论文大量使用考古出土和传世文献的诸多证据，扩大了美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建筑、雕塑、画像和器物等各种视觉形象的组合以及与人类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有机联系。其分析的对象不再是孤立的物品和图像，而包括了对视觉环境的复原以及对艺术品的创作动因、社会环境、礼仪功能以及观者反应的考察。文章中的讨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除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还反思有关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有相当一部分论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特殊物质性和视觉传统，对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中西方学界中，这些文章对近年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已产生了重要影响。巫鸿新近出版的《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一书，不仅对于中国美术与视觉文化是一次富有雄心的思辨，对于全球语境下的艺术研究同样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
最近几年，大陆年轻的美术史学者在中国书画的文化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2008年，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关于文化史研究的专著，其中万木春的《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以明末文学家、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李日华（1565—1635）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味水轩日记》为主要文献史料，运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试图还原明末万历年间浙江嘉兴地区文人的书画鉴藏历史和文人与书画鉴藏相关生活情形。孔令伟所著《风尚与思潮：清末民国初中国美术史的流行观念》一书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构建清末民初的中国美术史观念。作者认为，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而从美术学学科内部来讲，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重温了深厚宏博的画论和诗学传统后，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追寻绘画的直观建构的方法。另外，梁超所著《时代与艺术：关于清末与民国“海派”艺术的社会学诠释》也是艺术史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优秀著作。
随着中国书画研究领域各种跨学科议题的不断涌现，有学者质疑以社会学和文化史的观念对艺术史的问题进行阐释是否能够有效解决中国书画自身的价值问题；部分艺术史家或忧心于传统中关于艺术品真伪判断、品质鉴赏和风格传承等问题将因之而隐晦不彰，或认为这种“视觉文化”未能正视艺术品在文化中与他种物品不同的特质，或质疑把以视觉为主的当代文化现象投射于19世纪以前或非西方文化的研究是否适当等等。因此，也有部分艺术史家提出美术史研究的边界问题，主张中国书画的研究应该着重关注书画本体问题，如作品的神韵和笔墨情趣，认为这才是中国书画研究的本分所在，而中国美术史研究外延无限的扩大超出了书画研究应有的边界，损害了对中国书画本质的研究和探讨。部分美术史学者主张与中国书画相关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应该归于美术史的外部研究或外围研究，与书画研究中之传统研究方式、美学探讨和形式结构风格研究等方法相区隔。针对这些对中国书画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的异议，有学者提出不妨借鉴一下美国的做法，美国艺术史研究已逐渐分化为学院学者与博物馆学者，后者围绕具体收藏品之真伪与风格的研究，有可能承继鉴赏学的传统，成为艺术史学界的基石。这或许可以补救艺术史研究中跨学科文化研究的不足。事实上，如何在所谓的中国书画研究的本体研究—如笔墨情趣和形式构图等诸多中国书画的内在因素—与书画之外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文化因素等外部因素之间构筑一架互通的桥梁，对当下的中国书画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我认为如果想要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既要依赖于研究者对中国书画笔墨与造型的敏锐洞察力，也必须依赖于其对于各种文化史因素的深入探讨和逻辑分析，这样才会有互通的可能和阐释的合理性。
不可否认，中国书画的研究者因应西方学术潮流，拿来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路，已经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中国书画研究作为新的艺术史学科也正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和学院中逐步确立起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反对西方艺术史理论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运用；就我个人而言，也并不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实际存在着一个内部研究与外围研究的边界—所谓的边界只不过是具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的问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超越这些所谓内与外的边界羁绊，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去融合贯通，这对我们当下中国书画研究更有益处。然而，须清醒认识到以书画品评鉴赏为基础的传统书学和画学研究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社会人文环境的改变，对于我们保持这种书画品鉴传统的努力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如何在保持传统书画品鉴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文化史研究是中国美术史学者们应该优先思考的问题。如果书画品鉴不存在了，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书画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