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前途展望
领导者都能考虑清楚世界人生的整体性吗？显然不能，不然就没有思想家和哲学家什么事儿了。
如果定义领导者的思想境界属懵懂地坐井观天，我们自然会发现，在盲目的政治活动中，群众的坐井观天层次比领导者更低。
如果专业思想者的坐井观天层次比传统领导者要高，那么从道理上讲，思想者应该如柏拉图设想的那样，当政治的领导者，实际根本不能，说明专业思想者的逻辑层次虽高，但依然是在坐井观天。
因为思想者之间不同逻辑层次差异的不得主动调和，所以实质内耗了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领导力，这种内耗于哲学、于人类文明是绝对影响，因为人类文明相对于自然文明而言，是主观的……
比较而言，东方文明中古往今来实现思想圆融者众，而西方文明从不见有实现终极哲学化之人，而我之所以要主动追求哲学常识化，就是要尝试综合运用东西方文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哲学化修行做常识化解读，因为只有常识化的哲学才能确保未来之人都能超然地活——集体共享喜乐而无视一切必然的人生之苦——只有这样才不会再有人愿意主动欺负人，人类始得实现终极和谐。显然，东方的思想家和西方哲学家的逻辑分析能力止步于人类的集体超然……
为了确保说理的普世性，我主动引入了注定充满争议的“哲学化修行”这个词，因为这其中有东西方哲学的现实对立——占据哲学主导权的西方文化，一方面不承认擅长知行合一的东方文明有完备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在自家文明中将修行与哲学化认知分离于专业哲学和宗教人生两个相对孤立的领域。
从宏观的角度看，区别于东方社会的整体知行合一式修行，西方社会的修行只属于宗教人士，哲学专业人士自觉有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因而不屑于与宗教为伍，但他们又可以是宗教信徒。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哲学家们可以有思想自由，却无奈于宗教人生，因为宗教的上层活动是哲学思想触及不动的。因此，西方哲学惯于借助神让自己先天分裂的思想在虔诚中获得自圆其说，这样的逻辑，看似圆满，实则尽是与虎谋皮的自欺欺人而浑然不觉。
可见西方哲学的逻辑天花板之牢，说明西方哲学因画地为牢而太过狭隘，与狭义哲学同义，东方哲学在形上之余又注重现实地指导行动，所以虽然缺失专业性，但广义特色明显，只有东西方哲学互补融合，哲学的整体特色才能圆满显现。
因为没有话语权，东方文化因西方哲学的强力入侵而开始呈现模棱两可的分裂状态，因为不分裂之前的东方文化——以中印文化为代表——强调文化即修行，而且修行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所不得不承认的伦理哲学主导的那部分传统文化，所以东方文化注重知行合一，也就是哲学思辨与人生修行一体于心。
比较而言，西方文化将哲学与修行分立，实际上是政治与宗教关系暧昧妥协的结果，在两个既得利益集团各执一端、互为犄角的相安无事中，结果必然导致政治和教育成为特权阶层的专利，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特权阶级就成为永远横亘在上帝与平民之间的中介，可以永远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则就是鱼肉百姓。
虽然在近现代历经民主革命的冲击，但西方世界的这种一贯的文明尴尬至今依然保持不变——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依然在现实地割裂西方的社会族群，教育依然是稀缺资源——在表面化的买卖公平现象背后，购买选票能力和购买教育能力固化现象严重，依然是西方社会富贵与贫穷潜在分野的直接标志。
这种文明现状，直接违背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初衷，这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被某种势力窃取了。正是这样的文化特质赋予了西方文明永恒的内在分裂——不信神的唯物主义者从来都在与唯心主义做不懈的斗争，无奈即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对此束手无策。
显然，除了上帝之外，西方哲学一直缺乏一个清晰的哲学整体性概念。只要找不到上帝之外的那个真正整体性，无论西方科学怎么昌明，西方社会都拿上帝这个变态存在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无法帮助西方文明自圆其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原生地之外寻求庇护。
因为西方人至今仍大多集体跪拜在上帝脚下，所以只要上帝不得消失，西方文明永远难以自圆其说，尤其不能自圆其说于整个人类文明。
反过来再看东方文明，天人合一的文化根基一直赋予了中华文明在文化意义上的人神平等地位，中国人甚至相信，只要修炼得法，人人可以成仙得道，所以中国有穷文富武现象，因而科举制度一直能起到打破阶级关系固化的积极作用，而西方社会在近现代才在自己的官僚体系中推行这一套，用新政治贵族取代旧政治贵族，并美其名曰民主选举。
因为文化内核处的人神平等关系，中国传统政治一直受文化绑架而强调用德治以怀柔天下，所以在怀柔不得持久的间隙，政治生态一旦被破坏，中国农民总有人可以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先例，通过揭竿而起占据政治顶峰。历次社会整体剧变后，新的中央政府都会给农民分地，是中国政治传统特有的禀赋。
中华文明的上述特色文化一以贯之至今，这其中的人性化成份在西方文明的今天一样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西方政治至今信奉政治无道德，这意味着在政治灾难面前，政府对民众不负任何义务，民众只能自生自灭。为什么？因为如土地一样重要的财产在西方世界的私有属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文化的根深蒂固就是西方文明的劣根性——西方政治在上帝的纵容下，一贯只赤裸裸地保护既得利益者。
相比于西方民众自得于形式民主的“先进”，中华文明在精神内核处确保人神平等还有另一例证——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就是为了对抗以神为名固化阶级关系的婆罗门教而产生，遗憾的是，受制于政治主导的文明局限不除，佛教只能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在被清除出原生地后，委身并融入于中华文明。
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思想均能无障碍地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世人必须从中挖掘出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和蕴育这种走向的文化根基，那就是我一贯强调的道思想与道文化当中蕴含的哲学整体性，正是这个强调阴阳合一的道字，让中华文明在一贯的自圆其说中一贯雄据人类文明一端，直到永恒。在整合中挖掘清楚道的全部内涵，是新哲学家和新思想家复兴哲学与思想的历史任务。
西方文明虽然野蛮地打开了旧中国的国门，但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华道文化有机会在复兴后向全世界传播，因为我们的旧文化系统一样有不可自主克服的政治局限——一贯对忠君爱民政治传统期待太高，所以导致在旧文明格局下根本无法自主摆脱阶级压迫关系的合理存在——必须仰仗野蛮文明入侵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外部思想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阶级压迫关系怎么能是合理存在呢？！这时就可以显示西方哲学的优势了，因为他们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命题，一旦抛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文明一直存在无法自主克服的先天局限，这自然会让阶级剥削在事实和不成熟的理论上变得看似天然合理。
提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静态、保守的哲学命题者很有智慧，当他把这种命题反过来说时，“合理的也是存在的”这个动态革命性命题便跃然纸上，它可以帮我们发现，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历史的维度内证明伪哲学的大量存在，是逻辑分析能力的普遍不足导致思想洁癖横行于世，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认清并主动革除一切不合理的思想洁癖来推动人类文明的更快进步。
只有清晰的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意识，才能帮我们更好地发现和突破旧哲学的传统局限——西方哲学是说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因为懂得了一点儿哲学专业知识，就开始盲目否定历史和当下的一切不完美，从而无可救药地对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求全责备——旧剥削阶级需要这样的哲学搅混水，从而让民众因不辨东西而无所措手足，但常识化的哲学将帮所有人建立起清楚的逻辑思辨能力，人类文明注定因此而终极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