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2期A || 匡燮：《蛮荒时代》5市井人物（上）静华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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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的时候你刚坐下，趁着乱，身旁就会坐下一个妖艳的女人，拿出一支烟，点着了，吸一口，嘴里吐出一个烟圈儿来，在你眼前飘散着，如果你会意了，也点着一支烟，吸一口，吐出一条烟线去，这烟线刚好穿进烟圈里，两个人便对上暗号了，于是，这女人站起身来向外走，男人跟着就出去了，听得我云里雾里，不明白其中玄机。但剧场的戏已经开始，锣鼓家伙骤然响起，半条街上都听得清清楚楚。
文：匡燮
导语：轩诚
诵读：静华
《我与世界》第二部
《蛮荒时代》（四）市井人物（上）
我两个叔父所从事的镶牙技艺，现在早已从属医疗工作了，但在我刚到渭南的一九五三年前后，却属手工业，身份是小手工业者。一九五六年实行公私合营，由农村合作化运动催着，口号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几家个体镶牙所，就实行了联营。过了一段时间，又成立了城关镇医院，地址在老城，镶牙业并入医院，从此，镶牙的小手工业者，正式成为了医务工作人员。
但不知什么原因，参加城关镇医院的是三叔和三婶，二叔二婶好像在联营阶段，又退出单干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二叔去世，二婶依旧单干。二婶叫夏秀芳，镶牙所就叫“夏秀芳镶牙所”。
本来，在镶牙这个行当里，三叔手艺最好。他自己没上几天学，却喜欢钻研。我刚来渭南那阵儿，记得三叔曾在夜里，壮着胆，来到郊外的乱坟岗，拾了个完整的人頭骨，用开水煮了消毒，放在桌上，看着它，来研究各个牙齿的位置，查看拔牙，注射麻醉药，行针的骨槽。三叔是同行中最先掌握拔牙麻醉技术的。二叔是跟三叔学的手，二婶又是跟二叔学的手。手艺就都不如三叔的精熟。
可自从二婶挂出“夏秀芳镶牙所”的招牌后，却声名鹊起，以至名声大振，满渭南的人都知道了有个“夏秀芳镶牙所”。镶牙所开在大街上，镶牙的人找到大街上，镶牙所开在背巷里，镶牙的人寻到背巷里。
许多年后，二婶的大儿媳妇、三儿子孝昂弟，小儿子冬昂弟，后来都学了镶牙。孝昂弟是三叔的徒弟，当年还在西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牙科进修过，技术相当不错，但他们的名气都不能超过二婶，甚至后来，三叔的名气也不如二婶大了。尽管有时候，难做的活，二婶还须请三叔帮忙。三叔看到二叔去世后，二婶撑起了这个家，把一大群孩子逐渐养大，心里自是欣慰。但一说到二婶的手艺，还是笑笑说：“那手艺，也能哄人。”其实，二婶连自己也说不清为啥会这样出名：“谁知道呢，你三叔手艺那样好，可人家都来找我。”毎当说这话时，二婶就笑得很开心。
如今想来，三叔手艺再好，是早早就没有招牌了，二婶却是在大家都没有招牌的时候，反打出了自己的招牌，就格外的醒目起来。用今天市场经济的观点看，说不定也是个体私营的魅力所在。我的弟弟们若能一直沿用着二婶的这块金字招牌的话，说不定“夏秀芳镶牙所”，还真能变成“中华老字号”哩。仅供一笑。
这些都是闲话。
且说，一开始，镶牙的这种行当，既属于小手工行业，二叔和三叔的镶牙所隔壁就都是做小手工业生意的，像隔壁的洋铁铺，整天敲敲打打的，是真正的手工活儿。
洋铁铺的材料是一张张像过去铜板那样的厚铁皮，起明发亮，铁皮上有密密麻麻锻打出来的花纹，如同炸开的一朵朵冰花。每张铁皮有一张席那么大。大家都把这样的铁皮叫洋铁皮。但这种货很普通，肯定不是进口的，至于为什么叫洋铁皮？或者大概也和过去人们把火柴叫洋火，把煤油叫洋油同样是遗传的一种时尚吧。用这样的铁皮，很多种容器都能做。叔父隔壁的这两家洋铁铺，主要是做桶。铺子都是两间门面，铺板门，屋里很宽绰，地上随意放着一两张铁皮，几个粗糙的小木凳，每个木凳旁有个小木墩，木墩子上一律安着个丁字形一尺来高的铁架子。做桶時，就把剪好的铁皮，放在丁字形铁架上，用一块扁方的木头敲打，一下一下，“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很有节奏地敲打，直到敲出一个桶的形状来。
整天听到的就是这种敲打声，听久了，便不觉得吵，还觉得是种打击乐呢。
这两家洋铁铺的掌柜和伙计，都是河南怀庆府人。当时在渭南，一是开碎货铺的，一是开洋铁铺的，还有修钢笔的，多一半都是怀庆府的。
开碎货铺和修钢笔的，衣帽鲜洁，眉飞目动，人都显着很精明的样子。不是怀庆府的河南人看了，都叫这种精明人“怀串儿”，有种不太恭敬的意思在里边。
开洋铁铺的这两家，无论掌柜还是徒弟，却憨厚老诚。灰暗衣服，筋骨身板，面目皱巴着，不干活也多半低头顺眼地看着地面，仿佛他们始终都在思谋着如何裁料，如何敲制似的。我在不上学的时候，时常过到洋铁铺这边来看他们干活。他们很少和我言语，总是曲背在丁字铁架上不停的敲打，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这样，为邻多年，都未能把他们的姓名留在记忆里。
有印象的，只有二叔隔边洋铁铺掌柜的外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西安某信箱工厂当工人，文革武斗，到他舅舅这儿来躲闲，我也因学校武斗回家。两人闲聊，知道他舅家是陈氏太极拳的发源地河南温县陈家沟人，不记得他是不是说他是跟陈家沟的一位老太太学的太极拳，还是跟别人学的，只记得他说这位老太太的功夫十分了得，说她快死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有人想试试老太太还有没有功力，但这人刚一接触，老太太肚子一鼓，那人立即飞出了一丈多远，说得神乎其神。他还对我说过，陈氏太极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可惜我只向他学得了一半拳架，他就回工厂去了。我独自练了一阵，因缺乏指导，也就渐渐废了。
三叔镶牙所的西隔壁是个画像社，掌柜的姓孙，五十多岁，好像也是河南某地方人，据说旧社会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连长之类的低级军官。解放后，在渭南开了这个画像馆，长脸，高个儿，自己专门搞烙画，用小烙铁，烧热了，像画笔一样在木板上烙出画来，和我二、三叔关系很好，家里都挂有他送的作品。
我叫他孙伯。孙伯的女儿小莉也会烙画，小姑娘个子不高，生得娇媚可爱，后来，与我孝昂弟结了婚，生一女，再后，因种种外力干预，二人离异，各自成家去了。
孙伯有个大徒弟，姓张，名春智，渭南塬上人，农家子弟，绘事十分刻苦，除画像业务外，日夜临摹古画。春智与我一度交善，我有空就到他房子看他作画。他为人耿直，一说话就瞪着圆眼。我曾写过十多篇短篇小说，装订成册，名为《红烛试燃》，封面就是春智为我设计的，画一支红烛在上面，素底红烛，十分醒目。此册文革中丢失了，从此，我也与春智再没见过面，听说后来，他成了渭南的著名画家。他长我数岁，想来如今早已是老人了。
三叔的镶牙所在公私合营前，地址基本没变过，除两隔壁一家洋铁铺，一家画像馆外，，街对面还有家新华书店，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
书店里从来没有断过前来看书、买书的人。我不买书，只拿起一本站着看。记得有一次，翻看《红楼梦》，看到对贾宝玉的一段描写，一下被吸引了，就背上几句，马上跑回去，抄在本子上，如是者多次，一整段描写也就背会抄完了。
当时，大概我已从东关小学考上了附近的北塘小学，离家近，放学后有了许多多余时间。在书店里，我看书的地方，就靠着开票的桌子，负责开票的是位中年人，三十来岁，白白净净，见我这样，也不阻拦，只是斜一眼，不动声色地又招呼别人买书去了，一任我跑进跑出的好多趟。大概他是认出我是对面镶牙所的学生了吧。但无论如何，回想起来，至今我都感激他。
两位叔父的镶牙所都在渭南西关大街的中段上。这一带，有全县唯一的电影院、最大的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南塘和北塘小学，地委机关也在这儿，是当年最繁华的地段。三叔的镶牙所，一直在新华书店对面，二叔的镶牙所搬过三次，搬来搬去，也始终还在这一地段上。
干镶牙这一行，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属小手工业，但毕竟与别种小手工业不同，是与人的口腔打交道的细活。在那时人的认识里，镶牙，照相，修表属同一类型，在小手艺人中，是文明和讲究一些的。所以，照相和镶牙的门面都是落地玻璃窗和玻璃门。照相的橱窗里摆着放大了的照片，镶牙的橱窗里摆着做好的全口牙，这往往是主人手艺精湛的展示，当然，也是一种实物招牌和广告。修表的一般不自己单独开门面，通常是借照相舘的地方，在橱窗后摆张桌子就行了，却从未见过修表的在镶牙所借地方的。
记得，上小学，二叔的镶牙所在西关中段靠西一点，路北。上初中，镶牙所又在中段靠东的南塘西侧，路南。上了高中，镶牙所又搬到原先的地方附近，不在路北了，在路南。总之，二叔镶牙所的三次搬迁，都在电影院的东西两边移动。
电影院也是个巷子，是有电影院后，新建的，与其他老巷子相比，宽些，直些，也整齐些，二层的安架房，一般高低，下层是门面，上层住人，后边还有个小院。巷子两边都是卖糖果的小铺，铺板门，糖果摊伸出在房檐下。
电影院做这种小生意的也都是河南人。渭南在陇海铁路线上，河南人特别多，都是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下苦人，但却也还有些有文化的人杂于其中。
二叔和三叔有个朋友，姓范，我叫他范伯，家住北塘巷，以拉架子车为生，五短身材，方头虎脑，夏天，穿件家做的无袖背褡，是前后两块粗布，腋下用几道布条连着，前边两个口袋。下身是条大裆裤衩，都是家织布的土白颜色，露着两臂肌肉和小腿肚十分粗壮，一付下苦人的典型形象。然而，这范伯却是个装了一肚子墨水的文化人。二叔、三叔写什么材料都请他代笔，书法也好，时不时在道林纸上写一句名言警句送给二叔和三叔，贴在镶牙所墙上。
但渭南真正有名的书法家，还是何爷。二叔和三叔的招牌以及价目表之类都是请何爷写，很少麻烦范伯的。
关于何爷，我在《留在小城的梦》一书中已有介绍，且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提及。我少年习书，除爷爷外，何爷是我正式的第一位书法老师。其实，我并未真正的磕头拜师。据说，何爷早年是渭南著名商号“集泰祥”的学徒，后来做到了襄理，是商号的第三把手。他曾向我说过他当学徒时，练习书法的情景，说掌柜的对学徒甚严，除了学习生意外，每天打烊后的基本功课就是两门，一是打算盘，一是临帖习字，十数年间，寒暑不辍。我到渭南时，何爷早已退休养老，他在北塘巷内置有一所房产，独门小院，三间二层上房，他老伴我叫何奶，是家庭妇女，一位拙于言语，很是祥和的老太太。何爷有几个子女，另有他居，我只见过他的一个儿子，好像是老大，与二老同住，老老诚诚的，但何爷经常骂他。
何爷晚年，体格略胖，胸前一把白须，手拄文明棍，经常到二叔和三叔的镶牙所闲坐。文革前，我三叔在电影院买了一套房子住家，何爷差不多天天都到三叔家来。
何爷的书法，早年习欧，中年习颜，晚年尤喜天津华世奎，曾藏有一整套华世奎大小双烈女碑拓片，装订成册，视为珍宝。有一次，他带着那本大《双烈女碑》帖，来到三叔家，要我当面临写。我一直临欧，不谙颜体，但只临得一字，他便赞道：“中，中，像是临这帖的料儿。”又道：“这本帖是我早年花二十块大洋买的，现在送给你，你好好临吧。”
因当时年幼无知，不喜颜体的太过敦厚，更不喜华世奎这种将颜体的刚烈几乎强调到极致的地步。但何爷盛情难却，也只好应承了下来。
第二天，何爷又把小《双烈女碑》帖也送给了我，我又接住了。这一接不打紧，从此，我就改临了双烈女，一临十年，竟几乎无一日断过，后来，我曾买过本华氏大字帖，看到华氏颜体并非字字斩钉截铁的果敢与刚烈，亦有种别样的柔美于其中，方悟《双烈女碑》所以一味刚烈者，乃华氏极赞烈女之烈者也。于是，受益匪浅，在之后的习书中，尽管偏喜二王、赵体的逸迈风流及汉隶、魏碑的古茂丰沛，然无论如何，行笔运腕间的一种勃然之气，是再也回避不了的，便深深感激起何爷当年教我书法的用心良苦来。
还有王爷，我在《留在小城的梦》里，亦有较多说及，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与何爷相比，王爷的胡须则另具一格。何爷是颌下一把白须，而王爷的胡须尚黑，却像画上的关公那样，颌下与两颊上三缕长髯，飘在胸前。他是正骨、按摩大夫，自己开着个私人诊所，性子也没有何爷的急，始终不紧不慢的给病人一种信任和安全。为了工作方便，他在给病人治疗时，便用黑胡套把飘在胸前的长髯装起来，闲暇了，才将胡套取下，一边与人闲谈，一边慢悠悠的用手指理着胡须。
我爷爷也是一把雪白胡须。这三位老人在一起，王爷最胖，腆着肚子，长髯搁在肚子上，何爷次之，脸色丰润，爷爷最瘦，面目清癯，让人觉得他们便是隐于市缠中的神仙一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