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你在哪里？

序：听老茶客讲老成都

文 / 悦竹

老成都隐身在
那股被灶烟熏暗的乡愁里
老茶客说，
城墙像砌在桌上的四行麻将
轻轻一推就倒了
从此城门在虚无中开阖
成为回溯往事的一条密道

那时的成都妖冶青葱
城楼高耸，再没有比它更高的建筑了
但它绝不垄断阳光
印着车辙的小巷
人们信步而行脚踏实地
城隍庙的香火经年不息
皇城坝古意阑珊
像一部黑白默片
高一声、低一声
小贩的吆喝有板有眼
拿捏得像川剧的高腔
茶铺里炉火正熊
铁壶吱吱冒烟，水气缭绕
一碗碗的盖碗茶
洗濯着寡淡的肠胃
川戏院子里好戏连台
闲适的班主望了望天色
手摇蒲扇，说，生意就要秋了。

老茶客说，
那时的时间很慢
城很小
白天是白天，夜是夜
那时不怀念过去
只盼望未来

注：送仙桥喝茶，我经常找一些老先生聊老成都。言者与听者通常都是有深切的缅怀，也有顿胸捶足的激愤。我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对老成都的破坏，痛切于心。这一百年的成都，没有毁于川内军阀混战，没有毁于二战日本的炮火，却在“破旧迎新”的运动以及高歌猛进的发展中花果飘零，丰神情韵消磨殆尽。成都市内已经没有多少文物古迹，高密度的楼宇也已经让成都并不那么宜居。我跟成都的老先生一样怀念那个一碗碗盖碗茶滋润下的老成都，下面向大家推荐殷明辉先生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成都，你在哪里？》，与大家分享，文章比较长，欢迎有耐心的朋友阅读。

锦江畔的望江楼，1926年摄

成都，你在哪里？

　　 文 / 殷明辉 

成都，你在哪里？我多次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别人，也问自己。但要想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解释明白却又感到颇不容易。有人说，你常年居住的那个地方，你现在站立的那片土地不就是成都么，这还需用问来问去的吗？

假如这就是标准答案的话，未免太简单化了。确乎如此，我常年居住的这个地方，我现在站立的这片土地就是成都。然而，我认为这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成都，而非实质意义上的成都。什么是实质意义上的成都呢？那就是具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有着2300多年建城历史，有着千条以上的街衢闾巷，有着百余座寺庙，而与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同享华夏七大古都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古往今来，从这里跨进来走出去的硕学通儒、骚人墨客多不胜举，他们挥动如椽之笔，给这片膏腴之地留下无数大气磅礴、天机云锦般的文化遗产，使成都修声远播，名著寰区。

贏得洛阳纸贵盛誉的大文豪左思对成都推崇备至，他在《蜀都赋》中写道：“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掩蔼焉……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玄服靓装……”。

李太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其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杜甫《成都府》：“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晚唐诗人雍陶曾用这样的诗句赞美成都：“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唐人卢求《成都记·序》谓：“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弦歌舞之侈，技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妙要，揚不足侔其半”。陆游《梅花绝句·其一》：“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通过历代文化名人对成都的称颂，足见成都宫室之富，文物之盛，田园之饶，山川之美确系天下少有，“扬一益二”洵非虚言。

成都南城墙与城楼

成都的所有官衙、祠堂、会馆、公所、街巷、院落、桥梁、水井、楼台亭阁、馆榭苑囿、学堂院校、宫观寺庙、雕塑碑刻、匾额楹联等等都是历史文化的见证和载体，而世世代代蕃息蓄藏往来其间的老幼妇孺士农工商僧道医卜乃至引车卖浆者流都是同这座城市血肉相联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朝初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第四十四章里，对成都作了如下描述：“成都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座落在一片平川上，方圆32公里。成都有很多河流，有的环绕城市，有的穿城而过。这些河流都发源于远处的高山，为成都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河川有宽有窄，有的宽800米，有的宽200步，都相当深。市内一条河上，有一座大桥。桥上，两排大理石柱支撑着木质屋顶，顶部装饰着红色的图画,顶上盖着瓦片，可以遮避风雨。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着各种生意……”

马可·波罗算得上是最早向海外介绍成都的外国人。自秦筑成都城后，历经兴废。据清末简阳学者傅崇矩《成都通览》谓：“今之成都城，非汉唐之旧。旧城早皆毁圯，故城亦较大。”“因明城之旧，重修于皇朝康熙初年，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四千一十四丈，女墙五千五百三十八，东南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总督福康安、李世杰二公重修之，令遍种芙蓉，以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有种芙蓉碑记”。

繁忙的成都北城门

其后，成都省垣遂成大城包皇城和少城三城并立的格局。大城道路基本上沿袭明代街道顺应河川地势修建，形成棋盘方格式布局，街面铺以石板，街巷之间，曲陌相通，有的街道还建有牌坊栅门，两旁遍植桃杏榆柳，梧桐银杏，树影婆娑，绿阴可人。成都的城市繁荣和文化传承，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西汉文翁兴学使经济发达、文化滞后的成都很快得到同步增长。景帝以前，四川没有官办学校。景帝任文翁为蜀郡守，文翁在成都设置学官，创建官学，以石头修筑校舍，称为“石室”，又称“玉堂”。由于文翁的大力提倡，蜀郡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准逐渐赶上全国最先进的地区。其后，蜀学始终能够同北京、江浙学派成鼎足并立的局面，这与文翁兴学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成都之为成都，是因为这片土地孕育出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君平这样一批大师级人物；成都之为成都，是因为这里出过常璩这样的著名史学家，是因为李白、杜甫、薛涛、苏东坡、陆游曾在这里留下大量传诵千古的诗篇，以成都为活动中心，以温庭筠、韦庄、黄甫松、欧阳炯等人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亦不失为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成都之为成都，是因为这里曾经出过黄筌这样的丹青妙手，唐慎微这样杰出的医学家，魏了翁这样的鸿儒，杨升庵、刘鉴泉这样的一流学者；成都之为成都，是因为何绍基、宋育仁、王壬秋、廖平曾经在这里讲过学；成都之为成都，是因为唐玄奘、张船山、李调元、杨锐、张大千、南怀瑾、巴金、郭沫若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成都之为成都，是因为马一浮、陈寅恪、吴宓、钱穆，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大师曾经来这里传道授业解惑，华西坝钟楼荷塘边曾经留下过大师们的足迹……陈寅恪大师把成都当成他的第二故乡，他在《咏成都华西坝》诗中写道：“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按：此诗作于1945年，当时日本尚未宣布投降）而扎根于本土的“五老七贤”诸宿彦曷莫而非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乎？

成都有着如此沉博绝丽的文化内涵，含华佩实的精神仓储，成都人真应引以为荣，为之自豪。

蜀王府，即成都的“皇城”

当时的皇城城门洞口

皇城前的石牌坊， 1928年摄

最能体现成都文化积淀及实物见证的皇城，位于成都的中心地带，它的历史可上溯至战国时期，系明蜀王府遗迹。明洪武11年（1378年），朱元璋封十一子朱椿为蜀王，于后蜀皇宫旧址兴建蜀王府，占地38万平方米，蜀王府宫殿巍峨，园林精致，颇具皇家气派。进入清季，蜀王府改为“贡院”，用作全省考试举人之地，极盛时期可同时容纳1万多名士子参考。

民国时期，“贡院”虽然先后被用作军政府、学校及其它民政办事机构，然其建筑毫发无损，贡院内的“菊井秋香”为旧时成都八景之一。皇城外的宽敞空坝则是小贩、江湖艺人和普通市民自由活动的天地，一年四季热闹非常。成都人习惯称这里为“皇城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皇城坝”似乎便是老成都的代名词。

“文革”初期，在市民惊骇的目光中，有着600年历史的皇城惨遭拆毁，皇城外那一对硕大无朋造型精美的石狮在一阵硝烟过后化为一堆碎砾。此外，全川规模最大的文庙及建筑精美，香火旺盛的北门城隍庙俱毁于五十年代，由于年湮代远，现今的成都人对此已觉依稀仿佛。

当年皇城（四川督军署）里的石狮子

另一颇能体现成都独一无二名城风韵的实物见证为劫后余生的少城。少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唐代杜甫写有歌咏少城的绝句“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

今日少城的格局为清朝初年所建，盖因清朝实行八旗兵驻防制，八旗兵除了驻守京师外，亦要分派全国各重要城市驻扎，成都乃西南重镇，故有一支八旗兵驻防。根据“旗汉分治”原则，八旗兵驻地须与当地居民严格分开，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在成都大城西面修筑了专供旗人兵丁及随军家属居住的城，城墙4里5分，高1丈3尺，辟有5座城门，颇为壮观。城内以今之长顺街为中线，辟出官街8条，每旗1条，大小胡同数十条分供数千兵丁驻扎，加上其他满人，极盛时期居住在城内的人口达二万余众，故少城又称满城。

满城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东自半边桥至东城根街，方圆约10里。为进行民族隔离，满城各城门设有盘查所，由八旗兵丁日夜警戒，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清朝灭亡。

满城居于成都上风上水之地，金河穿城而过，街道平直，花木繁茂，环境比大城为优。将军衙门位于长顺街顶端，乃满城最重要的署衙，其门首高悬“望重西南”、“控驭岩疆”等匾额，衙门内还有演武厅，军器库、火药局等军事设施。将军衙门遗迹俱殁，作为地名，老百姓仍将其挂在嘴边。满城形似一条蜈蚣，将军衙门犹如蜈蚣之首，长顺街犹如蜈蚣之身，长顺街两旁的几十条胡同犹如蜈蚣之爪。

辛亥革命以后，有人提出胡同是满洲名词，应予废除，其后少城街巷遂启用新名。从金河街口的长顺上街起算至长顺下街的八宝街口止，右边依次为将军街、东胜街、斌升街、桂花巷、仁厚街、多子巷、商业街、商业后街、黄瓦街、长发街、东门街、东马棚街、红墙巷、过街楼街、半节巷、东二道街；左边依次为柿子巷、西胜街、井巷子、窄巷子、宽巷子、支矶石街、泡桐树街、实业街、栅子街、小通巷、奎星楼街、吉祥街、槐树街、西马棚街、焦家巷、竹叶巷、四道街、三道街、西二道街。

少城每一条街都是一幅成都民俗风情画卷，少城每一条巷都是一首百读不厌余韵无穷的诗篇。满清灭亡后，满城不再是禁区，普通市民均可自由出入。许多外地商人乘机在满城附近开起了典当铺，大肆收购没落旗人家产。一些军阀富商、外州县豪绅也纷纷住进了满城，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为躲匪患，另觅栖所的乡下土老肥。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和入住汉人的增多，满城成为成都文化发达、名流集中的优雅住宅区，市民逐渐将这一地区改称少城。

成都少城将军衙门一带的街区

少城几十条街巷，风貌各异，绝无雷同，无论走到哪条街哪条巷，不看门牌也不会说错，这是因为构成街巷的建筑物各具特色，个性鲜明，既适宜居家，又具较强的观赏性，穿行于少城街巷内，很难见到造型相同的门庭。

少城建筑既保留有北方胡同的厚重粗犷，又呈现出南方庭院的玲珑精巧，栉次鳞比的民居院落自成体系，互相呼应，浑然一体，俨然一座其大无比的天然民俗建筑博物馆。有的门庭虽经后来入住的房主修葺，然其恪守明清旧制的基本风貌未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基本如此。

少城里较大的庭院称公馆，较小的庭院称独院，不论公馆、独院，院内必有一口水井，那时，成都地下水极为丰富，又少污染，故城中之民皆是凿井而饮。有的公馆具有几重天井，真是 “庭院深深深几许”，有的院落还遗留有水塘，旁置亭榭，内种莲荷，纳凉涤暑，赏心悦目，差同仙境。而每一座院落都保留着前代遗留下来的参天古木，如银杏、松、楠、樟树、榕树、皂角、女贞、丹桂、橘柚之类。少城之民，尤喜种花，无论哪座庭院，一年四季都是鸟语花香相伴，令人心旷神怡。许多院落的墙体还遮覆着蔷薇、荼蘼等香气馥郁的藤科植物，少城的空气清新极了，以至于多少年后仍让人难以忘怀。

少城如秀色可餐的美女，雍容矜持的贵妇，风流蕴籍的雅士，豪放不拘的名流，不须打造，本身就是一张魅力无穷的城市名片，不论怎样礼赞少城，都不会显得过分。总之，成都的神韵就在少城，少城是浓缩了的成都。

我的人生曾经融入这片空间，在迁离少城多年之后，我的心仍在少城里，只有少城里的那些院落，那些名木古井，衣香人影，鸟语花光才能永远系住我的心。在潜意识中，只有少城才是我真正的家园和心灵港湾。如今这一切全都烟消云散了，只给人留下无限怅惘之情……

少城内的街巷

在我12岁那年，我家从南门外迁入宽巷子背面的支矶石街33号居住，这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典型川西四合院民居，临街“朝门”呈八字形，大门两边安放了一对形状乖巧的石狮子。两扇大木门厚重牢实，门槛也较高，进入朝门“门道”，一道绘有图案俨似屏风的裙板挡住视线，“门道”两侧设有内门，进出颇方便。转过“门道”侧门，就算进入呈长方形状的庭院了，庭院两侧各有三间厢房，正中那间是雕花双扇木门，两边为花格木窗，房间内各有小门相通，天井很大，几乎就是一个花园，花园正中为青石板铺就的过道，过道两边是泥土和花台，花台内种满了花草，花园左上方有一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热天能荫庇半个院子，秋熟之际，树上每天都要自行掉下一些果实来。

花园右上方是一口古井，井周全用石板镶成，全院6户人家共饮一井水。庭院上方称上房，地势亦略高，要上三步台阶，正中为堂屋，左右各有居室二间，我家就住在堂屋左边那间屋子里。穿过堂屋是后天井，春暮夏初，在后天井小憩，还可分享隔墙宽巷子后院飘过来的淡淡花香。前院空地还栽有女贞、紫薇、美人蕉，每天都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飞到院中来喈喈鸣叫，声音十分悦耳，住在里边，感觉到的是一派祥和景象。

上房主人何域藩老先生是川北盐亭人，丧妻无子嗣，其续弦夫人亦无出，老夫少妻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清苦。何老先生是谢无量的旧交，曾同谢先生共过患难。何先生虽然名不见经传，却也是一位笃学慎思的读书人，同辈老先生都说他是位词章客，可惜他的诗文我当时看不大懂，只记得他的吊古诗中的一句“伤心一片秦淮水”，何老先生晚年有幸进了省文史馆，倘非文史馆按月供给的那点微薄薪俸，真要饔飱不继了。

曾经在民国末期当过成都市市长，擅长书法，后被礼聘为文史馆研究员的余中英先生（号兴公）就住在支矶石街靠近同仁路段的一座公馆里，我经常跟随父亲拜访余老，在我印象中，余兴公生活简朴，自律甚严，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他的案头壁上贴着一幅自书的我所知道要算最简短的座右铭，曰：“有事即办”。现在位于支矶石和下同仁路交汇处的成都画院系后来入主的外来户，由于画院扩充地盘，便征占了余老故居。余老已仙逝多年，我偶尔经过余老故居，竟连“望庐思其人”都不可能了。而我曾经住过的那个四合院早已栋折榱崩，春梦无痕。

成都城内的街市，1928年摄

早些时候，支矶石街还发生过一段凄婉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蜀派著名古琴艺术家蓝桥生和他的年轻妻子将家中珍藏的两张唐代名琴“大雷、小雷”击碎后，双双仰药自尽。其后曾缄教授感其事而赋《双雷引》长调，以纪其事。其中有句云“支矶石畔深深院，铜漏丁丁催晓箭。夫妻相对悄无言，玉绳低共回肠转。已过三更又五更，丝桐切切吐悲声。清商变徵千般响，死别生离万种情……”

同支机石街相对的那条小街叫仁厚街，仁厚街是一条非常整洁幽静的街道，两旁公馆院宅对峙，花木扶疏，有的公馆经过改建，还融入了一些西洋建筑风格，有的院墙上还嵌有做工精致的拴马石，颇能表明宅院主人的身份。生前寂寞，死后名显的国画家陈子庄先生就住在这条街上的一所独院里。

与仁厚街相邻的多子巷住着一位我父亲的老友易学专家伍剑禅先生，伍先生是蓬安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后留学日本，曾与国学泰斗章太炎先生信使往来讨论易经，引起学界瞩目，伍先生还工诗，其《春日游青衣山福禅院题壁》诗云“问竹穿幽径，寻诗过野亭。人随春渐老，山借佛为灵。世事风中絮，生涯水上萍。云岩聊小憩，一笑万峰青。”此诗第三联被诗界誉为名句，流传颇广。少时，伍先生欲招我为入门弟子，后因种种原因未果，我见到伍先生总是恭恭敬敬地行个鞠躬礼。

抗日将领、四川省主席刘湘（号甫澄）的公馆也在多子巷，将军街还曾是民国前期四川省省长、军阀杨森府邸所在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亦曾卜宅于吉祥街。距多子巷不远的桂花巷口住着一位我的老友民间琴师赵胡琴，赵事母至孝，年长未婚，他的胡琴拉得极好，琴是自产自销，边走边拉，琴声时而潇洒，时而激昂，时而悲怆……只有在成都只有在少城才能听到这样动人的琴声，随着桂花巷的不断“变脸”，我这位老朋友也音讯杳无，我再也听不到那样优美动听的琴声了。

东门街原是少城东门城门所在位置，这条街上住着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钟传义先生，他是赵胡琴的业师，以教授琵琶二胡为生，五、六十年代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常能见到他自己手书的招生广告。他书斋里挂着一幅单条，上书：最伟大的人就是最孤独的人，最孤独的人就是最伟大的人。“文革”初起，红卫兵闯入他家，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他这条幅扯下撕碎丢入茅坑，谁知他竟拍手叫好说：这就对了，消灭罪证了。红卫兵听了大为光火，对他一阵推搡之后又指着他鼻尖骂道：看你这副长相就像阶级敌人。谁知他又满脸不屑地回道：“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红卫兵听不懂他说的是些什么，认为反正是反动话，于是把他斗至天黑了事。赵胡琴不仅对母亲孝顺，也很尊敬老师，他们俩师徒都是恪守传统的人物，成都的少城里似乎应该有这样的人物存在才够韵味。

东门街还住着一位号叫涵真法师的怪人，他当过某座小庙的住持，后又进过劳改队，最后进了街道生产组当打杂工。“文革”运动爆发前夕，涵真大约预感不祥，便把家中所有物品变卖一空，只剩下一间单人床，过了一段时间，他干脆把床也卖了，真正做到家徒四壁了。有了这几个钱，他便天天到庙里去消度时光。涵真喜谈诗，把我视为忘年知交，他还写得一手被人称为“孩儿体”的书法，虽非上品，却也涉笔成趣，他曾送过我一幅他写的寒山拾得诗句的书法作品，由于几度拆迁搬家，竟被我丢失了，涵真年事已高想已不在人世矣。

栅子街是位于长顺中街的一条小街，这条小街首尾在前清及民国初期设有栅栏，故名。栅子街10号是一座规模不大也不甚起眼的四合院。我父亲的一位老友吴玮楼（号望雪老人）先生便住在这所院子上房左侧的一间屋子里。吴老极有学问，工诗工书知医亦擅丹青，他写得一手正宗王字，倘在今日，定要卖大价钱，可惜吴老不遇其时，潦倒以终。吴老同我父亲有着60年的交谊，其生平著述散失颇多，殊为可惜！他的遗诗估计有200首左右，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他的《六十自寿》“冷暖人间六十秋，偏劳日月转云头。草玄识字老何用，拄杖看山壮负游。曾从仙洞观棋局，又来尘海泛虚舟。惜花蓄石无锥地，心上巍巍望雪楼。”吴老同谢无量先生私交甚好，我亲眼见过谢无量先生复他的信函及酬唱诗作，可惜均在“文革”抄家时丢失，吴老颇痛惜。吴老曾送我一把折扇，上面题有他亲笔书撰的《寄谢无量先生》诗：“诗史风徽重草堂，眉山异代接灵光。后来扬子工才调，独有先生蹈大方。锦里传诗成聚散，都门倚席费平章。修书欲问京尘事，已觉春阴上指凉。”诗后附有这样一段文字：时先生应中央大学聘居北京铁狮子胡同红楼五号数有诗扎往来多已散失。

1910年，成都南城街一大户人家

我家在少城一住三年，后因故搬往东门珠市街。我家再次从东门搬回少城是 “文革”期中的事，我家迁入柿子巷5号的一所院子里居住，距我家不远的10号院宅就是中医骨科圣手杜自明先生的故居。目前，杜家院子已经身陷重围，岌岌可危了。同在少城居住，又同我家渊源较深长期保持着来往的先辈还有：住在过街楼92号的我的业师杨庆治教授，寄住在宽巷子24号邓泽生老人院宅的学者、诗人张圣奘博士，住在窄巷子对佛学研究有着极深造诣的学者、诗人韩老（韩文畦），住在奎星街的著名学者魏老（魏时珍）和王维明教授等。

此外，居住在少城内的高人雅士、诗礼之家尚多有之，少城真是一座文化积淀无比深厚的人文宝库。随着少城几十条优雅街巷的不断拆毁搬迁，改造更新，少城的人文色彩日趋暗淡，所有雕栏画栋、丹楹刻桷、公馆庭院、楼台亭阁都被水泥预制块构成的现代楼房取代，少城成了各路“房地产诸侯”逐鹿争雄的风水宝地。少城主心骨长顺街及其东西两翼东城根街、同仁路的拓宽取直工程的如期告竣，正式宣告少城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是少城几十条街巷最后幸存下来的三条老成都胡同，仅凭这三条已经残缺不全的胡同，如何承载得起历史文化名城的重量？最近，打造这三条胡同的战鼓已经擂响，如何打造是政府的事，老百姓无权也不可能进行干预。但我总担心老成都唯一的三条尚存原始风貌的满城胡同会不会又被打造成类似文君街那样的“假古董”呢？为什么非要把这里的原住居民通通迁走呢？原住居民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才是这里历史文化的真实见证，才是这里的生动气韵和灵魂，任何偏离以人为本的思路都是荒唐错误短视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否则，是要落下千古骂名的。

我再次搬离少城之后，就再也没有重返旧里的机会了……但是，我对少城的眷顾之情无时或已。每当我经过同仁路时，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我的出生之地，还要令我想起当年那位满腹经纶怀才不遇的老朋友李灏先生，他就在这条街上的一家街道生产组当门卫和锅炉工。每当我经过焦家巷口，就会想起同我有过交往的画家冯石甫先生就住在这条巷内。每当我经过将军街时，就会停下脚步目测一下青年时代的好友书法家舒炯一家原先所在的位置。每当我经过金河街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望着原金河对岸的“杨柳百柱楼”旧址浮想联翩，那是我应该称为太老师的近代大学问家朱青长的故居。还有一位晚清大名士杜柴扉也隐居在金河对岸一处绿杨掩映的院落里。

我尤其不能忘怀的是长顺上街桂花巷口那家名叫“枕流茶社”的茶馆和长顺下街那家名叫“竹园”的茶馆，这两家茶馆曾经是我的课堂，业师杨庆治先生在这里为我讲授了许多文章和做人的道理。我还有一位亲姊尚住在少城红墙巷的一所小院里，我的亲姊是哑巴，任何人若要找她，只要在街头巷尾一问便知。后来哑姊住的院子也被拆迁，哑姊一家也被迁往离城中心较远的地方去了。伴随着整个老成都的消失，少城亦难逃厄运，这本是一桩可以避免应该避免最终却未能幸免的千古遗憾啊！

成都市民宅式的旅店，天井中停放三乘街轿，用来接送旅客

成都在患上商贸高热病的同时，也患上了文化贫血症，可以肯定地说，改造城市的号角吹响之时就是成都文化开始丢失之日。

如果仅仅把“道路畅通、通讯发达、功能齐全”当作建设和经营一个城市的最高主导思想，必然会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对于久享盛誉的文化古都尤其如此，甚至会带来巨大灾难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因为这种观念倾向于强调“物”和“景”而忽略了“人”。一个城市只有景，没有人，是空心的城市，没有灵魂的城市；只有人，而无可歌可咏可书之事，也是一个品味甚低、缺少情趣的城市。

成都确乎变大了，通讯也发达多了，称得上功能齐全了，但同时成都似乎又变成了一座“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缺乏深度，整体平面化或曰充满铜臭的商业气息特浓的城市，不是吗？你在成都市区游逛，除了感受到强烈的商业氛围还能感受到别的什么呢？倘若重新给成都定位的话，“西部特大新兴商贸城”倒是值得首先考虑的名号。作为商贸大城和现代化都市的成都每天都在昂首挺胸，阔步前进。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每天都在嘤嘤啜泣，黯然褪色，那些曾经让历代文人墨客歌咏不绝的文物景点，那些作为老成都显著标记的老城墙、城隍庙、清真寺、皇城、少城、金河、御河、拱背桥、会馆公所、祠堂照壁、老街小巷、民居独院、公馆豪宅、教堂钟楼、旧式茶铺、城门洞、钟鼓楼……还有深巷的梆声、水碾的辘辘声、十家院坝内的围鼓声，都成了遥远的绝响，永远留存于老成都人的梦中……

清末成都街上的节孝坊

成都虽然喧嚣闹嚷无比，其实却是一座缺少高雅音乐缺少优美歌声的城市，不是吗？成都的歌舞团、京剧院都已名存实亡，销声匿迹，你上那儿去欣赏它们的艺术呢？就连本土艺术——川剧也难觅芳踪，几近断流，在川剧王国的中心却难欣赏到川剧，这该是一件令人尴尬和悲哀的事情吧。“文革”前，从城里出来，只要走近东门城门洞，就能听到高亢入云，鼓乐喧天的川剧乐鼓声，其中不时夹杂着悠扬宛转长声吆吆的领唱和帮腔之声，走过东门大桥，步入水津街，那鼓乐唱腔就更加清晰可闻了。那时，望江川剧院就在水津街口，“文革”前，以演出古装戏为主，每天两场，场场客满。有许多囊中羞涩的铁杆戏迷便斜靠在剧院门边或坐在街沿边闭目静听或跟着调子哼哼唧唧地唱……

眼下，我独自站在东门大桥河边，对着被橡皮坝挡住去路浑浊发臭近乎不流的府河水出神。过去，我在这一带的熟人多得数不清，如今这一带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这一带的任何人，隔岸的望江川剧院早已人去楼空，不知所终。面对府河两岸林立的高楼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我脑子是一片空白，我心中是一片茫然……

当年成都也有一派水乡风貌

先前，我家就在府河边的珠市街上，现在，我不仅说不出我家老屋子的准确位置，我甚至也说不出伴我度过青少年时期的老街的走向，我印象中十分清晰的老街故里早已被连根铲除彻底注销了。改造后的府河两岸东门段，依我个人的看法，反而不如原先那个老样子好，我是在否定之否定之后，大力宣传本土文化的今日来说这番话的。当年的东门大桥两侧全是传统的砖木结构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建筑，府河两岸还保留着为数不少涛声依旧的吊脚楼，河中尚有渡船，河水犹可浣衣淘菜，与今日又黑又臭，不时泛着气泡的府河水简直是两重天地。故有人戏言，现在跳河，淹不死也要毒死。

我家所住的珠市街全是青瓦屋面，整条街上并无破烂房屋，街面也挺干净，同珠市街连界的大安街有一部份是半边街，站在临河的空地上可以眺望府南河两江相汇的情景，也可瞭望对岸东门上河坝街的街景，上河坝街也有很大一部份半边街。现在回想起来，彼时这一带的景致真是美妙极了，称得上是一幅局部的成都“清明上河图”。我当然把逝去的历史拉不回来，但是我一直在想，假使当年整治府南河时具有同当前差不多的社会氛围，政府当局能够象保护恢复大慈寺那样将珠市街、大安街、青莲街及府河对岸的水津街、上河坝、黄伞巷、锦官驿等老街民居保留下来，则仅这一片区即完全可以同阆中古城比美而毫不逊色，可惜，这只不过是一位普通市民的一厢情愿而已。

春熙路上的中华书局成都分局，1928年摄

春熙路是成都商业最为繁盛的街道，在重新打造之先，多少还保留了一点文化韵味。孙中山铜像应该算是颇能体现名城风韵的一处所在，两株苍劲的百年银杏，数株挺拔如盖的大雪松相与掩映其间，铜像座基侧是一家花店，四时鲜花不断，稍有教养的人走到这里都不免停下脚步瞻望片刻，方才离去。铜像两边是两幢风貌不同楼层都不甚高与中山铜像极为协调的建筑，一边是由本地著名书法家梁伯言老先生题写招牌，专门经营景德镇瓷器的商店；一边是成都唯一幸存的古籍书店，招牌是由本地著名书法家刘东父老先生题写的，我看见这块木刻匾额已经在那里悬挂好几十年了。所有这一切给中山铜像景点营造出一种肃穆温馨的气氛，使这里成为无可争议的城市标记之一。

孙中山铜像背面是一条与春熙路主街回环相通的道路，“文革”时期，这里一度成为地下书市，每天人头攒动，我便是这里的常客。改革开放后，这一带曾被政府辟为图书市场，这种流动的人文景观与中山铜像周边氛围极为合拍，并能体现出市民的精神风貌。

改造后的春熙路，最大败笔就是彻底破坏了中山铜像的原始景观和人文氛围，寸土寸金的春熙路偏要搞出一个没有必要并不需要名实不符的广场，真是劳民伤财，“带起兑窝唱戏——吃力不讨好”的蠢事一桩。移了位的中山铜像，被放置在广场中央空地上，孤零零地似乎与周围环境与整个城市没有任何联系，四周高大建筑将中山铜像映衬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摆设，我们怀疑当初的设计师们是否具备最基本的美学常识。

现在的中山铜像前成了各路商家搭台造势，进行商业炒作和各类时尚明星登台亮相、怪吼乱叫的露天大舞台，说得不好听，简直乌烟瘴气，除了是对革命先贤的大不敬，同时也将文化名城的声誉和认知程度降至零点，这不知引起过多少老成都人的愤怒和文化人的感伤！这实际上仅是一种提升商业、降低文化的极端世侩浮躁的表现，最终得不偿失。

现在的春熙路仿佛变成了大型露天霓虹灯具展销一条街，原先仅存的那一点文化韵味荡然无存。那镶嵌在地上和墙上的急就章似的浮雕犹如在表述着肤浅和别扭，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光污染”重灾区和绝对物化的商业漩窝中，似乎并未能吸引住涌潮一般高度亢奋的人们的目光。原先那两家名叫“饮涛”、“漱泉”的具有浓浓的成都味的在这条街上存在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茶馆，也在一夜之间寿终正寝。一言以蔽之，改造后的春熙路过于洋化，过于商化，脂粉气过浓，尽失本土情调，这样的商业步行街在任何城市都能见到，即在本城之内亦随处可见，不足为奇，只是所处位置不同而已。

清末成都的商贸街道

成都好像并没有真正认准自己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位置，成都被彻底误读，误读成都的并非成都老百姓，而恰恰是所谓城市经营者们，他们汲汲于要把成都打造为国际大都会，汲汲于提升成都的城市形象，汲汲于快速提高成都的知名度。城市经营者们过于趋向实用主义，过于急功近利，其结果是，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片瓦不留的拆迁运动，恰恰破坏了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及其固有的光辉形象，昼夜轰鸣的推土机将“历史文化名城”这块熠熠闪光的金字招牌彻底埋葬在轰然倒塌的瓦砾堆中。

在政绩为先，豪言壮语甚嚣尘上，在大手笔漫天挥舞，在“打造”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的城市热病流行阶段，谁如果站出来为捍卫文化说几句话，谁如果当众泼一盆冷水，便会立即被目为异类而被淘汰出局，这是文化古都最大的不幸，也是成都人最大的悲剧。

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有一句名言“如果城市里盖同样的房子，孩子就会哭着找不到家门”。非常遗憾，成都正在热火朝天全方位地步入这种误区。千人一面的雷同建筑不仅让人生厌，还会让人难于辨别方向。成都人在成都要迷路，老成都上街得求人指点迷津，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城市建设的成功之作吧，相反，只能算铭刻在成都人脸上的一种无奈和挂在嘴边的一声深沉的叹息。

成都万里桥，1926年摄

成都犹如经受了一场洪水的洗礼，大多数标识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成都成了一座失去记忆的城市，原本异常清晰的文化脉络变得完全模糊无法触摸了，成都人的心灵家园不知寄存何处。与其说在建设成都，毋宁说在糟塌成都，强奸成都。人文内涵丰富、文化积淀深厚的成都有必要亦步亦趋地去摹仿上海、广州、深圳、大连、香港、悉尼、纽约、东京吗？人们穿行于新城区内，不论走到哪一街区，得到的都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当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青砖青瓦、飞檐翘角，千姿百态，凝重典雅的庭院式建筑消失殆尽之后，平庸的缺乏想像力抄袭成病的设计师们就只能给社会贡献出非驴非马，千篇一律，没有灵气，没有个性的建筑作品，让城市彻底失掉个性，此风遍及全国。雷同的城市，雷同的建筑，雷同的街道，雷同成为城市难以摆脱难以违抗的宿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雷同，城市街区之间的雷同，清一色的宽阔大道，完全割断了与历史相连的文化根脉，仅剩下钢筋水泥的堆砌物，能不产生出雷同吗？假如把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蒙上眼睛带往成都任何一个街区，他能说出这是哪座城市吗？相同的大道，形似的建筑，构成了城市的主色调。这真是劣作大比拼，糟糕透顶！有时，我真想当面质问城市经营者们：是谁让你们把城市打造成这种肤浅低俗，不伦不类的模样？

成都似乎只允许宽阔笔直的大马路高歌猛进，不容许曲折幽深的小巷浅斟低唱……骚人墨客留寓其间，再难品味到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诗中的意境了，也难重觅戴望舒《雨巷》诗中那种“悠长、悠长……”的韵味了。在成都的大街上行走，你看到的尽是急急忙忙匆匆赶路的行人和单调、枯燥、剌眼、容易引起视觉疲劳的高层玻璃钢幕建筑。一浪盖一浪毫发无间的车流，令你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你哪里还生得出半丝“蓦然回首”的那份闲适心情呢……

八车道的大马路为快速增多的车辆提供了驰骋空间，两旁大同小异缺乏美感的建筑物像无数倒立的火柴盒，使人容易联想到：城市，不过就是有建筑的过境路而已。我望着眼前这座曾经非常熟悉，眼下完全陌生的人潮涌涌车流滚滚，高楼林立的城市，真有身在故土，却不知家在何方之感，啊！成都，你变得太快太突然，让成都人猝不及防，失去思索余地和改正机会，你变得面目全非，无从辨识，令人难以认同。我从心眼里迸出一句话，成都——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啊！老成都死去了。它死于高热不退的“打造城市”流行病，它走得太快太快，我只有在老远的地方为它唱一曲悲伤的挽歌……老成都死于浅薄无知，老成都命丧庸医之手。

成都已经丧失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立标记和基本气质，没有理由和颜面继续享有这个并非依靠炒作就能获取的崇高称誉，也许在下一轮中华历史文化名城评选活动中，这顶桂冠不得不让四川另一座名实相符的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去独享了。这不能不说是成都人的永久之痛！

阆中之能承受这个光荣称号乃因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载体和众多实物见证大多存在，而作为古城灵魂古城内涵的乡亲父老街坊居民尚未被“腾笼换鸟”、实施政策性外迁，其不可替代的原汁原味的古城气韵是极为真实和异常鲜活的，你一旦入乎其中它就会扑面而来。这在高度强调“以人为本”之今日，尤其显得珍贵。

其实，作为原本形神兼备名并华夏七大古都之列的成都以其城垣之广，市郭之大，街巷之多，庭院之繁，士民之众，诚所谓“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的绝对优势，东南西北中，随便划出一个片区并加以科学的具前瞻性的保护措施，恐怕在固有的城区范围内，随便能够盘活几个像阆中古城那种规模的古街区出来。

从这一点意义上说，成都无异毁弃了几座或更多蕴藏丰富含金量极高的金矿。物质上的损失通过努力尚可弥补，而文化及人文精神民俗积累方面的损失则如亮星殒落，万劫不返了，这又是令人何其痛心的事啊！

锦江边的水车，1926年摄

成都，你在哪里？我来哭你吊你，除了哭，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能将“干青云而直上”、“骑鹤下扬州”的某一位经营者拖出来咬他几口吗？啊！老成都死去了，老成都走得太快，他像一位无力抵御病魔的老人噙着眼泪，裹着叹息，悄悄地走了，竟未能给我们留下几句临终嘱咐……

啊！老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除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成片的完整的文化古都及其载体彻底消亡了，文化名城的灵魂，即世世代代居住在里面的“原住民”纷纷被“重组”外迁，从而彻底割断了他们与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系，成都实际上成了一座没有血肉没有灵魂，只有表象而少内涵的特大空壳城市。成都只剩下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文殊院和被腰斩过的大慈寺等几个形单影只，失去依托的文化孤岛在向远道而来的文明寻访者和始终执着地痴爱着这方水土的老成都人诉说着百年风雨千年沧桑和万般无奈……

也许，我们暂时得到了物质方面的满足，也许我们暂时陶醉在城市建设的辉煌成就之中而兴奋不已，也许物质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但是，我们却失去了高雅的文化品味和人类永恒的必不可少的心灵抚慰剂及某种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东西。

假使未来的人文学者将探讨“玛雅文明”是如何消失的那样的类似命题用于探讨文化古都——老成都是如何消失的，并逐渐形成一门学科或热门话题，则我们这一代人简直不知荒谬到了何等地步，历史将会怎样无情地嘲弄我们呢？

成都似乎已经没有值得我动情和特别留恋的地方了。那些正在不断拓宽的大马路，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同历史文化名城好象没有多大的必然的内在联系，何况这般模样的城市在哪里都能见到。作为文化古都的成都消失了，作为新兴商贸大都会的成都正在强劲崛起。

本文配图取自《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日本《亚东印画辑》，以及路德·那爱德 （Luther Knight，1879－1913），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 -1968）拍摄的照片，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