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按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朱元璋时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史书说“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浙地区尚好，而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的官员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于是为了对付这种“对账”要求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想出了一个方便又省事的方法：就是在上南京报账时，顺便带上由本地政府加盖了官印的空白账纸来，按照户部“正确”的数字抄一遍。既可避免路途的颠簸，又能节省大量时间，这就叫“空印”。这个习惯性做法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很快在明朝也流行了起来，成为一种“官场潜规则”。
这些官员忘了一件事，那就是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专门设置了锦衣卫，就是用来监视臣民的。所以这个事怎么能瞒得过朱元璋的眼？而且朱元璋出身贫民，见惯了徇私舞弊，空印的出现可以随时更造，也为贪污舞弊提供便利，因此明初因空印而滋生的腐败并不少见。朱元璋发现空印这种做法后，极为敌视。首先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其次是朱元璋觉得这些底下官员搞出“空印”，是对皇权的威胁。于是他决定要杀鸡儆猴，诛杀空印案的涉案人员，以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关于“空印案”后人也是众说纷纭，首 “空印”一事自元朝时期就一直使用，在官场上也已经成为了大家约定俗成的事情，可以说明朝的财政官员无不知晓，最高的财政机构户部也是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钱粮在运输的过程中不免会有损耗，只要与实际数量相差不多，实际上是可控的，只要在控制范围内实际上可以便宜行事。毕竟明朝时期幅员辽阔，假若因差几斤几两就要被打回重新造册，距离京城远的地方来回就要两三个月，势必造成成本的升高，致使地方的成本增加。
空印案发生后，在朝中造成了很大的反响，官员们纷纷保持沉默，不敢再谏言，不过也有例外，一位名叫郑士利的生员向朱元璋上书。洪武九年（1376年）天象异变，朱元璋要求天下人建言，建言内容非常多，包括方方面面。由于郑士利哥哥郑士元担任过河南怀庆府同知、湖广按察司佥事等官职属于副印官，正因“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
他给皇帝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出了自己的四个观点 ：一是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二是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三是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当前国家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这样做并非有罪。如今治罪，不能服人。四是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需要数十年培养所成，轻易杀掉不能复生。
然而朱元璋看到书信以后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郑士利背后肯定另有主谋，让御史追查。郑士利笑着说：“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大体意思就是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别人，即使死也是值得的，哪里还用得着谁为我出主意？对于郑士利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毕竟当时朱元璋正在气头上。郑士利上书的目的其实很单纯，不用怀疑，他绝对没有蹭热度趁机出名以及哗众取宠的想法，他只是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其实朱元璋很清楚当时事情的缘由，他就是为了杀人来确立自己的权威。有人敢轻视朱元璋的权力、权威，不向他请示就私自盖章，这虽然只是各级府衙的印章，任由事情发展下去，岂不是有人也敢私自盖皇帝的大印。最后，朱元璋也没有查查出主谋，就把郑士利发配到江浦服劳役。这个没有任何背景、靠山，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勇敢的向朱元璋说出真相，这一点很多人都做不到。在历史的长河里就这样一闪而过，一刹那的瞬间，照亮过很多人的内心。
空印案的案发时间，以及涉案被杀人数，至今还存在争议。在案发时间上，有洪武八年（1375年）说，洪武九年（1376年）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说。在涉案被杀人数上，有杀数万之说，有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之说，有被杀数百人之说。其中也包括千古忠臣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方克勤在济宁府任知府三年，可谓尽职尽责，功绩显著，就这样稀里糊涂被杀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方克勤被朱元璋稀里糊涂杀掉，他儿子方孝孺是被朱元璋儿子朱棣杀的，历史有些戏谑方家。
虽然空印案对明初吏治的肃清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多贪污腐败者自此不敢妄为，但有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案件完全是一个捕风捉影，定性错误的冤案。接着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的爆发迎来了清算贪官劣吏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