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石涛石竹类画作赏析 / 开普饭

石涛（1642一约1707），清代画家。靖江王朱守谦十世孙，法名原济，一作元济。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瞎尊者、济山僧、大涤子、清湘陈人等。广西全州人，晚年定居扬州。明靖江王后裔，南明元宗朱亨嘉之子。幼年遭变后出家为僧，半世云游，以卖画为业。早年山水师法宋元诸家，画风疏秀明洁，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尤精册页小品；花卉潇洒隽朗，天真烂漫，清气袭人；人物生拙古朴，别具一格。工书法，能诗文。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石涛除了山水、人物，还精于花卉、蔬果，在他传世的作品中，这类题材占有相当分量，特别是梅、兰、竹、菊四君子画水平极高，不亚于其山水画。石涛精于此道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向大多数文人一样，石涛一生酷爱梅花，喜画墨竹，并借梅竹表达感情，抒发胸中逸气。另一方面，是因生活所迫和绘画市场的需求。特别是石涛晚年生活的扬州地区，经济发达，购画者多为亦文亦贾的儒商，他们大多也喜爱梅竹等题材的绘画，再加上这类绘画多逸笔草草，对画家来说制作周期较短。诸多原因使石涛晚年绘画中的花卉、蔬果题材的作品大量增加，成为石涛绘画创作和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涛画竹取法文、苏竹派，可谓文、苏后第一人。

清石涛兰竹芝石图水墨纸本保利2010 成交价1680万元石涛画墨竹，在写实基础上放胆于笔墨，不拘于竹枝的粗细、竹节的长短、竹叶的侧正，留给性情和笔墨更多的发挥余地，看似漫无纪律，实则笔墨纵横而法度严谨，对应了石涛“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的创作主张。石涛画学思想中“先以气胜”（《大涤子题画诗跋》）的主张也集中体现在他的墨竹之中，这种“气”不但是石涛满腹的书卷气、胸中的浩然之气，更是石涛经历万般磨难而积于心中的郁勃之气。故而石涛笔下的墨竹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作品，无一不是来自生活而法度严谨；无一不新颖奇妙而自辟蹊径。石涛墨竹取法古人与造化，加之他学识渊博，才情超逸，得以形成格高韵古的面貌。在石涛传世的墨竹画中有大幅全景式构图的，也有折枝小品，多与兰、梅、菊、石等相杂画于一幅，也有少数单画墨竹的作品。石涛在花卉画方面，除墨竹师法文、苏外，主要学习明代沈周、陈淳和徐渭等写意花卉传统，较沈周更淋漓酣畅，较陈淳更泼辣潇洒，比徐渭又沉着蕴藉。除笔法多变外在墨法上更丰富多变。石涛花卉画取材广泛，除梅兰菊竹外还画荷花、芍药、桃花、杏花、石竹等花卉，以及多种蔬菜瓜果入画。石涛的花卉画无论是大幅的兰竹还是小帧的杂花，样样生动自然，幅幅都从生活中得来，无不显示出他非凡的艺术才华和创造性。从其传世作品中看最突出的还要数梅、竹、兰、荷，不但数量较多，也更具有艺术个性，而且在他以后的三百多年间为众多画家学习继承。

清石涛水仙竹石立轴纸本北京匡时2013春拍成交价1035万元此幅《水仙竹石图》作于康熙四十一年，是年石涛六十一岁。此时他已从沉浮了三年的京城返回扬州，虽然晚年的石涛以买画为生，但他并没有因生计的关系，稍有松懈于他的艺术追求。因为当时他的艺术赞助人主要以徽州人氏为主，这些文化商人，或者是热心赞助艺术的商人，他们都具备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的鉴赏力。石涛在晚年时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很多就是为这些人创作的。实际上已经把他们作为艺术的知音朋友。石涛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作品也有些是不入时人眼的，越是这类作品，其实越能体现他对艺术创作的真实理解和他所达到的目的。目前所知的石涛信札存世稿本共有二十四件，分别致与九位不同的受信人，其中有九封便是写给这位“哲翁”先生的，记录和反应了二人之间书画交往。可以想见，这幅为五十大寿而作的《水仙竹石图》的受画人“哲翁”先生，也应该一位石涛艺术上的知音，无怪乎他会在画作上颇为得意的自题诗云：“冰姿雪色奈双钩，淡淡丰神隔水羞。一啸凝脂低粉面，天然玉质趁风流。早春争秀芳兰并，带露凌空洛浦俦。灯下但将文竹补，管夫人醉得搔头。”可见他本人对此作的嘉许。郑板桥在《板桥题画》中云：“石涛善画，盖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可见他对石涛的兰竹之作评级最高。他称石涛“画竹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此意为石涛画竹，似无法，而实有法。在此幅图中，两株文竹劲风生长，极尽淋漓挥洒之致。与右上部分的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书法，隶书一体贵精而密，讲究的就是用笔的沉厚与结构的茂密，在此基调上，石涛又出以恣肆纵逸。他曾有论：“图章书画本一体，精雄老丑贵传神”。因此，他的绘画，特别是兰、竹，与他的书法皆统一于“精雄老丑”，的艺术风格之中。石涛的花卉题材中，水仙在其早年作品中鲜有所见，却是八大山人喜爱的题材之一。在大风堂名迹第二集清湘老人专辑中，有一幅水仙小卷（图1），只画一花一苞，及四片长短不一的叶子，穿插有致，韵味无穷。右上角有八大山人写五字，并无年款，根据傅申先生的研究应为1696年前后。后有石涛题诗两首，从右至左第一首，诗云“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砚精良迥出尘；兴到写花如戏影，眼空兜率是前身。八大山人寄当年之雪各也，淋漓先去，余观偶题。清湘瞎尊者济大涤堂下。”石涛此诗首句即点出八大原为明朝宗室出身的“金枝玉叶”，而今三十余年过去已可称为“老遗民”。由此推想也许石涛后期花卉作品中常见的水仙题材正是有此发端。笔墨当随时代。石涛亦曾如是说。他生逢的时代是“董其昌时代”的余绪，以“自然平淡”为艺术最高境界，石涛则提出艺术的“上处”是“天然”。一字之差，内容殊别。“自然”是物我两忘的禅境，“天然”则是物我合一的即情即景。因此，石涛避免了文人画余绪中狭隘的趣味表现，切实地展现出大千世界中的盎然生气，同时又保留了文人画论者强调的笔墨表现，和文人画中岸然自立的气格。于是，物我之辨、雅俗之辨、笔墨精妙与“境之奇”之辨，在石涛的书画艺术中重新得到了统一，让绘画在十八世纪之初依旧充满着强烈的艺术生命力。此件石涛《水仙竹石图》出版于1978年《清湘老人变年谱》中，又著录于汪世清先生编撰的《石涛题画录》，徐邦达先生编撰的《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中，经旅美著名华人收藏家王季迁收藏，王氏收藏石涛为近人中巨富，收藏者当可宝之。

清石涛蕉竹图立轴水墨纸本嘉德2013秋拍成交价920万元（张大千旧藏）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十九岁的石涛只身来到北京，他的旧识满清宗室，辅国将军博尔都热情接待了他，从此一住就是三年。在博尔都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不少王公贵戚官宦闻人，饱览了他们的藏品，包括著名鉴赏家耿信公的遗藏。他的画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好评，王渔洋、曹寅、李光地等在他此后所作的画卷题跋中都作过热情的赞扬：“惟清湘长于图写，能形容，善于操持，深于布置，盖世士之所不能也。”“……神运种种各具其妙，岂寸纸尺幅、时史之学而能成此大观也。”当日名重一时的王原祁在见到石涛的画作后也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以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由此，石涛与博尔都结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在北京，在晚年定居的扬州，他都为博尔都画过不少经心杰作，有些还是煌煌巨著，如耗时三年的《仿周昉百美图》巨卷及《仿宋人刻丝》卷等。可惜石涛为博尔都所作的长卷巨轴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烟散云消了。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有二幅《兰竹》，一幅与王原祁合作，一幅与王石谷合作，前者藏于台北故宫，后者为香港至乐楼旧物，都可称是举世名品了。还有一幅与博尔都有关的便是眼前的《蕉竹图》轴。画面并不复杂，蕉叶数片，因初经秋雨而显得格外湿重肥厚。秋风一吹，便婆娑偃仰，飘拂若云裳舞衫。其下新篁一枝斜出，如与蕉影相应答，在迎风作笑之间，枝头已长出新叶来。由于用佳纸、佳墨，加上创作状态又佳，因此精气神集于笔端，淋漓挥洒，一气呵成，清新潇洒，生动之极。左上有石涛自题，自称有“殊色”“古貌”，可见其自得和自信。下方则是博尔都的题：“何处起秋声，绿蕉滴微雨。静听寂无言，所思隔南浦。”这幅“无声之诗”，引起了他深深的幽思。佳作的引人入胜，在画里，亦在画外。在画里，我们看到石涛的神思与绝艺；在画外，我们触摸到了二个故人的友谊与会心的微笑。当然画作带给我们的感悟与快乐或许还会更多。此画第一位收藏家自然是博尔都，他有一方朱文小印“问亭”盖在芭蕉干上，证明这是他的藏品。近代，它曾经被张大千收藏，除《石涛书画集》等还有多次出版，上方诗题已被石涛研究专家汪世清先生选入他编著的《石涛诗录》。汪老前辈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他的鉴定令人心中底定。

清石涛竹菊图立轴水墨纸本保利2009秋拍成交价750万元石涛题识：不放秋光好，如何及晚寒。自君同月醉，犹耐隔墙看。月下仙人掌，风开承露盘。不知忙底事，忽意且簪冠。莫说今秋蚤，风光或让春。冷香酸不去，故占案头新。且酌还且笑，可思亦可猜。渊明何处去，不待此风来。是花有出处，为此不知秋。色变池边墨，花疏上钩（？）。霜怜头上信，风断过来分。石屑叨知己，寒山独抱君。爱玉非为澹，寻篱不是村。已消轩冕气，犹傲野夫尊。九九不知菊，一一便同梅。看醉还蒙醒，零丁逐个陪。不惹一分尘，欲托三生侧。欲却世间金，可惜霜前色。鞠是三秋眼，人非太古心。要知风洁处，此调孰堪深。清湘一枝石道人冬日写花十首，书为十萸帖于大本堂中。

清石涛竹菊图题识本图上绘竹枝二枝，以徐青藤的画法画出，折枝菊花三枝，以明代人沈周、陈道复画法画的，生动传神，为文人画家不可多得的佳作。此图画签是张珩所题写的“石涛上人水墨竹菊图，诗书画三绝，同志鉴藏，张珩书签。”下钤“葱玉之印”，这说明此件作品是经过当代著名鉴定家张珩先生的鉴定。张葱玉先生将此作称为“诗书画三绝”其话是否言过其实呢？看过此图后，方知绝不是浮夸，现就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进行一番考证：首先，此图决非“试笔之作”，而是石涛（1642～1707）晚年的画中《离骚》，是精心之作，充满玄机，是绝无仅有的“暗寓”杰作。此图乍看是不经意，实际上是他一生苦苦追求的内容大集合：石涛的艺术念念在于他那难以释怀的家国之情，本幅作品中透出缠绵凄婉的“失国楚韵”（屈原之《离骚》），画中的竹、菊，像杜鹃啼血一样，虽无法去实现，但却永远地呼唤，是他那个性中具有放旷高蹈的楚辞情调。哀怨、迷离、狂放和自我珍摄构成了楚辞的精神，慑人魂魄。此处证据有三：一是大本堂，二是十萸，三是他的题款“清湘一枝石道人”。在本幅的落款是石涛“人书俱老”时的手笔，“清湘一枝石道人冬日写花十首为十萸帖于大本堂中。”大本堂是本幅藏品鉴定的重要依据之一。经考，石涛在黄山脚下的宣城居住十几年后来到金陵，命其室为“怀谢楼”。在金陵时他住在“一枝阁”，晚年定居扬州，又自号为“枝下人”。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命其斋为“大本堂”。大本堂是朱元璋在大明宫殿里的一处重要的处所名。据著名画家陈沂所画的《金陵古今图》中说“大本堂”在明故宫城内，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为太子和诸弟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供他弟兄们观览，后来变成了教授太子与诸王公侯子弟的场所。拿今天的话说，此处是培养接班人的地方。石涛用此来暗示自己的明宗室身份，他原名朱若极，明宁王之后代，以此来怀念故国。据吴湖帆考证，石涛是在康熙四十年前后开始署名“清湘遗人大涤子若极大本堂”的，并有“零丁老人”（朱文）一印，这说明他在晚年内心是极其孤苦，怀旧之情不能排遣。目前见到最早盖有“大本堂若极”一印的时间是丁卯年（1687年），落款是“大本堂”的是石涛去世前几年。（见“吴湖帆旧藏并题签《大涤子兰竹册》”，《东方博物》2007年03期）为何石涛在落款中称“十萸帖”，此为另一处暗示，十萸，即朱萸（十加失为朱），人所共知的诗句“遍插朱萸少一人”是思念亲人的，石涛是明王室后裔，在康熙大兴文字狱的时候，他不能也不敢写“朱萸”，而是用“十”代“朱”，表明失去了的大明王朝，“十萸帖”其意思是永传后世的“法帖”，其寓意深远。这里有二个涵义，一是石涛晚年对自己书法的自信，认为可传世万代，二是命名为“十萸帖”，其意为纪念“失去的朱明王朝”诗文法帖，也告诫后代不能忘记。三是他的题款“清湘一枝石道人”，此前石涛多题“清湘遗人”和“清湘道人”，其寓意是他在康熙年间“一枝”独放而又无奈的“花朵”一样，极富有诗意。其次，其画菊花诗十首，世间只知道其八首，在此幅作品上多出了二首诗，其一是“是花有出处，为此不知秋。色变池边墨，花疏（画）上钩。”，其二是“不惹一分尘，欲托三生侧。欲却世间金，可惜霜前色。”石涛为何将此二首隐藏在他的八首题花诗中之第五首、第九首呢？按照诗学的分析方法，这二首诗是另有其意，前者是石涛本人的“自况诗”，后者是对现实的描绘，明代是“世间金”的时代，而清代则是“霜前色”的时代，大明王朝会取而代之的。这二首诗都是“文字狱”所捕捉的对象，所以石涛只有隐喻的办法来写此二首诗。最后，石涛为何画其折枝竹枝、折枝菊花？正是他“酸心如豆”内心的折射，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具有创造性和鲜明个性的画家之一。他一生都在怀旧，难忘家国的倾覆，正如他的一句诗所说的“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他最著名的《金陵怀古图册》就是怀古图的代表作，而与此图相比对，没有本图的诗文、思想深邃，前者是怀古，而此图是他一生的写照，是他艺术生命的绝唱。正如他在《秦淮忆旧图》的题跋中说：“沿溪四十九回折，搜尽秦淮六代奇。雪霁东山谁着屐，风高石壑自成诗。应怜孤老长无伴，具剩槎牙只几枝。满地落花春未了，酸心如豆耐人思。”生命中他就是这样，沿着四十九折之回溪，东山雪霁，空旷静谧，不断地去寻找，寻找过去的残花剩蕊，在把玩残花剩蕊中，“酸心如豆”，却又在如豆的酸心中执着地把玩。

清石涛竹菊图局部石涛上人的作品中如本图，多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不像《离骚》式的狂风大作，却像《九歌》等篇章那样，悠悠的愁怨，如洞庭湖上的烟波，似有若无，似淡实浓，渺茫而不易把捉。石涛《上元感怀》诗中有云：“院道兴灯挤不开，阿翁尤自者徘徊。不知几点穷酸泪，滴尽江南皮髓来。去日语言难再觅，流风说鬼调新裁。由他把作秧歌唱，大地皆然爆冷灰。”所谓“不知几点穷酸泪，滴尽江南皮髓来”，石涛的诗和画就浸染在这斑斑泪水之中。石涛在《题画梅竹兰》中写道：“何纷披，复绰约，韵交清，两落落，信尘外之静侣，而输素心之无怍。彼顽石何为者，巧支撑，斗潇洒，此君欣然慰倚借，而彼美人兮还媚然以相假。”此诗和图作于1706年，是他逝世前的一年。他说“此君欣然慰倚借”，他以楚辞美人香草式的传统，寄托自己的情怀。此藏品曾经张葱玉、唐云、周怀民、郑梅清人等鉴藏，有“唐云鉴定真迹”、“楚生曾观”、“怀民鉴定之印”、“大坳山民郑氏珍藏”、“郑梅清丙戌以后所得书画”诸印为证，诸公皆巨眼，而张葱玉先生为一时人望之先，加上有来楚生等人的观款，是收藏大家的旧藏品。（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刘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