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忘却的人类学大家——凌纯声

凌纯声(1901—1978)，字民复；江苏武进(常州)人。

民国时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南北派之分 ，北派以燕京大学为重镇 ，服膺新兴的功能学派 ，侧重汉人乡村社区的社会分析；南派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为重镇 ，于法国民族学派及美国文化历史学派浸淫较深 ，侧重边疆后进族群的历史考掘。北派厚今薄古 ，意在致用 ，世俗声名更盛 ，以费孝通为代表；南派重古轻今 ，无与国计民生 ，而成绩更为持久，以凌纯声为首席。

凌氏论著宏富 ，其论文集名 为《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分作“中国边疆民族与文化”、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两大部分，正可涵盖他一生先后致力的两大学术领域。

凌氏二十年代留法 ，在巴黎大学受业于人类学诸名家 ，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受聘于中研院，1930年赴东北考察赫哲族，为中国现代田野调查的先行者；稍后完成专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确定赫哲族属通古斯族一系 ，并全面总结其社会文化特征 ，论者评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其后与芮逸夫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以实地调查结合历史文献 ，描述细致 ，分析深入 ，亦为现代人类学名著。论文如《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及《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或辨识族属 ，或述论政制 ，或考察文化 ，皆用力之作。

1949年凌氏随史语所渡海迁台，在地理处境上由广阔转为狭 ，但在学术视野上反由狭小转为广阔。由于台湾特殊的海洋地理背景，多保存南岛(南洋)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 ，此时他身处其境 ，眼光为之一变 ，其学问重心乃由境内的边疆民族转向境外的海洋文化，学思泉涌，力作迭出 ，可谓更上层楼矣。

凌氏突破西人所谓“印度尼西亚文化圈”学说的地理局限 ，指出在远古时代，不仅东亚大陆(东南)、东南亚及南洋群岛已构成更大范围 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甚至东西太平洋地区亦存在共同的文化因子。围绕此一主旨 ，他对各类文化特质分别作专题考述 ，仅专刊即有《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及《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五种 ，论文更包括父子连名制 、吐舌人像 、铜鼓、猎首祭 、犬祭 、崖葬、洗骨葬 、嚼酒 、玉石兵器 、封禅与社等杂多事项 ，其选择论题之罕僻，牵涉地域之宽广，绝不受现代国族地理的拘束，在“冷眼向洋”的中国学界 ，实为空谷足音。

凌氏既有西方人类学的训练，又有本土学问的基础，既重视田野调查 ，又重视文献记录 ，故能处处发现史料，打破隔阂 ，中外系联 ，古今互证。早年多做个案式的族群研究，为民族学的正道，论证皆中规中矩；而晚年做远距离的文化研究 ，则每承受传播主义之说 ，甚至相信中国古代封禅为西亚神庙文化东传的遗迹，“大胆假设”有余 ，而未尽能“小心求证”也。此外，引证古史文献 有“信古”倾向 ，亦其一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