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历任首长——副参谋长周子昆（13）

全民族抗战前期的同周子昆

六

新四军副军长、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和军长叶挺之间，由于以往经历不同和在新四军所处地位、境遇不同，未能达到真诚无间的共事合作。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后来回忆说：“有时隐隐约约地感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华南去；也隐隐约约地感到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1938年7月，项英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下旬赶回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叶挺即去了广东。在这之前的上旬,日军频繁地向新四军进攻，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也多方袭击新四军。新四军处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11月，参谋长张云逸带领军部特务营离开云岭，到江北开展工作。从此，一直到皖南事变，周子昆成了实际上的参谋长。周子昆肩上的担子更重。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叶挺和周恩来一起回到了云岭。周子昆盼望，周恩来副主席来了，叶挺也回来了，能把叶、项之间的问题解决好，这对新四军来说太重要了。周恩来找了许多人谈话，了解情况。他问周子昆叶、项为什么搞不拢，周子昆如实说了自己的看法：项英对叶挺不够尊重，中央来的电报、指示，不让叶挺看，叶挺如何指挥新四军？周恩来说，这不对嘛，叶挺是个老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脱党，在客观上说是党内当时的惩办主义造成的嘛，这一次他出任新四军军长，中央也提出过关于恢复他党籍问题，这件事是迟早要解决的，不能把他当党外人士看待。周子昆又讲了项英和叶挺在个人生活上的一些不同，项英看不惯叶挺的注意整洁，还有许多同志也看不惯。周恩来说，在这些地方，我们还不能用我们的标准来强求叶挺，应该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周恩来表示，我知道你的处境，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你还要充分利用你和叶挺的老关系，努力团结他。周子昆又万分苦恼地说，叶、项之间关键的矛盾，恐怕还是战略思想的分歧。叶挺主张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他要大刀阔斧地干；中央我们要“东进苏南，直逼京沪，渡江北上，联接华北”。但项英有些畏首畏尾，怕我们动作大了会得罪国民党，也担心部队插入敌后难以立足。这样，在制定行动计划的时候，他们往往意见相左,这是最难办的了。周恩来说，我们有的同志，忘记了历史教训，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项英受这种影响相当深。当然，项英提出新四军要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思想，还是正确的，中央同意他的这个提法。

1939年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主席团合影。前排左起为陈毅、袁国平、项英、周子昆、邱一涵、李坚真。

周恩来在叶挺的陪同下,专程到中村视察和检阅了新四军教导总队。周子昆向周恩来汇报：教导总队没有课堂，没有桌椅，学员们上课，夏天坐在树荫下，冬天寻找暖阳的山坡，每人用稻草编一个小蒲团当做椅子，双腿一并一屈就是桌子。学员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一角二分，生活十分清苦。日本飞机还经常来轰炸。但学员们都很认真，很刻苦。教导总队已经为新四军培养了数千名干部。周恩来很满意，对周子昆说，看了你们教导总队，我倒有点想把你调到成都军校去学习一段时间了，你愿不愿意？周子昆当即表示愿意，他知道黄埔军校后来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陷落，军校校本部便迁到了成都。周恩来告诉周子昆，到成都去学习，在军事上可以开阔眼界，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要在军校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次你去，就要在军校再把我们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抗战以来，许多热血青年、进步学生考进了军校，我们要争取他们，把他们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之后，周恩来便立即打电报给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此事，延安迅速回电批准了。周子昆非常高兴。

周恩来在云岭待了19天时间。他说服项英要主动团结叶挺，并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们一起，制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周恩来跟项英谈到调周子昆到成都军校学习的事情，但项英却不同意，一口咬定调谁都行，就是不能调周子昆。此事只好作罢。周子昆很生气：上次在延安就没有学完，这次好不容易有个学习机会，毛主席、党中央都准了，项英同志却不准。但周子昆还是服从了项英的安排。倘若周子昆当时认真地找项英闹上一闹，项英也许会放他走，或者干脆就一走了之到了成都再说，或者直接到重庆去向周恩来报到，项英也不能拿他怎这样，因为党中央、毛主席都批准了。假若真是如此，那么周子昆必然不会在皖南事变中被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之时，他也许会是一颗耀眼的将星。但周子昆留了下来，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本来身体不好，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更重，经常咯血，身边的参谋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