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论史 | 茅海建：史实重建
史 实 重 建
茅海建
茅海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澳门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外交。
黎澍先生
这些天来, 我在看黎澍先生的 《集外集》。其中有一篇文章, 也是他的一篇宣言, 名为 《我的主要学术观点》, 开宗明义般地写道:
黎澍先生的这段话, 写于 1984 年 12月, 离今天快要 20 年了。他的这段话, 代表着那个时代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总体思考, 其中有许多含义, 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 可以说是心领神会, 不言而喻的。
然而，我在20年后看到这段话时，不由另外有了对此的新解。什么是“历史真相”，什么是“历史规律”，在这些概念之下相似之物，今天又有了新的运行。一些新的论文使我自以为还不算太老的心感到了一种紧张，看了整整60页后，还不能明白对方的学术企图与意境。也就是说，这些作者的主要目的，不是“揭示历史真相”，而是创造新的研究范式。他们也在谈历史，但其中真正谈到“历史真相”的内容极少，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在其自我创造的范式之下的自言自语。
黎澎先生20年前的话，就我个人的见解，很大程度上针对他所从事的专业，即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而在这个专业的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即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即黎澎先生所说的“历史规律”。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历史真相”)却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我也想，在这一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似也可以看到黎澎先生本人的身影。他在晚年做如是说，除了一般的学术批评外，也有着一种颇显其气量胸怀的自我批评。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诸多著作一再揭示人们已耳熟能说的“历史规律”，到了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大批新的“规律性”或“非规律性”的结论或评论，而这些作者对于“历史真相”，却缺乏足够的热情与执著。
在今天，学生们经常告诉我，他遇到的已有定评的“史实”经不起查证，往往是一考即错。对此我也有同感。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悟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首要的工作依旧似为黎澎先生为年前所提出的“揭示历史真相”，或者可以说是“史实重建”工作。
史实重建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以时下的标准来衡量，投入与产出可能并不那么划得来。这只是从个人的短期的角度来计算，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可能正好相反。一位编辑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每年中国近现代史要出产数以百计的著作，数达千位的论文。这一数字让我震惊。谁都可以断定，这些著作和论文中的相当部分，几年后可能自然而然地销迹不显，那才真是一种极大的人力牺牲和物力浪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史实重建反而是投入少产出高。我目前的研究兴趣是戊戌变法，有两位史实重建的研究先进，一是黄彰健先生，一是孔祥吉先生。前者在1970年代初的著作中提出了巨大的假设，后者在80年代末的著作中做出回应。他们的成就经历数十年光芒不灭。相对于同时代诸多戊戌变法的研究，他们现在的产出价钱远远高于当时的投入成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20年中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进展，阅档的条件也不断改善，虽与世界各大档案馆相比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中的进步是可喜的;另一方面是阅档的人数在减少，平时很少见有专业工作者，每到寒、暑两假，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经常多于中国人。上个世纪被称为“三大史料发现”之最的“大内档案”，似乎不再光鲜夺目。
在这20年中，清朝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增加，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更是成倍增长，而来此查阅清朝档案的人数却是以同样的速度在减少。从拥挤到冷清，我目睹了阅档室内所发生的变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来说，最大的专业优势在于我们不缺乏史实重建的原料，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千多万件档案，绝大多数未被学术界利用。现在阅档室有了空调，不收调档费，提供开水，代订午饭，中午也可以继续阅档，可人数为什么减少了呢?我不能肯定阅档室中的人数是否可以作为这一专业的方向风标，但可以肯定地说，阅档室人数的增加，一定是史实重建工作的加强。
除了档案以外，其他史料的利用，也让我感到了相当大的困惑:电脑检索在提高了时效后，又让许多利用者不再看上下文。我们还都能记得年轻时代对史料书的通读通翻，几乎站在图书馆对所有的图书都查看一遍。当时觉得最没有成就的一天，可能是对今天的我们最有帮助的一天。因为正是那些当时不能直接写入论文的史料，悄悄地宽阔着视野，提升思考的深度。在电脑的帮助下，一切都变得很容易，也有着相当大误导。这样的史料阅读法，看上去史料充分，但有理由说，是离“历史真相”极其遥远的。
茅海建教授主要论著
主要著作：
1、《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戊戌变法的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依然如旧的月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3、《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4、《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5、《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012年第二版更名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6、《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增订版。
7、《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2005年第二版，2014年修订版。
8、《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9年第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2013年新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2008年中文繁体字版。
代表论文：
1、《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2、《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3、《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张之洞策反邱菽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康有为、梁启超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读宋伯鲁焚<余草>札记》,《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6、 《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7、《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
8、《“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9、《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0、《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史林》，2006年第6期。
11、《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12、《“公车上书”考证补(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3、《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4、《“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5、《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与郑匡民合著》
16、《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7、《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二)》，《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8、《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三)》，《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9、《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20、《大沽口之战考实》，《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1、《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2、《50年来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与刘统合著）
23、《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4、《第一次中比条约的订立时间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5、《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6、《关于广州反人城斗争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
27、《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28、《定海之战考实》，《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9、《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30、《论刘韵珂——兼评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思想》，《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装备与训练》，《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32、《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33、《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文本来源：《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摘选自“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系列笔谈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官网、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