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我一直叫他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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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叫他巴先生

| 黄永玉

我一直叫他巴先生。

  1946年年底我到上海就住在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职员宿舍两三个月,跟他当年泉州平民中学的学生林景煌住在一起,并得到林兄的照顾。那个宿舍高级,门窗讲究,也安静,在一个弄堂里,门外是菜市场,清早晨很热闹,记得仿佛在虹口那个地方?
  那时候社会十分动荡,民主运动热火朝天,我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成员,在几位老前辈老大哥–李桦、野夫、陈烟桥、阿杨、邵克萍、麦杆、西厓带领下学习和工作。日子比较艰苦,不知道哪儿来的冲动,刻木刻,做传单,用不完的力气。
  第一次上巴先生家是跟黄裳、汪曾祺两位老兄去的,兴奋紧张。巴先生话少,只夫人跟黄裳、汪曾祺搭得热烈。
  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的。只是难插一句腔。
  所以他逝世后朋友写他的论文易;时常接近他如黄裳兄的,写回忆生活交往就只短短两篇文章,再高明的手笔,也拨不出什么灵气。
  我喜欢巴先生那张古典的与众相不同的脸孔。
  几乎每一位老人家脸上都悬挂自己灵魂和历程的准确的符号,这是不由自主的奇怪现象,请仔细回味:
  鲁迅先生的,
  郭沫若先生的,
  茅盾先生的,
  叶圣陶先生的,
  俞平伯先生的,
  沈从文先生的,
  曹禺先生的,
  老舍先生的,
  胡风先生的,
  周扬先生的,
  钱锺书先生的,
  萧乾先生的……
  读过他们的书,了解他们一生,再仔细揣摩这些老人家的长相,一个萝卜一个坑,内容形式绝对统一,天衣无缝,换成另一张脸孔是根本不可能的。
  巴先生有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
  巴先生一生辛劳,不光是累,也美。
  他和数不尽的好友—陆蠡、朱冼、丽尼、师陀、朱雯、许天虹、李健吾……耕种长满鲜花的花园。
  我是闻着这座花园的芬芳长大的。
  女儿今天早上说:
  “文化人好脆弱,容易在大时代夭折凋零……”
(本文系黄永玉先生在第10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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