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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队，带眼睛的圆脸男向我走来。他递给我红色奖章的同时滋给我一句话：“这烂奖是我施舍给你的”。随后，朝着对面照相的镜头，他露出了场面性的微笑。我，也一样。
圆脸男，我老板。我，新来圆脸公司的员工，还在试用期。这个烂奖是试用期最后一天，圆脸老板给公司所有员工举办的第九千届乒乓球比赛。
我，把他给赢了。最后一颗球，我侧身蓄力狠抽对角，球磕在桌角蹦到了他的左眼镜片上，圆脸男很肥，像中弹一样倒在地上，11:5！我也倒在了地上，双手举过头顶，一边欢呼一边笑的肚子疼。
周围公司同仁鸦雀无声，我的笑变得很尖锐，但我并不在乎。
圆脸男捂着磕在地上的后脑勺，疼得嗷嗷叫。他越叫，我越笑得厉害。
好一会儿，我坐在地上，笑的嗓子哑了，回味着我刚才致命的一击，依然忍不住，这是我来北京半年来笑的最痛快的一天。值了。
圆脸男起身，佯装大度，带着场面的笑走过来，我瞅着他的样子，笑得更止不住了。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你，被辞退了。”他说。他蹲下来，怒视着我，说：“不过，还是要尊重比赛，一码归一码”，然后起身环顾四周，对大家说：“参赛没参赛的，都有奖啊！”
于是，那个烂奖是我在这家公司，最后的时刻。
远处，一个当时最先被圆脸男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比分赢下的平头男，缓慢地走到了我的身边：“你个愣头青，不上道啊！”
“你瞅瞅这红包，每年这种烂比赛我都能拿到那个烂猪发给我的红包，而且一次比一次厚，你知道为啥吗？”
“你总是输给他？”
“不，他把我老婆给睡了。”
我讶异：“你……能忍？”
他点头。
“为什么？”
“钱。”
竖日，我离开了这家该死的公司。我去见了一个人，一个女人。
“那个烂猪很生气吗？”
“嗯，回家一边砸东西一边咒骂你。”
“我很开心。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
“你为什么要那样呢？”
“想笑。”
“恨我没有选择你吗？”
“不，是世界。”
“你还是喜欢说这些大话。”
“吹牛吗，吹牛使我快乐。但那烂猪竟然吹他打球很厉害，这我就不快乐了。”
“他毕竟给了我想要的。希望你不要烂猪烂猪的叫他。”
“你想要什么？”
“钱。”
“你与那个平头男一样。这有点意思。”
“他是谁？”
“我们公司里的最佳男演员。他他妈打一个乒乓球愣是打成了花式摔跤比赛。在案子另一头，表演如何接不到那个烂猪的球，他每摔一次，那只烂猪就笑一次。笑的眼镜掉在地上好几回，我看到后忽然恶心得要命。”
“就因为这？”
“不，是世界。”
“你为什么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呢？”她忽然很严肃地质问我。
我再一次笑了，捂着肚子倒在了椅子上笑。
“嗨，你正经一点，你干嘛笑啊？”她看着我笑个不停，竟也跟着笑了起来。
好一会儿，我坐起身，喝了口桌上的咖啡，说：“我来北京前，我妈就是这么说的，一模一样的话，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呢，哈哈啊哈，啊哈啊哈哈哈。”
我又笑了起来，她看我这么说，也笑了起来。
我忽然停止了笑，严肃地问她：“你多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呢？”
她怔住了。
我起身，结账，离开了咖啡馆。
来北京半年多，换了7家公司，那个烂猪的公司是托了这个女人的关系。她，是我大学的女友。后来，她说：“我与你在一起渐渐地不快乐了。”
我说：“那……那寻找你的快乐去吧。”
于是，她找到了那头烂猪。
我打算回城，回到了地处版图边缘的我的家乡，并不是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而是我觉得这里也没有意思，既然都没有意思，那还不如回家，与母亲吵吵架有意思多了。
半年前，临行，母亲说：“在哪混都要考虑自己几斤几两与自己的经济实力，北京，你以为是个人就能在那里混下去的吗？”
母亲回击我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在附属医院，病床上是得了胃癌3期C的舅舅，母亲的二哥。她的大哥跟着老婆早早的信了基督教，生离死别在教义书上来看，大都无所谓有无。因此在这之后，他来到了病房，抛出了一句话：“老年病！”
我讶异于这个男人的观点。之前陪我母亲给外祖父上坟，我问：“其他人呢？”
这个“其他人”指的是她的大哥、二哥以及妹妹。
“之前还约着一起上坟，但后来觉得互相推脱约定的期限很是麻烦，就自个儿上了。人啊，到最后都还得自己来，谁也指不上的。”
说完，母亲把一部纸手机烧掉了。
也就是在那次交谈中得知，有人说信了基督教的人禁止上坟。我也没多考究，就信了这种说法。后来偶然上网查询这种说法得知这是假的。因为如果后来的教徒给耶稣祭祀的时候怎么办呢。这种迷惑性的“禁止上坟”的说法更多的像是一种托词而已。
母亲的二哥患病住院期间，我随着母亲第一时间去了。后来我在心里比对，她大哥的儿子没去，她妹妹的儿子没去，大都有各自的原因。
所以，后来我在心理想：“我去到底干嘛，是抹不开的礼仪还是母亲在他们家族里的吸引力。”
是的，因为多年以前，外祖父的死，家族里的四个孩子各自散去，各过各的。母亲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每次母亲想动用这种吸引力时，遇到的大都是阻隔与艰难。因此，也就形成了每个七月十五的时候，自己去给自己她父亲上坟的常规。这一常规，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
这十多年里，她与她的男人维持着漫长的冷战。因为什么呢？
钱。
“十多年了，你爸往回家拿过几次钱？”这是母亲的怨恨，重复的语调与重音，每一次我听到后都会觉得她僵硬而嘲弄的孤独。
而我的父亲，这个男人的观点呢？自他们的婚姻伊始，赶上了当时国家宏大历史叙事下“下岗”浪潮。后来，伴随着刘欢的《从头再来》的曲子，他开过饭店，似乎是赔了。随后，在我不多的模糊的记忆里，有一个晚上的记忆很清晰。
深夜，钥匙捅进锁孔，我惯常一惊。多年以来，这个男人钥匙捅进锁孔的声音总会在我的身体上凝聚成一阵震颤，然后便是一个醉酒瘫软的男人跌到在地上的形象和场面。
他们冷战了十多年，而我厌恶了这种场面十多年。这十多年的起始点就大致追溯到我那个模糊的记忆力夜晚。
“这是几百元钱，给你悄悄地塞进你妈的枕头底下。”父亲说。
“哪儿的？”
“爸赢的。”
然后，我去厕所撒了一泡尿后，把钱塞进了我枕头底下。昏睡过去。
“给了吗？”第二天，他问。
“嗯。”我点头，那是我小时候不多的几次撒谎。我利用了他们之间的冷战，他们冷战的主要方式就是互相不说话，或者很少说话，或者干脆，互相冷漠，到最后，似乎还存在着仇视的情绪。
因为什么呢？
因为钱。
后来，他把这个“赢”来钱的方式当成了一个持续十多年漫长的“事业”，开了麻将馆。大多的日子，入不敷出。最终关了门。
再随后，他开了菜店，入不敷出，关了。
当然，在“开店”的间歇，他干了几次临时工，到目前为止，他又重回临时工的岗位了。如此，大致上二十多年过去了，也就是我的整个年龄期间。他的女人都盼着他有个所谓的正经工作，在他的女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持续浪荡、不务正业的形象。
这种形象的起点，还得追溯到他们结婚后的第二年，开始分房而睡。
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夫妻间的“没话”导致婚姻破裂是个核心而有意思的情节推动剂。他们之间已经没话了十多年，在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一直在向母亲劝离，她的理由是：“妈，不想给你破了这个家。以后你找对象的时候人家会嫌弃你是单亲家庭。”
因此，她一直忍耐着，这是一种说法。
但更多的是，因为一笔钱，量化的话，大约几十万吧，算作男方给女方离婚费。但是，男方拿不出来。
这种处境大多是挨着婚姻苦楚的简陋的家庭所一直坚持的观点，跟“老年病”一样令我讶异的观点。区别是，前者，我讶异了很多年。讶异的原因大致是
也正因为这个女人终日面临着如此艰难的处境，她的“几斤几两”强调着人际关系，她的“经济实力”一直是她阻挠我走出去的核心说辞。
但是，我并没有理会母亲这个命题，只是拿青春和年轻回击。很显然，我并没有击倒她，她也没有恐吓住我。我还是离开了。
虽然世道被铺天盖地的网络渲染的极度不太平，但我还是带着冒险的决绝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是我第三次带着目的性去北京。第一次是与父母小学去北京看升旗，第二次是父母送我去上大学，第三次是我独自一人去，去干什么呢？我根本没有想好，只是想尽快离开这里，在想离开这个词汇上的涵义就如同学生时代横亘在前方的高考的这个词汇一样，我并没有考虑这个词汇之后的任何事情。只是为了这个词而采取了疯狂地行动，导致我去北京的时候卡里只剩五千元钱。母亲为了与我赌气，并没有像电视剧一样贴心的给我卡里打上充满爱意的奋斗基金。但是，替换基金的是不断催我回家的电话，理由是母亲在那头给我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作。
这个确实很诱人，诱人的比对项是我在北京虽然找工作很艰难，所以我屡次想服软但是一直扛着，直到我最终遭遇到的那个烂比赛。总要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契机让年轻人厌烦，然后坚持下来的人变成了习惯的人，没坚持下来的人那就滚回家喽。很显然，我不太习惯。
我确实又一次踏上了回乡的火车，这种感觉很糟糕，这种持续糟糕的感觉被那场烂比赛拦腰斩断，因为那确实是我多年以来笑得最开心的时刻。我不想忘记它，即使它的起点很糟心。
之前看到过一个笑话，说一个落魄的父亲与他七八岁的孩子在下过雨的马路上走着，男人在下台阶的时候滑了一跤，他的儿子看到后忽然开始笑。父亲起身后走到他面前，忽然给了他一耳光。他哭了，然后父亲开始笑。
我看完后，我也开始笑。一直是我心中排名第一的事情，但是那个烂猪被球砸到眼镜上那一幕超过了它。于是，带着一身的糟糕和一个笑话上了火车。入夜，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每次的电话都会说很多，大致的细节殊途同归，青春和年轻没用，激情一过，最终还得回归到踏踏实实的。所以我踏踏实实地踏上了火车，硬卧，一如既往似电钻入耳的呼噜声此起披伏，这操蛋的呼噜声自大学寝室伊始到现在一直在我身边萦绕，以至于夜里听到的蚊子都是呼噜声。因此很气愤，如果那一夜不将它打死，我将心神不宁。既然如此，我一如既往地靠着车厢看了一夜火车窗外的黑夜，偶尔略过几缕灯光，忽然间就被呼噜声打断。同样被打断的，还有我断断续续的回忆。
想起学生时代，考试成绩不理想，但也不差，就差几分。就像人生紧要处就那么几步一样的糟心。人生有时确实就那么几步，但穿得鞋不同，速度确实不一样。
这个时候，在亲情之间我不得不开始有用与没用的最简单的二分法的衡量，父亲，没用，姑姑姑父，没用，姨姨姨夫，没用，舅舅舅妈，没用，亲戚，没用，唯一有用的，就是母亲。这很现实，毕竟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这块肉跟其他的亲戚都没太大关系，再加上因为各种勾连的原因，亲戚间不走动，更生疏。而我，即便是最深沉的亲情之间，也在进行着利益导向的划分。人的自私总置身于残酷与现实之间。所有夸赞的话语都使我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在真与假之间，大致就是你与另一个你之间的距离。
大致是我高中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按照每日惯常的忆苦思甜的节奏，从晚上七点多，坐在客厅角落旁的沙发上，喝着漫长到深夜的酒，白酒喝完喝啤酒，直到头斜到沙发上醉软过去。就是在这令我厌烦的场景里，他问我：“你说我与你妈离婚，你，什么看法？”
“没看法。”
直到现在，我也没看法。如果当时有的话，那就是跟我妈。我其实一直在等待这个男人明确的态度，漫长的时间，直到祖父死去后，这个男人明确地给我母亲发了很长的短信，大致是他想笃定离婚了。但是，我妈不同意。
因为钱，依然没有谈妥。不是谈不妥，是谈不了。因为，没钱。
所以，“有用”的母亲总是在我分数不太理想的时候，总会进行漫长的跑关系，她终于攒了一个饭局。而当时的我，学着韩寒，质疑着应试教育体制，拿起钢笔在稿纸上写着控诉的短文。近日收拾家找到了当初的这些手稿，每一个幼稚的字体都像是一坨小型的屎，我看着我曾经写的文字，恶心的要命。最终，找到了家阳台上一个花盆，把土倒在地上，把这屎一样的稿纸撕碎扔进去，拿火柴点燃一块卫生纸，引燃整个花盆。最终我的卧室烟雾弥漫，如果你远远望见这里，像是我在自焚。
那场饭局的席间，有商人，有校领导，商人之间谈挣钱，校领导之间谈学术，从谈学术滑到了各自股票挣了多少钱，一说起股票投资，席间几个大人们开始勾连在一块，职业的鸿沟因为股票架起一座宽阔的桥梁，整个饭局，他们一直在谈论股票。聊得不亦乐乎。三杯两盏，开始吹牛逼，横吹竖吹就吹到了我身上。
“小伙子，你成绩确实不错，你的母亲为了你这个事也都说破嘴了。”随后，朝我母亲眨了一下眼睛。我看到这个细节，觉得恶心的要命。但想起这个局攒了几个月，母亲为此很辛苦，因此，我保持沉默而场面的微笑。
饭局之前，母亲叮嘱我：“如果那个领导问你，妈那个男同事是谁，你就说是你爸，要不那些领导精得要命，他们一听不是给自己的孩子办事，就不给办了。妈之前委托那个同事办的，所以……”
“所以不就是说个谎吗，很简单。”
说谎确实简单的很，小时候成绩没考好老师让家长来，于是，自己家的父母就会被各种疾病缠身来不了，老师也微微一笑，没考好是没考好，但是也不是太差，所以就绕过了我说的谎。作为一路中等而又上不上、下不下的我，对于各种尴尬的局面都会预料到，但是预料到与实际接触到总能令我讶异不已。
所以，席间，那些领导们忙着感叹股市的阴晴圆缺，没有问我爸爸是谁，却忽然让我站起来给他们说两句，说是想看一下年轻人积极向前的风貌，当时我瞬间很懵。我瞥了母亲一眼，心底泛出阵阵恶心。
通常，历史上或者话语权上面，这个“说两句”的机会都是留给最大牌的领导，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一时间倒错到了我的身上，我一时慌不择路，但必须先站起来，为了让这个恶心的饭局能进行下去，所以我站了起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说啥，就说说我几天前坐公交车上，看到一群小孩儿在车厢中高喊着玩游戏。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喊道：现在谁先说话谁是笨蛋！”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那几个喝的有几分醉意的领导忽然鸦雀无声了，端着酒杯盯着我。
我接着讲：“其他小孩被这个小孩一句话说的全体静止。有人咬着牙，有人哼哼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很短暂的时间，就有人打破了沉默，他说：现在谁露出牙床笑谁是笨蛋！这句话还是刚才那个小孩喊的。这时，其他小孩都抿住了嘴。但是又是很短暂的时间，终于有另外一个小孩说话了，他说：这半天就你在说话了，所以你就是笨蛋。不玩这个游戏了。而后，这些小孩开始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整个过程都是高声叫喊，司机也没有制止，我很烦，差点上去抽那些小孩耳光。”
说完，我就坐下了。一个领导说：“公交车是个公共领域，本不应该高声叫喊，现在的公民素质太差劲”，然后他举着白酒杯朝一个商人走去，一边走一边高喊着：“你，那个工程项目做的怎么样了啊？”
我目送着这个领导走了过去，露出了场面的微笑，恶心的头开始晕。
我讲那个故事的重点并不是那群该死的小孩高声叫喊，虽然这确实很讨人厌，比如公交车开公放看手机视频的，高声讲电话的，高声聊天的，似乎这个国家的公民耳膜天生比较厚，他妈的听不见声。
所以，那个故事的重点是那些小孩并不是说的“笨蛋”这个词，而是，“傻逼”。这个词在中华大地上的易学程度与感染力仅次于“他妈的”。一般来说，这两个词连接起来更有威力，老少咸宜。
巧的是，席间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碰见了那个领导。
他说：“那个男的，是你爸吗？”
“不是，他是我叔。”我回答的很干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撒个谎，肯能是都在撒尿，所以很放松？总之，我在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说出了真话。
后来，我仍然进入了这所学校。那个饭局离席后，那个领导拽住我，说：“小伙子，你那个故事是你编的不？”
“不是，是真事。”
这个领导露出了场面性的笑容，然后拍拍我的肩，走掉了。所以这个饭局，我一直都没有撒谎，这后来也使我很头疼。说谎确实是个技术活，你得用后面的谎去圆它，大致就是圆一个漫长的故事，但是这个社会上就是有人谙于此道，并且乐此不疲。他们不觉得累，认为这是艺术。但很多人还就愿意听这个漫长的故事，并且信以为真。他们也不在乎真相是什么，只是在乎哪一个故事他们认为更好听，就选择哪一个故事为真相。这就是真理。
其实，在攒这场饭局之前，我与母亲搭着她那个同事的车去到了城郊外一所名为曙光学校的地方，这是我在备考大纲的册子上看到的一所学校。我对着这个词汇很敏感，曙光，这个词汇完美的反讽了整个校区。
校区前是弯曲到近乎折叠的土路，车两旁尘土飞扬，那个同事问了路边好几个大爷大妈才找到了一个类似学校大门的大门。
等待尘土坠下，我终于望见了铁大门后面一大横排的教学楼。我跳下车，走到铁门前，当时是星期五下午。在我张望的时候，旁边挪步出来一个老大爷，他问我：“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儿啊？”
“哦大爷，我是今年毕业的考生，想来这里看看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怎么样啊？”我问道。
大爷瞅瞅我，又瞅瞅远处我们的车子，又瞅瞅远处的那一大排教学楼，顿了一会儿说道：“还行吧。”
“哦，这里的升学率咋样啊？”我知道我问了门房大爷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望着周遭的尘土，这里的升学率应该与这尘土成反比。于是，马上我就改口道：“大爷，我想进去借个厕所用一下，忽然肚子不舒服。”
借厕所是个技艺。如果是去一些商业街里的快餐厅，你可以直接进去上。去一些街旁的酒店，你得进去跟人求两句嘴，大都会成功指给你方向。但是要去街边的餐厅借，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没有自带卫生间的商店，求两句嘴后人家说没有，你就很尴尬。但是令人愤怒的是那些如果你不进店吃就不借给你厕所上的饭店，说来这也合理，毕竟不是公厕。但是在我不多但还算多的借厕所经历中，遇到的最奇葩的是我上午在店里吃了一碗面，用了厕所。下午路过想进去借个厕所，我用上午来这里吃了一碗面为由混个脸熟，但是店家一个老女人说：“上午来这吃，就有，下午不吃，就没有。”当时我确实是想大便，在那个门口，我头一次感受到了，人的吃与拉是那样的统一，只不过是换了个口而已。
现在，城市的“厕所革命”增添了很多公厕和移动厕所以及街边的小房子的厕所，大大减少了之前借厕所的尴尬经历。在这些经历中一直被拒绝的，就是我路过很多学校时想借厕所时都是失败的。
但那一次，在曙光门前，大爷并没有拒绝我，打开门让我进了去，这是我借厕所经历中唯一的一次曙光了。他说绕过那个教学楼往东走看到一个露天存车处，在那里拐弯就能看到一个立在土操场边角的一个砖块砌成的厕所，这种厕所在当下的一些农村或者公路尽头的城郊处还存在着，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旱厕。
旱厕，蹲坑，坑与坑之间有或者没有遮挡的墙，厕所的边角处蛆虫遍布，蝇虫飞舞。在坑两侧有红色的砖头，用于垫脚。这是因为不常清理的旱厕的屎会盘成塔装，一柱擎天。所以只能架高人的双脚，然后后来的人继续在这塔上添砖加瓦。我见过的最高的砖能垒五六块之多，也算是蔚为壮观的场景了。
我进去的时候，正看见一个圆脸带着眼睛的男生双脚蹲在两侧的红砖上，砖不多，只有两块，他手里拿着桃李面包，一边吃一边垃。这使我很讶异。
我找了个塔尖不是很高的坑位蹲下，看了一眼他，他朝我笑了笑。
“同学你好，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我问。
“是啊，你好，你是？”他把吃剩的半个面包丢进了塔里。
“我是来咨询这个学校状况的今年的考生。”
“哦，状况啊，烂透了，建议你还是走掉好些。”
“啊，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家里穷，我妈只能送我到这里，念完后我就回家跟着买菜去了。看你样子是个学习的主，这里，槽糕透顶，人渣横行。”
“那你成绩不好吗？”
“我啊，也还行，不去其他学校是因为在这个烂地方，我的成绩还会给我点奖学金，毕竟我是这里分数较高的几个。”
“你那年考了多少分啊？”
“350分。”
“你呢？”他问。
“485分。”
“我操，那你他妈的咨询这操蛋的地方干啥，你是觉得城里的好学校进不去吗？”
“不太是，其实像我这样的分数在城里很多，上不上下不下的，我也是一时好奇才非要来这个印刷在备考大纲册子封底上的学校看看的。”
“啊巧了，我也曾是看了那个烂册子来的。”
这时，进来几个留着毛寸头的学生，他们是来这里抽烟的，然后几个人聊天，操、他妈的之类的话佐料反反复复着。我一直很好奇这些来厕所抽烟的小孩将来长大后，他抽的每一只烟味里都或多或少会留存着曾经厕所的味道。那种浓烈而宣誓反叛而自作成熟的年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街巷角落的打架、深夜的烧烤以及厕所的烟，这或许就覆盖了他们整个躁动的青春，直到有一天，他们穿得人模狗样走入酒吧、迪厅与夜总会，究竟那些逝去的时光换作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我也未曾体会过。
那日，我一如既往我沉默着。准备起身离开时。这时，一个毛寸男说道：“等等，你们听。”
“听什么？”
“墙那边有人在尿尿。”
一墙之隔的那边是女厕，这是惯常旱厕的结构。
另一个毛寸男说道：“之前咱们凿的那个小孔在哪儿？”
另一个男的指了指。这时，那个圆脸男不知道啥时候已经起身，正在那个男的手指的方向的墙上闭着一只眼睛瞅着。这几个男的走过去，一把推开了他，并踢了他屁股一脚。他衣服上立刻粘上了屎黄一样的脚印。这几个男的一边抽烟，一边说说笑笑谈论着对面的水声。
“他们是谁，怎么那么横？”
“这儿的体育生，哪个学校没有几个愣头青，装横的，他们就像这墙角大尾巴的蛆一样臭。”
这句话可能声调太高，被那几个男生听见了，向圆脸男冲过来又是一脚，我被撞到厕所的墙角，圆脸男和那几个男生扭打在旱厕肮脏的地上。我赶快跑了出去，一路跑到铁门旁边的门房大爷处，我说：“大爷大爷，厕所那儿有人打起来了！”
“没事儿，正常的。”
“正常？”
“都是些青瓜皮，今天你打我一拳，明天我踢你一脚的，习惯了。再说，这也不归大爷我管啊。”
“大爷，你觉得这学校咋样啊？”我故意问他。
他看我笑笑，说：“小伙子，你都看到了喽。”
我不失惶恐地走进车里。
“你干嘛去了？”
“上了个厕所，那儿有一群男生正群殴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呢！”
“没人管？”母亲问我。
“门口大爷说不归他管。”
“那你也看到了，死心了？”男同事说道。
我没吱声，整个回家的路上，我的胃部一阵阵的泛恶心。
几年后，我来到那个跟我一起尿尿的领导的学校的第三年。某个课间，几个男生拿着手机正被一则新闻笑的前仰后合。
那一年，我是这个班级的团支书。在度过了之前一整年分班前的自卑情绪，稍微缓和了我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班级当时班主任觉着我好，赋予了我这个职位。可是就在一年前，我的另一个班主任觉得我很不好，处处针对我。在惩罚我迟到30秒这件事情上树立了她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第一把火，第二把火是惩罚我全班每日三次的拖地任务半个月。但可能是我拖地托习惯了，可能是同学们看我拖地拖习惯了，可能是她也习惯了看我拖地时露出那恶心的笑容。在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一个人拖了一个月地的时候，我撂挑子不干了。
那一天是星期一，下午的班会课上，她走到我跟前，双手插在她的胸前对我说：“今天的地你是不没拖？”带着训斥的口吻。
“老师，你罚我半个月，我都拖了一个月已经呀！”
周围同学提到后，笑。
“那你也得把今天的地拖完啊，去！”
我很激愤，但是我忍住了。我灰溜溜地走到卫生角拿上桶去水房打水。回来后我开始拖地，每个桌子间的走廊旁的同学都对我笑着。我唯一可以算是庆幸的是，他们的这个笑并不是场面的笑，而是发自真心的。现在想来，不管他们这笑背后是嘲讽还是同情，我忽然都觉得很欣慰了。这种感觉很奇怪。
后来，在第二年的某个班会课，我以绝对力压上届班级团支书的票数和坐拥班主任的绝对支持，强硬地替代了上任团支书。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和上任团支书都发送着各自场面的笑。在那场班会课她卸任的当天，就把她手里一堆表扔给了我，说：“新任团支书哦，这些就都交给你喽。”随后朝我场面性的笑笑。
我费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把这些烂表分清，搞完，上交。
第三年，我已经在团支书的职位上轻车熟路了。我可以借由课间各班团支书开会晚几分钟回班级里上课。现在想想，从开会的图书馆回到班级里的那几分钟路上，我那蜗牛爬一样的速度是我那几年里最惬意的时光。可这种惬意并不会有任何人懂。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代表班级上主席台领奖。在领奖这个问题上，当时班级里的校组织部副部长忽然对我说：“我要不替你上去领奖吧？”
当时我本来也不想上去领奖，很烦这种场面。但他突然这么一说，立刻激起了我的权力欲，我说：“老师让我去，不是你去。我是这个班的团支书，代表班级的奖就应该我去领。你说要是班长来跟我替我也会让让，你说你个班外的组织部副部长了都，在这跟我抢这机会干啥？你可真有意思。”
他被我说的怔在当场。我并没有和他有矛盾，也谈不上看不顺眼，我跟他在班级元旦晚会上一起演过一段相声，跟他相处时还算温和。只是在那一刻，我忽然变成一个围护领地被其他雄狮侵犯的狮子向他发起了忽然地攻击。这种带有社会性的攻击仅仅是源自于我获得了一个团支书的职位而已。这种感觉很糟糕，但是很爽。他估计是没想到我会在领奖这件事情上这么强势。后来，他似乎因为这件事对我心存芥蒂。但那芥蒂我也懒得化解，因为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各自水流，各找各妈。
那日，围着看那则新闻的几个男生中就有这个芥蒂的存在。芥蒂很胖，很高，像个成人版的加菲猫。
“你们看啥呢，笑得这么开心呢？”
“去去去，我们笑关你啥事儿？”芥蒂忽然说。
“唉哟哟，我说加菲猫啊，上午背高考宣言很爽吗？”
“切，还不是你写得那破烂玩意。”
“破烂？你信不信我跟老师说说明天还能让你再背一遍？”
“呀呀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没你大，你可是校级的副部长啊！”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呗，给你看。”
我接过手机，上面的新闻是一条过时的，是有人发到了QQ的说说上的，近似一则笑话：“城郊有一所学校几年前学生在厕所打架，有一个男生被推到厕所的粪池里淹死了。淹死的那个男生的家长是贫苦的农民，但是却誓要与那个学校讨个说法，这几年一直在状告那个学校。但是他们人单力薄，没人帮他们，一直被拖着，耗尽了家里的几乎一切，土地也很少搭理，很多都荒废掉了。”
后面附上了几张模糊的图片，仿佛就是曙光学校，而这则新闻，怎么看怎么像我当年遇到的那个男生。我忽然佯装地笑着说：“这个淹死在粪坑的男生戴眼镜不？”
那个芥蒂当时也带着眼镜，以为我又在拿他开刷，就要联合那几个男生一起“卡”我。
“卡人”游戏，是一种当年莫名其妙流行在校园的无聊的游戏。几个人抬着一个人，把他的两条腿分开往门上或者树上撞，用以袭击人的敏感部位的一种粗鄙的游戏。很多不分轻重的男生把另一个男生都卡疼过。这种游戏也在女生间流行。并且听说上一年毕业典礼，几个学生抬着把校长都给卡了。现在的我觉得，这种游戏可以归为一种“泛性游戏”的行列，它用触碰性禁忌的方式来宣誓青春的反叛，能流行起来的原因大致如此。
当时他们人多势众，我抵抗不过，就在他们要把我往班级的前门卡的时候，班主任这个时候刚好路过，呵斥住了他们：“哎哎哎，给我放下，你们干啥呢，都要高考了，能不能上点心。以后啊，你们谁要再让我看见玩这种游戏，我就让他尝尝我剃头的水平！”
这一下把这些人给震慑住了。
之前因为几个男生的头发不合格，被叫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剃了一整节课的头。剃完的头型，有种说不出令人好笑的模样。所以，他们乖乖地把我放了下来了。
“你们谁啊，再要是卡我，我就联合老高一起弄你们！”我接着班主任的话说道。
“就知道你是个爱告老师的主！”一个男生说。
“我才不是那样的人。为了弥补你受伤的心，下回班级领啥奖的时候，你去吧。”
他却似乎很看重这个，说：“说话算话吗？”
我点头。
然后，加菲猫拍着我的肩膀说：“哎，我看他不像是告老师的主。”
这段话，“强龙”与“地头蛇”和几个“平民”的学生版“饭局”，像不像多年以后你所历经那些个虚与委蛇的那些油腻的商人们推杯换盏之间互相吹牛逼的场面呢？本来你们几个吹在了一起，吹得很投缘，结果忽然有一个人抛出一个诱惑，所有人乌泱泱开始跟他一起吹，于是另一个人就被落下了。想着这种最初的训练就存在于学校中这种所谓的中队长大队长主席啥的。
后来，在一则新闻中看到一个五道岗的小学生，说话办事像个老头一样，嗯啊的语气像极了一个小小领导一样。看得我一阵恶心，但是这种糟糕的感觉也避免不了的是，我也在恶心曾经的自己。
之前有个老师讲课，用了大半节课讲自己大学生时代怎么样偷鸡摸狗、偷奸耍滑地当上了学生会主席，用一种阴招使得那个热门的学生落选。他似乎是一种忏悔的方式在宣扬自己当时的过错，这似乎是一种警告与劝解。对谁呢？对台下坐着的学生吗？我听着很费解，就像一个老男人曾经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忽然质问我：“我知道你是第一次做这个事，那那些杀人的还是第一次呢？”
一句话摔得我征在了当场，哑口无言。于是，与这个老男人的对话里，我一直在道歉。这种感觉也很糟糕。
芥蒂笑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像后来那个饭局上与我一起撒尿的领导。
但是可笑的是，后来班级也不参加啥活动了，所以也就没有奖可领。也就是说，这个对我充满芥蒂的加菲猫一次代表班级领奖的机会都没得到。为此，他毕业的时候拿这件事开我玩笑说：“你这个人啊，很是阴险狡诈啊。”
之后，芥蒂联合几个男生终于把我抬起来卡在了门上发泄他们的情绪，秋后算账，倒也算现实。当时的我，确实是被卡疼了。
火车终于到站，忍了一夜的呼噜，我提前一天回乡。打车，回到了家。
这个家现在的结构是，父亲搬到了死去的祖父的房子里与祖母一起住，我与母亲一起住。但在我去北京的这大半年里，家里一直是母亲一个人住。她终于重新给家挂了一遍腻子，我的房间被收拾的很干净，干净的一如既往地我之前放着的所有东西啥啥都找不到了。
这个时候，刚好楼下有户老女人把房卖给了新的住户，这家住户叫来装修工，把地砖、原来墙上包裹的木料都产走了，每日电钻声四起。我却偏赶在了楼下装修房子的时候回来。在历经了一个漫长的火车上电钻式的打呼噜的折磨，本想着回到家躺在大大的床上歇歇。但是遭遇到真正的电钻声刺满了我的整个房间。我躺在床上开始骂娘，无济于事，心烦意乱。
想着我去北京这半年间换的那7个工作，一个比一个糟糕，日子过的像这刺耳的电钻声一样，终日都是糟糕的状态。想着年轻，就是每当任何事物开始之前，都会从心底泛起强烈而盲目的激情。随着事态的糟糕，激情丝毫不剩。这样循环往复，老掉成迟缓的步伐与怯懦的眼神。但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眼神已经出现在了我的身上。
去北京的事情很简单，工作不顺的我不得不想新的法子，万般无奈的我去见了一个人，就是那个女人。而那个男人，模糊一点说勉强算是我曾经的情敌。我们之间的故事，一个古老的三角吗？并没有，在女人接触到那个男人的一瞬间，我就变成了一个点，而他俩，便融合成了一条线。现实不是言情剧，那些三角可以演绎那么长那么长，现实中很多三角一触就破，没有血迹，不留痕迹，短暂的要命。
她来自同样边缘而遥远的村庄，有着老庄恬静安逸生活的终极向往。凡事看得很淡，成绩、爱情、金钱，甚至是亲情。她拒斥亲情，源自于她父亲拒斥对她的爱。这种爱源自古老的重男轻女的故事。她的位置被她的父亲给予了太多的要是个男孩的位置。这是一种落后的鄙陋的思想，延续在很多乡村中，直到现在。我们大概对于很多远离自己生活周遭的经验总会抱有巨大的震惊，比如饥饿、战争、疾病以及杀戮等等事态。
她恨乡村，但也不喜欢城市，活得很中立，这样不容易欠谁的，她想的更多的是，不欠她父母的。她父母从乡村搬家到城市的原因，她一直以为他们是为了她。但是她偶然回家，在房门外，听见窗户里巨大的争吵声音。她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争吵的内容她却是第一次听到，她很讶异。
她第一次听到她的上头还有两个姐姐，一个送人了，另一个……另一个被她的父亲在出生后悄悄地扔进了村尾角落里的烂水沟里，溺死了。她从讶异变成震惊，疯狂地用钥匙桶锁孔，但因为气愤导致的手指颤抖，她好几次都没有捅进去。
啪，钥匙断在了锁芯里。然后，她疯狂地敲门、踹门。开门的是她的父亲，她扑向父亲，嘴里吼着：“你个杀人犯！”
父亲用力一挡，她摔了一跤。然后就是坐在地上，哭。旁边是不知所措的父母，母亲也咒骂着她的父亲是个禽兽，父亲虽觉得理亏，但依然用忽然的沉默做着反抗。而这次争执的原因是女儿向父母要一些钱，但是父亲拒绝给，因为他们的儿子读高中更需要钱，父亲让女儿自己做兼职去挣。这似乎是一个很细小的事情，但却隐匿着一个古老的故事，与之前的电影《黄金时代》讲述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事轮廓相类似。
于是，一个愤怒的年轻女子，因为某种强烈的情绪而将怨恨撒向自己的身体与男人，这亦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她并没有告发父亲。她反抗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找男人，与他们上床，希望自己因为偶然染上的外力使自己死去。不管什么外力，她都憎恨着生命和这个世界。在反抗这两个“大词”的时候，她也大把大把地挣着钱，她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生意，在讨价还价中凭借大学生的身份，在那几年，她可以说是实现了经济独立。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遇见了那头烂猪。
烂猪还是一只年轻的猪的时候，很胖。这是“猪”这个外号理所当然的载体，但至于为什么烂。这个事情的推导过程是这样的：
他也是大学生，专业是数学。他痴迷着一个古怪的事情，经常说自己发现了真理。然后第二天就宣布这个真理被不知被哪个该死的猪提前发现了，还写在了书上。于是便是苦恼的情绪。他总是兴致于真理被自己独家发现的美梦。但哪有那么多真理，他累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居然转了专业，跨度很大，转向了神学。经常去礼拜堂，对真理的兴趣降低到了冰点。秉承着一个真理，那个十字架上的人。也是在礼拜堂里，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那个时候，他经常收养流浪猫狗，这源自于他老婆的爱好。最后他对狗持续了温情，对猫充满了愤恨，甚至会在街巷口看到流浪猫，蹲在角落里用石头射它。这个游戏他能自己玩一下午。但是他的老婆喜欢猫，对猫无缘无故挠他总是笑，他对此生存芥蒂。直到一次他们一起吃面时因为家中没有备蒜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他说：“真理就是这该死的猫！”
于是，他过早的在上帝面前进入了婚姻，又过早的离掉。表象的原因是猫和蒜，听着很有趣，但当他放弃发现真理的时候，他年轻的激情也就顺带被埋葬。然后他毕业后开始了经商，买瓷器。挑着担子卖瓷器，街边摆地摊，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白手起家，他在卖瓷器的路上，像是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真理的传奇。
“当钱变成我发现的唯一真理时，我发现什么梦我都做得很踏实。”他说。
在岁月催生出一个成功商人形象的夜生活时，也伴随着纸醉金迷的发泄。在经历了一段混乱生活的末尾，他遇见了她。
他们俩相遇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强行抒情的孩子，我用诗与手写信件这种复古的方式联系着她，他用钱得到了她。他们相识于灯火昏黄的夜生活，我们结识在一堂堂早起的课堂上。在她是否犹豫与我分手的间歇，她那些投到股市里的钱刚好跌得惨重。这个时候的时间点巧的令我讶异，他想结束游戏人间的夜生活，她急需一笔借助夜生活的钱，而我一如既往写着诗。
在写诗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句话：
“西门庆与耶稣一样，死于三十三岁。”
西门庆用金钱和权势的操作，企图得到女人、别人的女人以及任何女人。
耶稣用自己的纯真与善良吸纳人间的罪恶与苦难，妄图拯救男人、女人与整个人类。
但是，他们都是突然横死，在三十三岁的截点。他们的形象是被塑造的，被人为塑造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人写的一个故事，很偶然的都被某个人写死在了33岁上。
这是偶然，但足以令我讶异许久。
我把这句诗写在了最后一封给她的书信中，妄图表现得足够坦然。她或许没有注意到，但多年后，我在走投无路的间歇给她发了一个短信，她帮了我，这就是我在北京第七份工作的背景。
当时她回复了我一条短信：“我今年，刚好33岁了！”
我与她的老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您好像我曾经认识的那个戴着眼镜圆脸的男生。”
“哦是嘛，他现在在干啥？”
“他死了。”
“啊？”
“打架，被人推进粪坑里，溺死了。”
他很生气，但是碍于我是他老婆的朋友。他已然得知了我是她老婆的初恋，心中燃起了一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于是，谈话导向了为什么我现在混得这么惨，要委身于曾经初恋女人的老公脚下的气氛里。很显然，这第七份工作依然是一份糟糕的选择，从选择之初就是糟糕的迹象，但在走向更糟糕的间隙，我还是挨了一段日子的。
他的公司依然是买瓷器的，只不过，变成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公司，而业务的主要来源就是跑动各种关系，让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只来你这儿买瓷器，盘碗，家具厨房设备等等。这是一项令人厌烦而艰难的工作。他的起家，也是源自于这种不厌其烦类似攀龙附凤、阿谀奉承的生财之道。但这些吹捧与周旋的表象下隐匿着卑躬屈膝的忍耐，他的名字里有个龙字，圈子里的人都喊他“龙总”，去掉平翘舌，就是“龙种”。这在交谈中是常有的事情，而他也呵呵笑着，觉着有种古代皇子的霸气。
“不应是皇子。”平头男说。
“那是啥？”
“您应该自信一点啊，你就是皇上，经商界的皇上啊！”平头男说。
鉴于每个体系里，都会存在这样溜须拍马之人，见怪不怪。但当他忍着自己老婆被睡的愤恨，为了几张红色的纸张，在乒乓球案子另一边跌的那么哗众取宠。我自小凝聚的恶心之感已经渐渐形成风格，直到那个烂比赛开始之处，烂猪找到了我。
我是临时工，在他的公司帮着处理网络文案的编辑，工作量也不大。但他要求苛刻，顾忌到了每一个角落，甚至一个标点符号。起初我还敬佩他的严谨，后来我认为，这就是故意找茬。甚至是那个比赛，他专门要请来他的女人观看。
赛前，他拉着我说：“这些日子感觉在我这里工作怎么样啊？”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问话，像极了那个罚我拖地一个月的老师。我厌烦这样的口吻。
“还行。”
“听说你很会打乒乓球？”
“还行。”
“那我给你一个任务吧，如果你能完成，就给你转正，并且工资奖金翻倍，怎么样？”
“什么任务？”
“公司内部的团建活动，你凶狠一点，把他们全赢了，然后在决赛被我打败，怎么样？”
“你也很会打球吗？”
“那当然。”
“那你是让我故意输给你喽？”
“对。”
“那打打看呗？”
“不，我要你一个准确的答案，你要说行，那我会安排你与我决赛会面，如果不行，那你就不要参加了。”
“怎么个安排？”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行。”
对于这个比赛，虽然很业余，但也会遇到很多种可能。我本身技术一般，但是打另一些一般的选手，基本都能拿下。但如果遇到强的，我还是会输。其次，究竟这个所谓的“龙总”的球技如何，我很好奇。也同样好奇他怎么安排，这是我答应的理由。
比赛开始。
当我看到平头男与“龙种”的对局后，我知道了这安排最夸张的涵义。即使在一个这么业余的联谊里，这么角落的一个公司里，也存在着如此庞大的官僚气氛。
当我看到对面那个实力很强的对手故意让我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比赛被操纵的力量之强大。这使我讶异。
我被这种力量推到了决赛的时候，这种性质与我之前跟学校那个组织部副部长争夺谁上台代表班级领奖的事态有着跨越级别的恶心时，我觉得我忍耐不了了。但另一方面可是钱翻倍的机会以及一份正式的工作，但前提是要忍受这个酷爱虚荣的老板以及那一层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我又退缩了。在钱与尊严的抉择中还存在我与家乡那个强势母亲的赌局以及我霸气地拒绝她给我安排工作的一次又一次电话的机会。在我权衡了很多无关紧要的可能的时候，我决定在比赛中放水。
但，就在比赛的前一刻，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喂，儿子啊，回来哇，妈这边给您找到了一个在学校里当老师工作的机会，你回来试一试吧？不要再逞强了。妈关注了你的微博，看到你这半年在硬撑着，过得不顺，不要螳臂当车了。回来踏踏实实的吧。”
这是一个大招。在当下的网络世界里，90年代的人，QQ被弃用，微信很多人屏蔽着家人老板以及很多人，只有微博，因为流动量大不封闭等原因，成为了很多卑微的人吐槽生活发泄不满的小房子。我在微信这个封闭的房间里拒绝让父母进入，拒绝让其他我看不顺眼的人进入。但是我在城郊角落里构建的安全屋里，它虽然空旷，但是很长时间都是荒芜的，杂草丛生。忽然有一天，远处一个人影走了过来，不是你期待的那些赤裸的姑娘与有钱的男人，而是你的母亲。
“你咋知道我的微博号的呀？我的天！”
“你爸那天发给我的。”
“我爸？他联系你了？跟你说啥了，等会儿，他又是咋知道我的微博号的？”
“你妹给你爸的。”
我妹，在英国留学，学的工商管理。她甩开她的父母很远，体型一天比一天胖，在开玩笑她的体型的间歇，我们也聊到了父母的婚姻。“我爸真是个神经病，我好难过”，她说。她也多次劝离过她的父母，没有成功。在难念的经比对的过程中，我似乎是把我的微博号告诉了她，我似乎让这个胖胖的妹妹替我保密。但似乎，这个秘密偶然间被共享了。
远处走来的这个人，带着与生俱来的强势和温情，走进了我最后的领地。在观澜完我破败不堪的心理世界之后，给我最柔软而安康的安慰：“妈给你买了个小房子，你可以搬出去自己住了。嗯……妈和你爸，离婚了。”
这一刻，究竟该谁，安慰谁呢？
“好吧，我过几天就回去。”
“几天？”
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给了这个该死的烂猪一个措手不及的回球。在最后一颗球的发球的时候，他拼命朝我使眼色，我并没有看他，依然回给他一个强势的回球。后面的剧情，我证实了这个烂猪的球技在一般的我之下，而他八千九百九十九界比赛的冠军头衔被我抹掉。他气愤难当，给了我一个吃人的眼神。
“33岁，所以呢？”我问她。
“你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我重看的时候，触动很大。我恍然发现，我也已经33岁了，但是我的生活不幸福。”
“这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那烂猪睡了别人的老婆。”
“我知道。”
“你知道？”
“对，我们的精神给彼此就好了。”
“呦呦，如此先锋的婚姻！”
“这是你的选择。”
“是的，但我也只是现在不快乐了。”
“这样强词夺理，你会更胖的。”
“瞎说。”她笑着说。
少顷，彼此沉默一会儿。
“我错过了你。”她说。
“这很少见。”
“你恨我吗？”
“当时还是现在？”
“现在。”
“不恨。”
“那当时恨喽？”
“就像你只是现在不快乐而已。”
“有什么办法呢？”
“没办法，人生兜兜转转，有短的路和长的路，短的路会被长的路覆盖，长的路会被更长的路覆盖。我们都得接受，这就是生命与活着。虽然很艰难。”
“我一时心急，慌不择路了。”
“对于当时的你，并没有错。”
“我和你，连手没拉过啊。”
“哼呵哼呵呵。”
“你笑什么？”
“我当时，多么虚伪啊。”
“可我觉得那时的你，很纯粹。”
“纯粹，在社会上，连接不起来任何东西。”
“那什么东西能连接啊？”
“钱。”
“当时的我和现在的你，殊途同归了吗？”
“也许吧？”
“那如果是现在的我和当时的你呢？”她问。
“我们就承认吧，我和你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节奏、位置与平面上过，回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也好。那你回去以后准备干啥呢？”
“看看我妈的安排，先呆着吧。可能会呆很长时间，到我厌倦的那一天，又或许我会挨着这厌倦。”
“你才半年啊，就累了吗？”
“是啊，你不累吗？”
“累，心累。”
“心累比心死好。”
“哈哈。”她回我。
临行前，我本打算拥抱，但我只是伸手，她与我握了握手。
“也算是拉了手了吧？”
她笑笑，“还会给我写信吗？”
我怔了一下，道：“或许吧，只是'欲寄所思无好信’了罢。”
后来，过了几年吧，该设置成过了几年呢？几年的期限能忘掉点什么呢？我记得在我写给她最后一封信之前，她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终将别离，那我，会用很久很久的时间来躲避你，久到我们可以面对面坐在一起，谈着当年我们若即若离的那些故事。那个时候，这些事情就变成了游戏，幻化成玩笑。然后我们会对视，然后沉默寡言，直到外面已经天黑。我们都不知道是该离开，还是再坐一坐。又过了一会儿，我说一句该走了，你嗯了一声。于是，这就是我们曾经全部的青春了。或许，这不仅仅是青春，所有相遇和别离的故事也不会是一问一答或者仅仅是一问一答。但却是问的简单，答的更简单。”
对于悲伤的故事，就像自己的口臭，闻得多了，也会觉得滋滋有味。这种异样的感觉需要重复多次的闻，直到你对臭变得熟悉，幻化成了香味。
同样，每个人都有悲伤的故事，或许悲伤到你不愿意讲，我不愿意听。但只要一张口，便总容易说多，说得多了，也就听得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