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可以拯救地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想必不少严八的读者朋友都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这个主题记忆犹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至关重要。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城市生活也越来越面临着环境污染、空间冲突、资源短缺等一系列挑战。由此，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重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
不过，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府眼中，城市都曾经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阻碍。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发展城市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能够拯救地球呢？它又是如何成为人们的共识的呢？美国学者Hillary Angelo和David Wachsmuth通过分析城市蔓延、非正规居住区、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历史发展，带我们回顾了城市从一个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到一个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案的转变。
一、引言
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可持续城市”的理想在城市规划和政策讨论中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实现未来可持续生活愿景的所在地。简而言之，现在每个人都认为建设可持续城市可以拯救地球。
但在约20年前，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存在潜在矛盾。那么，全球话语是如何从城市会阻碍可持续发展转变为城市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呢？
20世纪70年代至今，人们应对城市蔓延、非正规居住区、气候变化的对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我们可以从这三大问题的历史发展中找寻出城市逐渐发展成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历史轨迹。
二、城市蔓延、非正规居住区和气候变化
——全球城市可持续性构想的出现
是什么让城市成为全球问题的共识性解决方案？植根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整个90年代强化的三大问题（城市蔓延、非正规居住区、气候变化）的历史发展促成了这种话语和政策的转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针对这三大问题，城市和环境学者及政策制定者首先提出了非城市解决方案（即不聚焦于城市规划、设计和城市管理的方案），然后又转变为提出城市解决方案。具体如下：
城市扩张作为一个贯穿一系列空间和历史背景的可持续性问题，一直是城市的一个主要象征。
20世纪，随着汽车在发达国家的普及，城市的边界不断向外扩展。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依赖汽车的国家，其郊区的扩张达到了最极端的形式，并且其郊区发展曾被普遍认为是有助于解决卫生条件差、过度污染、密集居住等城市生活问题的方案。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巴里·平民内尔《封闭的圈子》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作品的启发，反郊区化环保运动开始兴起。他们认为城市向郊区的无序扩张会导致资源消耗、土地过度使用和污染等问题。
图 ｜《寂静的春天》及其作者
但是这些批评都简单地将城市的郊区化扩展等同于城市发展，并且认为经济增长导致了城市蔓延和环境恶化，与维持稳定的生态原则是不相容的。因而，他们认为解决方案应该是同时拆除经济引擎（资本主义增长）和它的空间表现（城市的无序扩张）。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与之前反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同，发展紧凑型的城市（compact city）逐渐成为一种可持续解决方案。城市政府开始试图通过对空心化的市中心进行再投资来吸引白人中产阶级从郊区回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筑师彼得·卡尔索普(1985)提出，“理想情况下，城市是最环保的人类定居形式。与低密度城市居民相比，高密度的紧凑型城市中每个城市居民消耗的土地、能源、水和产生的污染更少。”
1998年，塞拉俱乐部启动了“向无序扩张挑战”计划，明确指出郊区无序扩张是一场持续的环境灾难。
人们逐渐明确了郊区扩张是一种环境问题，而密集城市发展才是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20世纪早期，城市的贫民窟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的副产品，并被期望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被正式的定居点所取代。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非正规居住区在没有工业化相伴发展的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亦被称为“贫民窟”），因其潜在的安全问题及公共健康问题，它们被视为环境威胁之一——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
图 ｜非正规居住区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政策讨论中，人们显然是将非正规居住区当做环境问题来应对。在21世纪初，应对非正规居住区的主要策略是清除或者“升级”，两种对策都冠以“发展”之名。
图 ｜国际社会将非正规居住区作为环境问题的讨论
然而，就在非正规居住区被广泛引用为环境问题之时，另一种说法“非正规居住是一种具有潜在可持续性的城市生活的充满活力的、创新的形式”正在增长，2010年则是这两种说法的一个分水岭。
2010年，美国环境梦想家、《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ue)创始人Stewart Brand,写了一篇题为《贫民窟如何拯救地球》的文章，他在文中将非正规居住区描述为“出人意料的绿色”，并着重说明了它们的极端密度的优势。
研究人员通过在非正规居住区的采访发现其具有出乎意料的积极特质：高效、步行友好性、循环实践、规模经济、蓬勃发展的非正式经济、强大的社区支持网络和居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Brand, 2010: 31, 35–44)。
现在，许多在20世纪曾被当做为环境问题的特征——非正式性、非永久性、低密度和极端密度——正被用作“可持续生活模式”和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设计师的灵感来源。2016年，智利建筑师Alejandro Aravena凭借基于非正规居住区的设计获得了建筑设计事务所享有盛誉的普利兹克建筑奖。
图 ｜Alejandro Aravena及其作品（智利UC创新中心）
可见，尽管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居住区曾被理解为“发展”的环境问题，但是现在却被视为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城市化的潜在资源。
在过去的几十年，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环境问题。人们认为城市既然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那么也应当是减少排放的关键领域。
第一次正式的国际气候变化条约是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非约束性建议。第二个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但仍存在发展中国家在承担气候变化责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工业化国家减排的规模为多少等难以确定的问题。然而，随着美国的退出，达成国际性的解决方案困难重重。
图 ｜《京都议定书》部分内容
发达国家富裕的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被寄予厚望。在1992年里约会议上，城市被“完全认可为可以并应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领域”。1996年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讨论“如何在城市化世界中实现可持续的人类定居”。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很快就会生活在城市里，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在城市内部和通过城市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的重点是优化城市资源的使用和减少温室气体，这些方法与上文讨论的城市密度相关。
到20世纪90年代末，城市作为政府管理、投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的兴起，也促使人们认为城市也可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方案。人们制定了以城市为基础的环境议程的主要政策，具体包括建立了国际地方环境倡议理事会(1990年)、市长气候保护协议(2007年)以及2016年人居三峰会上对环境问题的展望。
21世纪，人们越来意识到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城市“韧性”规划的逐渐兴起。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2012年的桑迪飓风，以及2017年的哈维和厄玛飓风共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直观地凸显了沿海城市的人口和资产在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另外，南亚洪水、开普敦干旱、欧洲的雪等都凸显了这种观点。
对此，人们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城市改造以应对气候变化。如，纽约的“设计重建”项目始于飓风“桑迪”(Sandy)过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起的一场设计竞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0个“韧性”城市等等。
图 ｜台风桑迪过后的纽约
【小知识】韧性城市旨在强化城市面对灾害的预防、准备、响应及快速恢复能力，对待自然的态度从利用和抵御走向协调共生。2012年11月，基于应对桑迪特大风灾的经验教训，纽约市出台《纽约适应计划》；2013年6月，纽约市长颁布《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规划。
今天，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变成城市的焦点，人们认识到气候变化影响有着“不寻常的脆弱性和重大的责任”。
从以上讨论的三个城市环境问题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从非城市解决方案到城市解决方案的转变。1960年至2000年之间，接连发生的环境问题发展为城市蔓延、非正规居住区和气候变化，最终导致空间规划、建筑设计以及城市治理方面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但这三个政策领域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转变。最初的努力都是非城市的——针对三个问题最初的提议方案并未专门针对城市规划、设计、治理，直到后来针对紧凑型、非正式居住区和气候变化的城市解决方案才变得习以为常。
城市已经成为解决世界可持续性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设计更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城市的压力。
四、结论与讨论
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强有力的共识。我们通过三个城市与环境问题的历史发展讲述了“拯救地球的城市”共识的由来，说明了三个问题如何在可持续思维中从“更少的城市”到“更多的城市”以及从被视为环境问题的城市到被视为全球范围内解决问题的城市的转变。
城市是人类的智慧创造，是人类文明的鲜明标志，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城市可以而且应该是绿色的，城市也是解决我们全球环境问题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愿全球城市建设、发展、治理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宜居、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Hillary Angelo,David Wachsmuth. Why does everyone think cities can save the planet?[J]. Urban Studies,2020,57(11).
本文作者：庄溪瑞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梦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