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我那失散的解放区的书
少年时在胶东故乡，参军前我也有一个小小的“书屋”。其实就是在我家西间的柜上，排列了一行我积存起来的三十几本书，两头用蓝色铁质的“书立”夹着，这“书立”，还是我高小五六年级时的语文老师王中戊回北平上大学前赠予我的师生纪念品。
这三十几本书虽然不多，但品类不一，包括古典名著（残卷）、公案小说、三四十年代的都市言情小说、30年代上海出版的地图册，再就是解放区出版的文学作品和其他著作了。而后者，对我童少年时期思想信仰和人生观的形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这三十几本书的来路也各不相同。有的是我从外祖父东厢房的那堆“破烂”东西堆中找到的（如《岳全传》和一册《济公传》）；有的是我再集市或旧物市场上买的（如《施公案》一册与京剧《戏考》二册）；有的是土改“复查”分浮财贫下中农不要“闲书”扔在就地，由农会长免费赠予我的（如刘云若的言情小说《春水红霞》、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一册及《中国分省地图册》和《世界分国地图册》）。但更多的是我在县新华书店购买与我在小学与初中考试获得的奖品。这些都是解放区翻印出版的优秀小说和著作，包括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胶东新华书店翻印）、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东北新华书店出版）、《东北抗日烈士传》（东北新华书店出版）、《蒋党真相》（翊勋著，华东新华书店出版）、《新人生观》（俞铭璜著，华东新华书店出版），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谈青年修养》《毛泽东印象记》《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以上均原由延安出版，胶东新华书店翻印）。再就是胶东文协主编的《胶东大众》《胶东文艺》各一册，算是当时的期刊，但均由新华书店发行。
在买书的过程中，更有趣的是《李有才板话》。本来我是在柜台前翻看的，但看着看着，就被它吸引住了，狠狠心买了下来，多少钱忘记了，本来当时还想买萧红的著作，可是钱不够了（过了两个月，我还是相继都买了下来），从书店到我们村大约6里地，出城后，路上行人稀少，我禁不住又拿出这本好像刚刚出厂，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板话”，倒退着走以便迎着下午的阳光先睹为快。当晚，月光极好，我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又接着看。这是我第一次读解放区出版的小说时，如饥似渴的真实感受，直至若干年之后，书中那些朗朗上口，生动无比的“板话”，例如形容地主啬吝刻薄，给长工喝的粥很稀的语句“勺子搅三搅，浪头打死人”，仍记诵犹新。
相对而言，对买来的萧红的两本著作，读起来兴头便没那么强烈。我想主要原因应该是我当时年龄太小，对风格更文气的作品理解起来有些不甚容易。购买时的积极是因为语文老师的推介，说萧红这位女作家如何如何有才，就连鲁迅先生也是很赞赏的。加之当时战争时期交通堵塞，像上海那边的南方出版物运不过来，所以县新华书店没有鲁迅、矛盾、巴金、老舍的书。而我故乡的龙口、烟台等港与辽东半岛的大连、旅顺近在咫尺，轮船一夜可达，所以东北新华书店的出版物多在我县书店出售，就是这个原因。
我读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东北抗日烈士传》留下的印象很深。书中不仅竭诚讴歌了耳熟能详的共产党人、革命烈士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坚贞气节和斗争精神，也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其他爱国将领、抗日志士如邓铁梅等抗日英烈，展示出“九·一八”后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领导下奋起抗日的声势，证明了抗战不仅是八年而是十四年的真实图景。
而在这些书中，使我如获至宝的则是《蒋党真相》。作者翊勋，真名恽逸群，江苏人，中共早期党员，长期在国民党高层机关做地下工作，后回到华东解放区，所著记叙单篇连贯性实录，提示了蒋家王朝内部种种，有许多至少在当时还是鲜为人知的“秘闻”，使人更清晰地认识到蒋政权的反动腐朽倒行逆施，其失败命运是必然之事。仅据我所记得的单章标题如《笨伯小诸葛》（白崇禧绰号曰“小诸葛”）、《志大才疏胡宗南》、《长沙大火真相》等。只惜该书作者恽逸群在上世纪50年初期即因所谓“潘汉年案件”而彻底改变命运。“文革”后平反后不久即与长辞。《新人生观》的作者俞铭璜亦为我方籍属江苏的才子和笔杆子。即使以我当时的水平读来，亦能感到作者较广博的学识与才气，他主要是从一个人的人格和品性以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贡献上谈人生观的树立。他不回避“人生苦短”，便正因如此，才要倍珍爱光阴，珍惜生命，不能因为生命短暂而追逐享乐、“游戏人生”，恰恰要勤勉工作，尽多地做出贡献。作者非常强调人的品性涵养，在书中举出若干古人的楷模事例，如虚怀若谷，如举贤荐能等，书中多用“三国”故事，如水镜先生司马徽对“卧龙”“凤雏”的推崇，徐庶“走马荐诸葛”，其心多诚，其言感人。至于该书作者，不知是治学与工作过于劳碌还是怎的，据说享寿不长，上世纪60年代即因病去世。
说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的解放区可谓炙手可热。由于该书写得深入浅出，我读起来也不觉得很难懂，只是领会上有个深浅问题。真可谓“人以文传”，解放区差不多都知道“艾思奇”这个名字，虽未识此人亦闻其声。
《谈青年修养》一书是延安一些高级干部关于青年问题讲话的辑录，署以洛甫等著，具体内容我今天已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当时年少的我，却有了另一个收获，即第一次知晓洛甫就是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那是我请教初中时的校长陈健通知后得知的。陈校长后来随大军渡江南下，担任过浙江宁波市委组织部长。
《毛泽东印象记》是除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外的一些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对毛泽东主席印象的记叙。全书笔调轻松有趣，真切生动，我印象最深的是爱泼斯坦对主席观看京剧演出时的片段描写。当看到比较悲苦的剧情时，主席不自觉地擦着眼泪；当看到逗人发笑的演员表演时，主席甚至会笑出声来。记者举出在看《三打祝家庄》中丑角祝小三的某些表演，尤其是《法门寺》中刘瑾叫他的忠实仆从、太监贾桂坐下时，贾桂执意不坐，说是“站惯了”，主席笑得合不拢嘴。我最爱读爱泼斯坦这些记叙，似乎觉得与其说是他在看戏，不如说是在专注记录毛主席在不同情况下的各种反应与表情。
《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传》中收集了中共早期的革命烈士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恽代英等的传略与革命事迹，使我在少年时代即比较全面地了解到我党创建者和栋梁英才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与至死不渝的斗争精神，对我革命信仰的确立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胶东大众》和《胶东文艺》在胶东解放区存在了若干年，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杂志，什么叫期刊。战争年代的杂志自然离不开战争，我从中熟悉了当时胶东我军的首长如许世友、吴克华、聂凤智等这些开国后的上将、中将们；并学习了不少我素来酷爱的军事术语，例如：“胶东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攻克顽伪匪首赵保原之老巢——胶县城，守敌悉数被歼。”“掖南我军于粉子山一带与蒋军李弥部发生激战/敌103师遭重创，166师丧失战斗力/我打成战役指标后安然转至新阵地。”“我”，即我军，用语至亲至简。
至于上述我所有书籍的去向，基本有二：一是我参军前将其中绝大多数搁在一只柳条箱内，用一把小锁锁好置于我家厢房中，并反复叮嘱母亲“好好保管，不要外借”。我参军四年后才第一次回乡，但见柳条箱内已空空如也。我问母亲，她也记不起来是谁拿走了。其时，老人已年逾花甲，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但最痛惜的是那兩大本地图册，它们是我年少时采掘地质知识的富矿，也是战争年代我自绘战争形势图的确凿依据。我此生在任何地方也未见过与之完全相同的地图册。二是我参军离家时，将《蒋党真相》和《新人生观》随身带走，而不顾累赘，只为随时翻阅，也是觉得别处大半不会再见到此书。近二十年后“文革”爆发，抄家时这两本书和我其他尚未付梓的书稿被一并搜刮去——“不翼而飞”，而且是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