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学者专家研究《秦公簋》,热点是什么?铭文艺术价值如何?

穿过历史的风云,来到了三千年前的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自1917年出土后,百余年来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为何呢?

循着前行者的足迹,我认真学习研究秦公簋的有关资料,索隐求真,去理解藏品背后的先人思想轨迹及其文化现象。

秦公簋自1917年在甘肃礼县红河镇王家东台一处窖藏出土后,持续性的引发了“研究热”。从大学者、古文字学家柯昌济、王国维开始,先后有冯叙伦、罗振玉、郭沫若、商承祚、吴其昌、冯国瑞等专家学者,都对秦公簋铭文进行了研究。但由于铭文自身交待不清,加上先秦史料太过缺乏,因而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困惑,各家所下结论不一,延续到今天,仍是一笔“糊塗帐”。

一是制作年代上的分歧。王国维认为此器作于秦徏雍后,用于供奉西垂神庙。而郭沫若等人认为是秦景公时器。李学勤等人则认为是秦穆公时器。而名不见经传的当地学人陈泽老先生引经据典,认定是秦襄王时期。诸种说法,终未有定论。

二是铭文内容上理解不同。由于字有印模斑印,损伤残泐痕迹明显,拓本不够清晰,加之古字难识,异体字多(金文有的字多达六十几种),因而大家辨读起来,各持其据,译文不能一致。

三是对铭文内容解读上的分歧。因铭文上未标明年代器主,尤其对关键铭句“十有二公”的说法存有较大疑义。具体指的哪十二公,众说纷纭。我对当地学者陈泽的看法较为赞同。他经过大量研究、实地考察,对大家之论剖析研勘,尤其从历史文献,铭文字体的辨析,与同期出土的秦公钟、镈铭文的比对等等,言之凿凿,证明“十有二公”,实自中潏(秦襄公)始,庄公止。秦公簋为襄公(名中潏)在公元前77O年所制,应是秦开国纪元之器。这种说法直接否定了诸多学者之论,胆识卓见非凡。我觉得,几千年前的事,考证起来颇难,非要有陈泽的勇气、智慧、坚韧不可。

但大家较为认可的意见也不少。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此铭文使用的陶泥活字板,是中国活字板之祖。在商周金文中,至今未见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种陶泥活字铸铭工艺,应比北宋毕昇的陶泥活字板印刷术早1500多年,比德国人谷登堡铜刻活字印刷早2000多年。 考古学家马衡认为:秦公簋是用戳字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学者郭宝钧说,春秋而后出现秦公敦(同簋)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连续印成,这或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

归纳一下说,秦公簋铸铭工艺应开宋代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发明创造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是春秋战国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反映出那个时代先人的文化创意特点。

意料之中的是,专家学者对秦公簋铭文书法艺术大都进行了肯定。普遍认为其铭字体规整严谨,疏密有致,静穆大方,遒劲爽利,清雅潇洒,是春秋时期西戎秦国使用的一种標准化文字。

在对簋铭研究文献初步学习后,着重对铭文书法进行了研究性临习,感到与商周前期金文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走出了成熟金文之规范,是处在正规金文与秦小篆的一种“过渡体”,展现出独特的“另一面”。

秦公簋出现的年代,是秦立国之初。因周平王东迁,秦护佑有功,开始受到周王赏识,成为一方“诸侯”,并接管了西土。文化上承继周朝,逐步拉开了争霸天下的序幕,为若干年后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国力不断上升,《秦公簋》作为开国纪年的器物,其铭文内容自然气魄宏大,历数秦先公创业伟绩,述天时地利之优,发豪迈壮阔誓言,自信心满满。且不说陶制字符活体印铭,工艺上一绝占了先机,书艺也是高人写就,与书写内容相得益彰,珠壁双合。

书体金文宽博大气,劲健雄浑,弃舍周金文的庄严肃穆、雍容典丽之风,代之而来的是一股强悍雄风,笔法灵动,圆转刚狠,苍劲有力,笼盖四野,似乎挟带着大西北的空旷凄凉和粗犷威势而来,拨动着人的心弦。

字势灵动,汪洋恣肆,自由率意,透着一种自矜自信,比周金文显得更加开放,更加雄强,字里行间,似有勃勃生机。

章法参差错落,不衫不整,如乱石铺街,甚至还有点漫散零乱的感觉。但这种散漫之中不也蕴含变革的意味吗!从艺术的角度看,照样呈现出一种独到之美,一种韵律之美。

学习金文大篆,搞懂弄清大篆、小篆转折时的书法形态,确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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