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写苏轼的作品很多，像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经多年风雨，已被读者奉为了解苏轼的经典著作。坊间各种公众号文章也有大量书写苏轼一生的文章，可以说，苏轼的题材受到大众的广泛喜爱。作家张炜推出的《斑斓志》便瞄准了苏轼，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希望以自己的角度呈现出不一样的苏轼。《斑斓志》并非是苏轼的传记，更像是研究苏轼的随笔，每一节短小精炼，着手于作者对苏轼的疑问，展开于苏轼人生中的某一面向，在过往的经历中寻找答案。文章内容丰富又颇具深度，并非平铺直叙的讲述苏轼的人生经历。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文人夸起人来是多么的有水平，尤其是苏轼这样文学大家，在历代赞美者的积累中，有着太多的闪光点。如果读者想从苏轼的身上学点什么，张炜已经在第三章为读者们准备好了，可以让读者更细致的从优秀与平庸的两个对立面看待苏轼的人生智慧。当然，张炜并不是孤立的看问题，不只是一味夸奖，苏轼跌落人生谷底，除了环境以外也有苏轼自身的人性弱点。当张炜疑惑苏轼的官场智慧时，他就会跳出苏轼的视角，以更大的格局看待北宋的政治环境、朋党争斗，甚至从政敌的角度分析，从中挖掘苏轼弱点。苏轼的局限正如作者所说恰来自于苏轼生长的环境中。“三苏”的美誉被后世传颂，然而在这样的世家中，苏轼那种半贵族的生活，注定了他的视野和格局。宋代是平民站上历史舞台的朝代，底层的活跃反向影响了政局的环境，让社会这潭死水流动了起来，同时也给旧官僚们予以了冲击。比如王安石的新法中，限制了官员、贵族的奢靡之风，大大削减了这些人的开支，而作为此阶级的苏轼便在诗文中，对此大发牢骚，难以看透民间的水深火热苦于官僚。也正因为苏轼一直处于中等官僚的阶级，虽然在履历上看，苏轼一贬再贬，但他距离人性的黑暗还是有距离的。这也是仰仗了他的成长环境和整个北宋积极向上的大环境，他的交际圈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文人墨客，难以接触到民间疾苦。苏轼这个人又心胸豁达，去哪儿都能找到乐趣。苏轼最远被贬到了海南岛，在宋代被贬到两广很多官员就已经沮丧了，我们看历史总是能看到被贬的官员含恨而死。然而苏轼不是这样，他被贬到广东，那真是游山玩水，到处吃好东西。等被贬到海南岛，他依然觉得这是我人生难得的经历，要格外的珍惜。因此有了那句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书中我们看到尽管苏轼的大半生都不太顺，但他这个人并没有因此变得狭隘。在一些写苏轼的作品中，把王安石树立成苏轼的对立面，因此大加贬斥。然而，虽然苏轼受到王安石等新党成员的排挤，但他们之间以文学作为联系，在心中并未觉得要争出个你死我活，而是自然豁达。在苏轼被贬时，王安石常常要问过往官员，苏轼最近有没有什么新诗，拿来品鉴品鉴。而当命运翻转，王安石被贬时，苏轼与王安石相会时，没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而是下驴弃舟，两人上前促膝长谈。两人在经历了官场的洗礼后，谁也不是胜利者，却彼此沧桑了岁月，因此有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另一事，则是苏轼和章惇本是好友，然而因为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后，章惇当权对苏轼大加贬低，将苏轼贬至偏远岛屿，其实已经是动了杀心了。然而时局万变，新党失势，苏轼重回朝廷。章惇怕苏轼掌权后报复自己，便让儿子给苏轼写信求情。苏轼在回信中说，他与章惇从来都是好友，不要心存顾虑好好养病吧。这句话我们孤立的看，像是官场的虚情假意，然而当我们了解苏轼，了解他的人生后，便发现这其实是出自他的真心，他一直都怀着一颗仁慈之心。尽管苏轼的人生历经不顺遂，然而他并没有把自己人生的不幸，当成自己品性下坠的借口。心胸并没有因此而狭隘，他没有活成司马光，也没有活成章惇，他还是那个苏轼。因此我们在苏轼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暖意，一股属于文人浪漫的暖意，而作者张炜，亦或者感到了这份暖意，便有了《斑斓志》这本书。张炜新作《斑斓志》，书中依苏东坡的生命轨迹，从“不自觉的强势”“真伪自由书”“一生刑赏”，到“从娇客到弃石”“直击沦落客”“异人三视”，最后再到“不可套语解东坡”“走不出的迷宫”，全书分七讲，共计一百二十余题。十年来张炜出版过四部古典诗学——《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读诗经》。苏东坡人生奇崛，张炜在《斑斓志》一书中写道：“尽管苏东坡命运多舛，坎坷无尽，从高巅滑下深谷，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作为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屹立在历史尘烟之中。他以区区六十余年的生命，创立万卷诗章、三州功业，更有功业之外的累累硕果。”《斑斓志》是张炜先生几十年古典诗学研究的结果。自宋以降，无论士林民间，苏东坡传奇之多色彩之盛，几乎无有出其右者，庶几等同于现在的“网红”。诗人身居庙堂顾盼山林，躬耕田园遥望宫阙，通常被视作儒释道互补的人物。张炜就此论道：“苏东坡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范于成说的人，他既能坚执，同时又是一个博采广纳的人。他对三大学术流派由向往到终生不渝地信仰者，唯有儒家一途。”（《个人的儒释道》）论说诗人的政治立场：“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一个求真派和务实派。那个意气风发、同时又有点意气用事的苏东坡，已经成为过去。”千年来，众多言说苏东坡的文字中常有泛道德化的倾向，如对那句“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更有死敌章落难时诗人送去的殷殷关切，都被作为最宽容最仁慈的范例。而张炜认为：“实际上苏东坡一生最主要的交往者和陪伴者，也还是达官贵人与文人，更多的还有一些趣人。他与平民的交往是被大大渲染过的，而且许多时候都是在人生的困境中才发生。所以这样的‘双陪’说、这样的至高境界，说到底苏东坡是难以抵达的，不过是有强烈的愿望而已。”（《双陪之说》）而在《眼中无一坏人》一文中，张炜提出：“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一种彻底绝望中的人性，似乎也就失去了简单评判的兴趣：人性被利害所辖以至如此黑暗，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怎么就一个’坏’字可以了结？人性自古以来也就那样，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演变成如此可怖的状态，倒是需要我们一直盯住、一直质问下去的。生命是渺小的、矛盾的、多解的，更是可怜的。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读出了诗人的宽宏大量，还不如说读出了诗人对于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超越时代的局限是最难的。面对一位偶像级的古典诗人，须持平心正气之论。张炜认为，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张炜说。《斑斓志》内页封建宫廷不过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它曲折隐晦，难以为外人所知；它的晦涩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个地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这个阔大、伟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让人瞩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镶了一道金边。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苍眼里不过是一处“蜂巢”而已，是微尘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还是天籁自然，是万里长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间对于皇家宫廷的好奇心是无法泯灭的，这是一个传统，是人类积习。有时人们会根据一些传说，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测，其实一切都是幻觉。苏东坡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们革除旧弊，开拓新局，史称“庆历新政”。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东坡读到这首诗时刚刚八岁，那时就读于乡校，有人把这首诗带给老师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不了解诗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询问，老师说：你一个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些。东坡喊道：难道他们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幼年苏东坡是何等倔强何等向往，自小驻入胸间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传千古的人物。那些人物出入宫廷，服务于朝廷，声名远播，事迹动人。这对于一个边远地区的读书少年而言，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此，榜样的力量显现出来。一棵茁壮成长的、将要成为巨材的小树，在那种难得的时代风气里英姿勃发、绿色葱茏。民间有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苏轼即将北上，随父远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个人的前程与国家的前程合而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图景，在他的脚下化为金光闪闪的道路铺展开来。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标的人尤其如此。他们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总有一束强光在前头引导，让他们跋涉不停，让他们追赶。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偿。苏轼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并为皇帝与名臣欣赏，尽管后来仕途蹭蹬，还险些丧命，但五十一岁的时候即侍立迩英阁，弟弟苏辙紧随其后。兄弟二人获此殊荣，成为元政坛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迩英阁古槐参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连，可谓风光无限。苏洵将耕读传家的传统发挥到极致，眉山苏氏就是中国乡绅文化的缩影，其儒家情怀，苏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难以超越。在宫廷中，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他们也只能在隐隐的不安中质疑。这质疑之声回应了更遥远更恒久的召唤，矛盾重重：有时欣然释怀，有时痛楚不安，有时迷茫无绪。苏东坡的局限也属于很多读书人。一个生命置身于体制之中，很难有一个例外。因为天性，因为少年得志，更因为才华和责任，还因为刚直不阿的品质，这一切综合一起，使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他在《文说》中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是怎样的豪迈，这里有自许自足、夸耀和自豪。虽然说的是实情，是一种真实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说出岂不更好。苏东坡的“强势”实际上根源颇深。早在宋仁宗时期，两兄弟同为进士的时候，皇帝就对皇后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话不会止于后宫，而必定远传，于是也将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东坡盛赞之至，他的一句褒贬即关乎青年士子一生的荣辱。从处世的智谋来看，苏东坡有了这样的声望和期许之后，自当安于谦卑，谨慎从事，这是东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却鬼使神差地忘却了。总之各种缘由综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个宿命般的结局：众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发言都被记录、观测和挑剔，于是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苏东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袭，化为陌生之物将他包裹起来，最后使他举步维艰，受尽折磨和屈辱。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种文化的不幸，从古至今大致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循环与强大的合力中，没有人能够将受难者牵拉出来，将其引上洒满阳光的人生坦途。写苏东坡的书，实在太多，角度各有不同。《斑斓志》既不是传记写法，也不走学术之路，而是以专题讲座的形式，由苏东坡颠簸流离的一生提炼出七个主题词，每个主题词之下是若干生命细节的观照，如同长满绿叶的枝干，展现出一棵大树绿意盎然的活泼气象，又如北斗七星，理路清晰地排布在天际，供人仰望瞻拜。这次讲座有点“散”。且看七讲的题目：出眉山、不系之舟、一生功业、深爱与沉迷、世间恩怨、斑斓志、迷宫，聚焦不同的主题，并非一条走向清晰的河流。但“形散神不散”，斑斓，是苏东坡人生的外在表现，其内核则是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灵魂，正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对苏轼的评价：“无论动荡不宁的一生中所处的环境如何严苛，他超然面对自己境遇的能力，成为诗人痛苦悲伤的解毒剂。”对诗人灵魂的深入解读贯穿《斑斓志》始终。台静农在《中国文学史》中写道：“轼的思想，以儒学的根底，而杂以佛、老，故冲和简淡，襟怀高旷，既不像司马光、王安石之偏执，更不像道学家的拘谨，随时都表现出一种宽博自然的气象。”在苏东坡与他人比较论述时，张炜设定坐标的视野更加开阔，除了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少不了苏东坡视为“前身”的陶渊明，更引入了毕加索、雨果、陀斯妥也夫斯基、玻利瓦尔等，铺展出更宏大的背景，从文学、艺术、政治、人情多个角度给予评点。《斑斓志》中，张炜对苏东坡的喜爱溢于言表，但作者没有任由感情泛滥，而是努力抽身，站到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冷静而深入地解读已经概念化的苏东坡。这里面有对误解的反驳。比如《世间恩怨》一讲中，对前期全力反对新法到后期部分肯定新法一事，有人视苏东坡为出尔反尔的投机主义者，张炜直指此说“荒谬”，于苏东坡恰恰“充分表现了理性和求真的力量”。更多的，则是对苏东坡一些坊间定论的再阐发。在《迷宫》一讲中，对于苏东坡“乐天派”的形象，张炜指出：“其实这些文字有一大部分是正话反说。对于他而言，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引导，是强调和鼓励，以求得解脱。”“乐天，许多时候正是苦极的一种表达，是对付绝望之方。”对于“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豪言，张炜认为“这是人生的大言，大言可以不惭，也只有苏东坡可以做得到”，不必当真。对于苏东坡纵横家雄辩的文风，张炜引钱穆“其忠恳不如杜工部”，认为“多少抵消和折扣了他的中肯”。此外，对苏东坡随意的文字稍多、王安石去世后一些严厉言论偏于情绪化，张炜亦予以了评点。一个更立体多元的苏东坡，在张炜的讲述中穿透迷雾，走到读者面前。王水照、崔铭所著《苏轼传》的结尾写道：“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和效仿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影响了无数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从而使他与后代的读者，建立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苏东坡确是一个人人可以亲近的生动个体，苏东坡研究者杨治宜直言“我的诗人苏轼”，并称“与他的对话是我灵感的源泉”。《斑斓志》是又一次试图抵近苏东坡灵魂的人生解读，是当代作家张炜与宋代文豪苏东坡跨越千年的对话。透过讲座充满感情的文字，可以感受到张炜与苏东坡心灵的互动，时而喜悦，时而无奈，密州的逸兴遄飞、黄州的苦中作乐、儋州的长歌当哭，均有亲身体验的切肤之感。基于深度苦研的细密解读，让张炜的《斑斓志》从多个维度抵近了苏东坡的灵魂，用心良苦，自当得到读者应有的反响。
作者介绍：
郭进拴，笔名智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工作委员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智泉流韵》原创文学公众平台创始人，《文艺界》杂志社社长、总编。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五十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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