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白居易赏大唐牡丹
百草权舆，万花含艳，四时最好是春天，大自然的春天到了，央视《诗词大赛》第四季刚刚落下帷幕，诗歌的春天也到了。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灿烂奇观，唐代诗人笔下的大唐之春，令人分外怀恋。
然我们对唐诗的审美与享受，不可能仅靠背诵与记忆来实现。
我们组织了这个关于唐诗咏春的栏目——“春从唐诗来”，约请王志清、陈才智与崔淼三学者来解读唐诗中描写春天的诗篇。这三篇文章，分别选评王维、杜甫与白居易的咏春诗，三个视角，三种笔法，然皆细读详解，重于鉴赏与作法，将欣赏文章写得很值得欣赏，想必能裨益于读者诗歌审美力的提升。
“阳春召我以烟景”，走在暖意融融的路上，呼吸着花香弥漫的空气，春心撩拨，诗心荡漾，愿春天在读者心中永驻。
——编者
四时最好是春天。白居易笔下的大唐之春，更分外令人怀恋。他的成名作就是描写春天的，“春风吹又生”可谓他走入大唐诗坛的第一张名片。翻开《白氏文集》还会发现，春天最受诗人偏爱，单就诗题而论即可见一斑（春150首，夏35首，秋112首，冬31首）。作为春天当仁不让的主角，春花当然最是抢眼，白居易是多情之人，爱花惜花是其多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现。“乐天长于情，无一春无咏花之什”（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引《唐阙史》），这是毫无夸张的礼赞。
二十四番花信风。白居易诗中直接咏花者110多首，既有白槿花、白莲花等象征纯洁的白色之花，也有红辛夷花、红樱桃花等象征热情的火红明艳之花，更有傲霜斗雪、迎寒怒放的梅花。其中，作为大唐真国色的牡丹，格外为白乐天所青睐。唐代牡丹诗130余篇，白乐天一人即有12首，数量夺冠。
直咏牡丹
“最好花常最后开”（欧阳修答王君贶句），在群芳斗艳的花季，国色天香的牡丹总是姗姗开迟，待到她独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即告谢幕，多愁善感的诗人，因之倍加伤春而惜花。白居易110多首咏花诗中，诗题有“惜”字者就有12首，其中直接以“惜”字开头者多达9首。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惜牡丹花》二首。其自注云：“一首翰林院北厅花下作，一首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作。”诗云：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
日月忽其不淹，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花落意味着季节的轮换，联系着岁月易逝、青春难驻之感。花落往往令人倍起惜花之情，诗即以此立意。两首分别作于不同的牡丹花下，一是值夜班时看到的“唯有两枝残”的衰红，一是去同事家里看到的“破艳散随风”的萎红，前者由今夜之衰想到明朝之萎，乃把火夜照，令人想起《古诗十九首》所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径袭为：“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在引起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深慨的桃花、李花开后，已是“一年春色摧残尽”的暮春时节，衰红独把之际，白居易既无《古诗十九首》及时行乐的态度，亦无李白《古风》“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那般潇洒浪漫，与之相似的是好友元稹的《牡丹二首》（其二）“繁绿阴全合，衰红展渐难。风光一抬举，犹得暂时看。”以及同调王建的《惜欢》：“岁去停灯守，花开把烛看。”白居易两首《惜牡丹花》诗，两个“惆怅”，深深隐含着诗人的哀伤。这惆怅和哀伤，后来继续飘荡，衍为李商隐的“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情调变得凄艳迷惘；衍为司空图的“五更惆怅回孤枕，自取残灯照落花”（《落花》），格致愈加惆怅衰残；至宋代，苏东坡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一下子又转为豁达开朗，范成大有“欲知国色天香句，须是倚阑烧烛看”（《与至先兄游诸园看牡丹三日行遍》），更为斩绝，真是创造性地反仿！但不应忘记，是白乐天笔下那簇夜照衰红的烛光，将李商隐、司空图、苏东坡和范成大点亮。
永贞元年（805），三十四岁的白居易在长安任校书郎，有《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
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
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
诗末所谓“归到江南无此花”，即晚唐李咸用《同友生题僧院杜鹃花得春字》“牡丹为性疏南国”，及其《牡丹》“少见南人识，识来嗟复惊”之意。浑家，指浑瑊（736-800）家。香胜烧兰，比喻牡丹花香气艳丽浓烈，胜过烧燃蜜膏所制成的烧兰，典出庾信《灯赋》“香添然（燃）蜜，气杂烧兰”。“红胜霞”，与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异曲同工。“令公”指中书令浑瑊。《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朱雀门街东第四街大宁坊：“河中节度使、兼中书令浑瑊宅。”注云：“白居易有《看浑家牡丹花》诗，疑浑令之宅也。”刘禹锡有《浑侍中宅牡丹》：“径尺千馀朵，人间有此花。今朝见颜色，更不向诸家。”又有《送浑大夫赴丰州》，中云：“其奈明年好春日，无人唤看牡丹花。”后一首诗题之“浑大夫”即浑瑊第三子浑鐬。可见浑家牡丹花，亦驰名长安，宜刘、白一再以之为诗料也。李二十，指李绅。元稹有《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诗云：“莺涩馀声絮堕风，牡丹花尽叶成丛。可怜颜色经年别，收取朱栏一片红。”李十二是“李二十”之倒错。同为以牡丹为题寄赠李绅，同样两句咏物，两句抒怀，白诗的格调气韵明显略胜一筹，这与白诗后两句将视野推开不无相关，这后两句——“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还被后人王直方推为与“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媲美的描写牡丹的佳句。
《秋题牡丹丛》 也是直咏牡丹：
晚丛白露夕，衰叶凉风朝。
红艳久已歇，碧芳今亦销。
幽人坐相对，心事共萧条。
此诗白居易集归为感伤类，所謂“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五年（810）秋，白居易39岁，在长安任京兆户曹参军、翰林学士。在一个晚秋的黄昏时分，诗人独对牡丹花丛，只见红艳久歇，碧芳尽销，回想刚刚逝去的绚烂花季，令他倍起萧条之感。幽人，一作忧人，颇有杞人忧天、我忧牡丹之意。他的好友元稹时在江陵贬为士曹参军，有《和乐天秋题牡丹丛》：“敝宅艳山卉，别来长叹息。吟君晚丛咏，似见摧隤色。欲识别后容，勤过晚丛侧。”摧隤，意同摧颓，指摧折衰败。敝宅即元稹静安坊之宅，宅中植有数株牡丹。此前的元和五年（810）春，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曾专门撰有《微之宅残牡丹》：
残红零落无人赏，雨打风摧花不全。
诸处见时犹怅望，况当元九小亭前。
所谓“残牡丹”不是残破之牡丹，乃剩馀未谢之牡丹。残者，剩也。与上面提到的“晚来唯有两枝残”和“更持红烛赏残花”之残同意。小亭，一作小庭。后两句用对比和递进，倍进一层写微之宅之牡丹不同别处，盖因白居易深知其好友也是多情人、惜花人。如今身在江陵贬所，元稹忆起故宅的牡丹，忆起好友的《微之宅残牡丹》，忆起曾经红妆艳丽、如今摧隤香销的绝世花王，于好友之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之外，恐怕伤心人别有独怀——别有加倍之伤怀吧。
以上是红牡丹，白居易诗直咏牡丹的还有《白牡丹》：
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
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
这一首作于元和十年（815），白居易44岁，正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唐代长安豪贵多喜红牡丹、紫牡丹，即所谓“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白居易《白牡丹 和钱学士作》），“一丛深色花， 十户中人赋”（白居易《买花》），不太在意素朴的白牡丹。天下文宗王维有《红牡丹》：“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大历才子卢纶有《裴给事宅白牡丹》：“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时称绝唱，尽管有人以为“语句凡近”，却正是唐代牡丹市场重深轻浅世风的真实写照。其“无人起就月中看”的寂寞之感，正与白赞善“白花冷淡无人爱”的萧条冷落异代而同调。五代南唐李中《书小斋壁》诗云：“其谁肯见寻，冷淡少知音。”此情此景，也是宋代词人李光《减字木兰花》所道“冷淡谁看，月转霜林怯夜寒”的情与境，尽管怜赏的对象换成了梅花。 异代不同时，怀才不遇之感，乃如斯之类似。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评云：
咏花诗刻画颜色，易落下乘，惟唐贤最工此体。如裴士淹咏白牡丹云：“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向月中看。”此烘托之法也。薛能咏黄蜀葵云：“记得玉人初病起，道家装束压禳时。”此比喻之体也。陆鲁望咏白莲花云：“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此传神之笔也。白乐天咏白牡丹云：“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则现身说法，自写寄托。后操觚家，大率不能脱此诸窠臼。喜涂泽者，每用紫玉、绿珠、绛仙、息夫人等字以为效。广平之咏梅花，其实皆筌蹄也。王渔洋咏白莲花云：“香来月白风清里，花放丛祠水驿前。”不脱不粘，最为高致。金匮孙平叔咏绿牡丹云：“千叶相扶不辨花。”此句不用渲染，自然移置他花不得，然亦意尽句中，不若王又曾咏白莲花云：“莫怪花容浑似雪，看花人亦鬓成丝。”洗尽铅华，遂推绝唱。
借花抒情
其实，所谓直咏，并非单纯咏写牡丹，只是侧重点在花而已。而借花抒情，则侧重点在人。上面分析的《秋题牡丹丛》 《微之宅残牡丹》，已显露白居易牡丹诗里寄寓着的与好友元稹的深挚友情。微之宅植种的牡丹，还见于白居易元和五年（810）的另两首诗。一首是元和五年春任左拾遗时所撰《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夜泪暗銷明月幌，春肠遥断牡丹庭。人间此病治无药，唯有楞伽四卷经。”另一首是元和五年秋任京兆户曹参军时所撰《和元九悼往（感旧蚊帱作）》，中云：“旧宅牡丹院，新坟松柏林。”悼亡悼往对象是元和四年去世的元稹发妻韦丛。此前的永贞元年（805），白居易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
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
岂独花堪惜，方知老暗催。
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
讵知红芳侧，春尽思悠哉。
当时白居易在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前年”指贞元十九年。“一作芸香吏”，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作“一作云游吏”，“芸香吏”即校书郎。元、白二人俱贞元十九年登科，授校书郎，至永贞元年，正好三年整。去年冬，元稹赴洛阳，本年春末，犹未回长安，故诗云：“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西明寺，位于长安外郭城北部，在朱雀门街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七坊延康坊西南隅，日僧空海曾居于此寺。西明寺的牡丹，艳绝长安，元和元年（806）以前，元稹有《西明寺牡丹》：“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元和四年，白居易《新乐府·牡丹芳》有“西明寺深开北廊”之句。《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中，真正让作者“春尽思悠哉”者，并非牡丹花，而是昔日同寻共赏牡丹花的“寻花伴”，牡丹在这里退居配角，成为元白友谊的见证。此诗白居易集归为感伤类，感伤诗注重表现聚散丧亡等使人悲悼之事，意在自我排遣或与亲朋挚友交流，展示的是“本我”的一面；闲适诗注重表现兼济之志以外的独善之义、闲适之情，意在公诸同僚，展示的是“自我”的一面；讽谕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意在奉呈皇帝进行讽谏，展示的是“超我”的一面。直到五年后的元和五年春，白居易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又有《重题西明寺牡丹》，白居易集归为律诗，其自注云：“时元九在江陵。”
往年君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
今年况作江陵别，惆怅花前又独来。
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
钱泳《履园谈诗》曾云：“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咏物诗一般应该是体物言志，形神兼备，不粘不脱，既紧扣所咏之物的特点，又在其中有所寄寓。这样的作品，白居易集亦有，例如《晚桃花》：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
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
寒地生材遗较易，贫家养女嫁常迟。
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全诗着眼诗题中的“晚”字，自写襟期，满怀秋士迟暮之感，读之令人惘然。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称许说：“咏物之工，此为绝调。”但《重题西明寺牡丹》和五年前的那首《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一样，摆脱了习规定套，舍去了物态刻画，唯存情语抒写，不见咏物写景，读者难觅诗题中的“牡丹”的踪影，即使它是西明寺的骄傲、大唐春色的代表。这也可以理解吧。当我们面对良辰美景，赞叹玩赏之馀，恐怕第一念头就是，如果能和家人亲属或知音挚友同玩共赏，那该多爽。为何当年冠盖满京华，而斯人独憔悴？因为没有太白，子美焉能不寂寞。元、白贞元十九年春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并定交分，自此“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白居易《祭微之文》）有过同赏牡丹花的元白二人，理同境近，情亦相似。元白同赏牡丹不仅在西明寺，还有崇敬寺。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句下自注云：“唐昌观玉蕊，崇敬寺牡丹，花时多与微之有期。”唐昌玉蕊会，还涉及元和年间的一段奇闻。康骈《剧谈录》“玉蕊院真人降”条载：
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一作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女仆，仆者皆丱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观者以为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馀香不散者，经月馀日。时严给事休复、元相国、刘宾客、白醉吟，俱有《闻玉蕊院真人降》诗。严给事诗曰：“味道斋心祷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如满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云：“羽车潜下玉龟山，尘界无由睹蕣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相国诗曰：“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敎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卜得知。”刘宾客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云：“雪蕊琼丝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记吹箫别有人。”白醉吟诗云：“嬴女偷乘鸾去时，洞中潜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锁仙郎可得知。
这如真似幻的奇闻，也是元、白共同拥有的美好回忆。二人集中歌咏牡丹之作都很多，正源于其中多有二人的美好回忆。良辰美景独自赏，赏心乐事谁堪伴？五年前，君在洛阳，吾在长安。现如今，吾再访牡丹，君更远在江陵。牡丹再好，可奈何无君共赏；重逢有日，犹难料可值花期？“眼看吹落地，便别一年春。”这是元稹《牡丹二首》其一中的诗句，适可移栽此处，聊解乐天的“惆怅花前又独来”。
“今年况作江陵别”之“况”字颇堪玩味，白居易诗颇爱用此连词，在对比之间更递进一层。如前面《微之宅残牡丹》“况当元九小亭前”，有时径曰“何况”，如前面《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何况寻花伴”，《惜牡丹花》其二“何况飘零泥土中”，散见于白居易集中的咏牡丹诗句，也多是借花抒情，作为背景或点缀。例如“应过唐昌玉蕊后，犹当崇敬牡丹时”（《自城东至以诗代书戏招李六拾遗崔二十六先辈》），“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醉中归盩厔》），“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邓鲂、张彻落第》），“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秦中吟十首·伤宅》），“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见《燕子楼》诗序），“荔枝非名花，牡丹无甘实”（《叹鲁二首》其二），“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等，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十四年（819），从长安到周至，再到江州、忠州，牡丹的国色天香，始终伴随着白居易。
意在讽喻
“乐天因事托讽，殆得风人之遗者，又不独以其善咏物也。”（佟赋伟《二楼纪略》卷四）白居易诗在后世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影响和贡献有二，一是早年倡导讽谕诗创作，掀起一场新乐府运动；二是晚年实践闲适诗创作，乐天知命，独善其身，成为后世老干部体的不祧之祖。所谓讽谕，亦作讽喻，是指托辞婉劝，也就是用委婉的言语进行劝说。
把讽谕引入牡丹诗，并非白居易首创，但是发扬光大之功，舍白莫属。白居易咏写牡丹之诗十馀首，篇幅较长的三首均为讽谕诗。先来看《白牡丹（和钱学士作）》：
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素华人不顾，亦占牡丹名。
闭在深寺中，车马无来声。唯有钱学士，尽日绕丛行。
怜此皓然质，无人自芳馨。众嫌我独赏，移植在中庭。
留景夜不暝，迎光曙先明。对之心亦静，虚白相向生。
唐昌玉蕊花，攀玩众所争。折来比颜色，一种如瑶琼。
彼因稀见贵，此以多为轻。始知无正色，爱恶随人情。
岂惟花独尔，理与人事并。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
錢学士，指翰林学士钱徽。此诗元和三年至六年作于长安。如果说前面那首七绝《白牡丹》“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是写给自己的，自况自嘲，借白牡丹受到的冷淡，对眼下的境遇发一发牢骚，对未来的仕途担一担杞忧，那么这首五古《白牡丹》则是写给同事的，已经因同病相怜而推己及人，由花而入人情，再由人情推至物理，即诗中所云“岂惟花独尔，理与人事并”。白居易的讽谕诗，特别善于运用对比手法。这首《白牡丹》亦然，一层对比是在“看花客”与“钱学士”之间，另一层对比是在白牡丹和深色牡丹之间——“彼因稀见贵，此以多为轻。”入时者乃紫艳与红英，攀玩众所争；我独赏者乃素华皓然质，正色自芳馨。其中“留景夜不暝，迎光曙先明。对之心亦静，虚白相向生”四句，画出钱学士对白牡丹的倾情之恋，值得圈点。“留景夜不暝”与白居易“夜惜衰红把火看”的爱之狂堪相比并，“迎光曙先明”点出白有白的特点，不亚于“紫艳与红英”的光芒，“对之心亦静，虚白相向生”，赏花而能入人心，悟道理——虚白，典出《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谓心中纯净无欲。
再来看《秦中吟》十首中的《牡丹》：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
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诗题从《才调集》，白居易集题为《买花》。元和三年或四年作于长安，时任左拾遗、翰林学士。这是一首颇有叙事因素的讽喻诗，在主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舍翁”出现之前，是叙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写京城贵游买花。“帝城”点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春欲暮”点出事件发生的时间。芳春欲暮之时，田里正青黄不接，农事加倍繁忙，而京城贵游所在的长安城中，却是车马喧喧，杂沓驰过，争相买花，一派男颠女狂，笑语欢呼。
灼灼，形容鲜艳光彩，戋戋，典出《易经·贲卦》“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朱熹本义：“戋戋，浅小之意。”一说为堆积貌，形容众多的样子，见李鼎祚集解引马融注。这里应该取后一种解释。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相当于五束白绢，何等昂贵！“上张幄幕庇”，即《新乐府·牡丹芳》所云“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以上作客观描绘，至“人人迷不悟”，始露作者倾向。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正如冯班评《才调集》所云：
白公讽刺诗，周详明直，娓娓动人，自创一体，古人无是也。凡讽谕之文，欲得深隐，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白公尽而露，其妙处正在周详，读之动人，此亦出于《小雅》也。
叙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田舍翁，也就是庄稼汉出场，庄稼汉一句话都没说，但他的一声长叹，却蕴含着身后观察者白居易作为左拾遗、作为翰林学士的全部深思。如果这深思，戛然而止于此，作为诗人的他，已经可以收笔了。不过作为“忝备谏官位”的左拾遗、作为翰林学士，他还需要尽而又露，才能使闻之者戒，“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因此也就“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其二）了。“中人”语本此。《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初，授田一顷者，每年输粟二斛，稻三斛，绢二匹，绫二丈，棉三两，麻三斤；不产丝麻之地，折银十四两。此外还有徭役，中唐之后，剥削更多。以此推算，十户中人的赋税钱以万计（千钱为一贯）。后来郑遨乐府旧题短诗《富贵曲》“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正从“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賦”而来。而从谢赐履《帝京元夕》尾句“莫道骄奢让往年，一灯尚费中人产”，也可看出《秦中吟》的讽喻精神在清代得以再生和重光。最后来看《新乐府·牡丹芳》：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
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
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
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
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
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
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
浓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
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
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
庳车輭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
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
戏蝶双舞看人久，残莺一声春日长。
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
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
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
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
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
无人知，可叹息。
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
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这是白居易咏牡丹诗最长的一首，也是唐牡丹诗篇幅之冠，长达49句327字。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所作。诗序云：“美天子忧农也。”讽谕诗将“所遇所感”发于“美刺兴比”，并非都是投枪匕首，直刺现实，揭露黑暗，也有颂美，也就是委婉地进谏。平心而论，白居易进谏的对象唐宪宗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在元和初年，宪宗励精图治，广开言路，信用裴垍、李绛等忠介之士，一改德宗时代废相权一揽天下细务的做法，推心委政事于宰相。同时，察纳雅言，虚心求谏，故而白居易等人虽常常言语激切，仍获宪宗优容。国家政治因此一度回到正轨，史称元和中兴。
全诗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极写牡丹之秾丽，“绝道花之妖艳”（《容斋随笔》卷二），雕镂万状，如化工肖物，其中“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形态与色泽并胜，“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反李白《清平调》以花写人之道，而拟人写花，花容将人意同醉，为诗评家所津津乐道。直至“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两句精彩绝伦之笔，方稍稍收束了这场大唐牡丹的饕餮之赏。以下转入美刺兴比，《唐宋诗醇》卷二十析云：“忽接'三代以还文胜质四句，迂腐语耸然夺目。下乃接'元和天子忧农桑一段正意，便觉峭折有波澜。若低手为之，则一直说下耳。”这首诗可谓全面反映了中唐社会牡丹在世人，尤其是文人士子中的不二地位。首先，人们对牡丹的观感更加细腻，牡丹的娇艳与姿容在人们面无不体现得更为细微。其次，人们对牡丹的热爱堪超盛唐，“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种满城迷狂，即使盛唐诗人笔下也未看到。再次，人们对牡丹的痴迷反映的是人心的尚华不实，所谓“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华而不实的风气是逐渐积累下来的，到了中唐渐至顶峰，这样的社会风气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弊害可想而知。对于李唐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对农桑的重视应该远超过对牡丹的重视，这是本和末问题。最后，白居易身兼左拾遗和翰林学士，同时又是心灵敏感的年青诗人，更清楚地感觉到这一不良社会动向，意识到应该加以调整。从颂美天子的角度来提出，比自己站出来疾呼，要有效得多。而“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希望借助造化的神力，减却牡丹的妖娆之色，使社会戒除奢靡浮华的不良风气，而对农桑更加重视，自是诗人浪漫之口吻。在白居易和同代诗人其他牡丹诗中，这一立意也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只是在《牡丹芳》中表现得尤为完整和真切。红牡丹与白牡丹，华与实，牡丹与农桑，奢靡与节俭，一组组鲜明的对立，正是中唐社会的真实写照。
状物、抒情与讽喻，这三点就是白居易笔下的12首咏牡丹诗的主要路数，这也可以说是《全唐诗》全部140馀篇牡丹诗的主要路数。但白诗自有其独特个性，例如手法上，善用对比，爱用递进，侧面烘托，多方比喻，传神写照，现身说法，自写寄托，巧用拟人，不脱不粘，诗风浅切，语词平易。牡丹本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成为诗歌意象，便有了诗人的审美过滤和情感投入。诗中的牡丹意象，不仅呈现着诗人对牡丹的咏赞，而且寄托着诗人特殊的人生感慨和社会思考。同时，牡丹意象在唐诗中的发展变化，反过来也折射了唐代不同时期的士子文化心态。值得补充的是，白居易不仅爱牡丹，惜牡丹，赏牡丹，咏牡丹，而且还亲自动手移栽牡丹。其《移牡丹栽》云：
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
红芳堪惜还堪恨，百处移将百处开。
牡丹栽，也叫牡丹栽子，或称花篦子，即野生牡丹幼株，加以嫁接，培植一年，开花更佳。杭州虚白堂前的牡丹，相传是白乐天手植。唐范摅《云溪友议》所载颇具传奇色彩的徐凝、张祜较文公案，开篇就事关杭州牡丹。本来杭州并无牡丹，长庆中，开元寺僧惠澄自京师乍得一本，始栽植于庭，谓之洛花。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徐凝《题开元寺牡丹》云：“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惟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张祜亦有《杭州开元寺牡丹花》：“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风流却是钱塘寺，不踏红尘见牡丹。”白居易来到开元寺看牡丹花，乃命徐凝同醉而归。那两句——“惟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可谓是恰到好处的恭维。至宋代，杭州牡丹渐多，而吉祥寺独盛。苏轼通判杭州时，有《牡丹记叙》，略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座者五十有三人。饮酒甚乐，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可谓盛矣。历史上，苏轼是白居易诗风最合适的承继者，即使仅仅限于牡丹这个小小的窗口，也可领略大唐的无限春光，以及那一脉相承的绝世花王真国色的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