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我和伯驹道兄

　伯驹道兄和我认识是偶然的，我的父亲翼庵先生平生收藏法书名画及各种器物，所以琉璃厂各古玩铺都经常往我家送东西，我和他们非常熟悉，也常到琉璃厂去。

张伯驹

　有一次在惠古斋，遇见伯驹，惠古斋掌柜的柳春农给我们俩人介绍的，当时我二十岁。我还记得那天我在低头看一个高澹游《万峰秋霁图》卷，柳春农陪着我的时候，忽然听他自言自语地说：“张大爷来了，四爷您慢慢看，我先去招呼一下。”说着话他就迎上去，徒弟已经开门，进来一位细高身材，三十多岁，在戏院也常遇见的人。我听别人说过，他就是张伯驹，但因为没人介绍，没说过话，所以我仍低头看画，柳春农陪他坐着。惠古斋在厂东门里，路南的古玩铺如吉珍斋、韵古斋等等都是老字号，惠古斋当时是路南的新字号，匾额是我父亲写的。

　柳春农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琉璃厂的同行们都叫他小柳。当时古玩行业中有几个人，如尊古斋小焦、虹光阁小杜、惠古斋小柳，都是岁数并不算太小，而以小称，大概是因为他们都能说会道很让人喜欢的缘故。当时我看完把卷子卷好，小柳看我和伯驹两人都没有主动要互相说话的意思，就笑容满面地给介绍了。我们寒喧了几句，当时我觉得伯驹说话声音很低，好像也不爱说话，所以我也不和他说话。这时候小柳就两边说，施展他的周旋本领，一个人谈笑风生，风雨不透，可是我和伯驹始终没谈下去，坐了一会我就走了。

　第二次是在丰润张孟嘉先生家里，孟嘉先生是一位画家，又是长我两辈的亲戚，他藏有一幅王烟客的《晓岚图》轴，一个王石谷的青绿山水长卷。伯驹这次是来看这两件东西的，我因为早已看过，所以那一次我也没有久坐此后有时遇见不过点头而已，就是这样淡淡如水之交。这其间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很长时间根本没见面。

　1951年为了抗美援朝，我们故宫博物院的业余京剧团发起捐献武器的义演。从正月开始每周演出两场或三场，参加演出的有一部分故宫的职工，同时还有专业演员参加，例如《阳平关》，我演赵云，刘砚芳先生演黄忠，钱宝森先生演徐晃。《连营寨》祝荫亭先生演刘备，我演赵云。这个演出团体售票情况非常好，继续了一年，到三反运动开始才停止演出。专业演员参加的还有迟月亭先生、王福山先生等等。乐队则完全是专业的，场面头是马连贵，打鼓佬有杭子和、侯长青、裴世长，三位轮流来做活。大锣马连贵，小锣王长贵，齐小杭，胡琴朱家奎等等。他们诸位先生在1951年的时候都还是“散仙”，尚未参加组织，所以连贵先生很容易组织了这样一个强阵容的乐队。

朱家溍

　有一次我演《长坂坡》，散戏正在卸妆的时候，看见伯驹进后台来了，“真正杨派的《长坂坡》！现在演《长坂坡》赵云没有能够上杨派的，只有你这一份。”他还没走到我面前，就大声地把话说完。我连忙说：“你过奖了，我很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我一边洗脸，换衣裳，一边我们就没完没了的谈起杨小楼。这时候刘砚芳先生也过来，我们三人一同散步到景山东街马神庙路南的一个四川小馆吃晚饭。席间伯驹说想参加演几次，当时商量妥当，订好戏码。

　从次一个星期开始，共演出四次。一次是我演《青山石》，伯驹扮吕洞宾。二次是我演《拿高登》，他在压轴演《打棍出箱》。三次是他演《摘缨会》，我扮唐蛟。第四次是《阳平关》，他演黄忠，我演赵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来往，我们原来淡淡如水的关系变成莫逆之交。他到我家来，我也到他家去，谈古书画，谈戏我们又共同组织京剧艺术基本研究社，有载涛、刘曾复、叶仰西、钱宝森、王福山、迟景荣等先生参加，1955年在中国京剧院的小剧场，我们演过一次《祥梅寺》，因为钱宝森先生临时患病，我替他演黄巢，王福山演了空，四将是伯驹演葛从周、刘曾复演孟觉海、金惠演朱温、王玉珏演班方腊。后来又排《安天会》，未能上演就掀起反右运动、四清，后来伯驹去吉林博物馆，十年动乱的后期我去了干校。客观环境把我们隔开了。我从干校回京，可巧伯驹也从吉林辞职回来，在一个晚上，他到我家来看我，这一次我们互相倾吐了二十年来的彼此经历和感受。

朱家溍之《麒麟阁》

　自传统戏曲恢复上演以后，1980年我演出《麒麟阁》，伯驹和李万春、许姬传、梅绍武、王金璐、吴小如等等诸位都坐在第一排，谢幕后他们都到后台向我祝贺，伯驹走在最前面，笑着说：“始望不及此，谁想还能有今天。”那天演过之后，我就到武当山去，在这期间夏淳同志在剧协还为我这次戏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从武当山回来，听了这次开会的录音，伯驹热情的发言有很丰富的内容，并提出希望我演《状元印》。我们俩人认识以来，因为彼此不了解，有几年见面无话可说，自1951年以后成了知己，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他不避嫌疑来看我。在他倒霉的时候我也同样关注他，我认为这都不是偶然的，还有把无法以经济价值计算的国宝文物无偿地捐献，我们二人也都做到了，应该说算得上同心同言的朋友了。

　伯驹是个乐天的性格，他在最穷困的时候，我们见面聊天，谈古书画、谈老戏、谈杨梅余还是照旧兴高采烈，大有“回也不改其乐”的意思。当他手头富裕的年代，对于认识的人，如果有困难，他常常解囊相助。这种习惯一直继续到他自己已经不是有钱的人了，但遇年节如果有他认为应该帮助的人，他还是勉强地点缀点缀。1956年我知道他有一次向知交借四百元，说有急用，可巧我又亲眼见到他的用途，就是帮助几个人。这种性格很像《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杜十七爷。

　今年伯驹逝世十周年了，他的女儿传綵、女婿楼宇栋计划出版一本纪念论文集，我想起这位老友，拉杂写些回忆，当作纪念吧！

（《张伯驹先生追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