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需要走出《史记》体系的魔咒
曾经有一位知名学者讲过这样两句话。第一句话，因为疑古运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第二句话，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时代为标志的。[1]这两句话在中国的古史研究领域是有一些市场的，但事实上，这两句话具有鲜明的“本本主义”特征，且存在着对“历史”概念的曲解。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历史”这个概念。
《古史辨》书影
一、历史概念的两种定义
从概念内涵来说，历史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就此而言，历史是客观的，它的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就良渚文化而言，我们就不能说把它放在三千年前才可以称为“文明”，放在五千年前就不可以称为“文明”；也不能说把它放在黄河流域才可以称为“文明”，放在长江流域就不可以称为“文明”；更不能说它被文献记录了才可以称为“文明”，没有被文献记录就不可以称为“文明”。这是因为良渚文化是客观存在过的历史。它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文明，只与考古发掘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事实有关，而与其所处时代、所处地域、是否为文献记录没有关系。
良渚古城全貌（图源：北京日报）
良渚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年，拥有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巨大城邑，这样规模的城邑没有一个复杂的社会管理系统是不可能完成的。就此来说，良渚古城的存在无疑证明了良渚王权的存在。另一方面，良渚发现了含精美神徽图像的玉琮，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良渚拥有复杂的宗教信仰系统的标志。在文明形成的初期，宗教信仰的出现对于建立社会的伦理秩序具有进步意义。东亚拥有独具特色的祖先崇拜，其文化渊源是否可以溯及于此，无疑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先生认为，良渚是东亚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古代国家，可以媲美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这无疑是有充分依据的。[2]因此，单就考古材料来说，以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为标志，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就已经是一个不需要文献证明就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
良渚博物馆（图源：pconline）
历史的另一种定义是指研究者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这类记录由于难免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传世文献进行辨析是历史研究者在把考古材料与文献记录进行结合之前首先需要完成的工作。
笔者在古史研究的过程中得到的总体认识是，中国先秦文献的记载大多具有较强的可信度，而先秦以后文献中出现的那些系统化的整理、解释、注疏造成的问题则颇为不少，这其中也包括《史记》。因此，笔者的看法是，研究中国先秦史，原则上我们应当以先秦时代的传世文献和唐代以前的出土材料为主。唐代曾对古代文献进行过大规模整理，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又进一步把唐代的许多古字、俗字进行了重订。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所谓古籍，其文本大多就是唐宋时期定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古代历史，尽可能地熟悉和掌握出土文献更加重要。
《史记》唐代抄本和宋代刻本
二、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需要走出“本本主义”
对于传世文献存在的种种问题，虽然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学者曾经进行过猛烈批判，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后[3]，“信古”之风在中国古史学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其具体表现在，个别研究者在缺乏对文献记载的先秦史体系进行反思的情况下，便大胆地把一些年代为四五千年前的考古文化与黄帝、尧等古代传说中的帝王联系了起来。
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重建中国古史体系，保证材料的可靠性是研究的生命线。郭沫若曾经说：“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4]此言可谓振聋发聩。比如，像《帝王世纪》、《路史》这些问题丛生的文献，[5]如果不经过严格辨伪就用来作为史料来源，无疑就极具风险。
目前，中国史学界研究先秦历史主要依据的古史年代框架出自《史记》。这个年代框架可以概括为先五帝、后三代，前后相袭，线性发展。苏秉琦教授曾形象地把这个年代框架称为“串糖葫芦”。[6]1923年，顾颉刚就指出，要建立信史，需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7]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在进入青铜时代前，各区域虽然已经出现了密切交流，但还没有出现统一的文化。基于此，苏秉琦教授提出了考古学上的“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观点，无疑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据此，我们可以断言，要么《史记》记载的黄帝时代晚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代，要么便是《史记》记载的历史年代框架出了错误。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为真，都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司马迁提供的中国古史体系。
苏秉琦和张光直先生（图源：搜狐）
事实上，这些年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确实表明，《史记》的记录存在着大量问题。比如，马王堆战国纵横家帛书的出现，证明《史记》对苏秦的记载已近乎小说家言；[8]睡虎地秦简的出现，证明《史记》对白起的记载存在严重的编年错误；[9]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的出现，证明《史记》对秦王朝及秦始皇的描述有许多地方失实；[10]清华简《系年》的出现，连同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共同证明《史记》对西周末年的幽王之乱的记载存在重大缺陷。一方面，司马迁把子虚乌有的“烽火戏诸侯”记载得绘声绘色，另一方面对“二王并立”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又只字不提。[11]
马王堆战国纵横家帛书
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还只是局部问题。清华简《楚居》、上博简《子羔》、郭店简《穷达以时》的出现，则进一步表明《史记》先五帝、后三代的整个古史架构其实也大有疑问。比如，上博简《子羔》记载，夏禹、商契、周弃均有各自独立的天降传说，证明《帝系》和《史记》把夏商周三代始祖均归于黄帝谱系的观念在战国中期仍然没有出现。[12]再比如，清华简《楚居》中的季连生活在商代，[13]郭店简《穷达以时》中的皋陶生活在武丁时期，[14]而按《史记》的历史体系，季连和皋陶原本与大禹生活的年代相当。
清华简《楚居》局部（图源：搜狐）
按照《左传》哀公元年的记载，后羿代夏后完成“夏朝中兴”的少康曾担任有仍氏牧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星堆遗址旁边的竹瓦街正好出土了一件含有“牧正”铭文的青铜觯。[15]更令人惊叹的是，把《楚居》、《穷达以时》和竹瓦街“牧正”青铜觯进行年代系联，结果可以发现这个时间轴线竟然与先秦文献对夏代历史的记载若合符契。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了“夏商并行”的观点，并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论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为夏文化的22个证据》这篇文章。
牧正父己青铜觯（四川博物馆藏）
笔者的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有一点我相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研究先秦历史时，对各类文献先进行全方位审核是有必要的。班固称《史记》为信史。过去，在缺乏新材料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采信班固的说法而无须去质疑《史记》的中国古史体系是否可靠。而现在，大量的考古材料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自然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小结
我们都知道，中国学术界在这些年基于《史记》的古史体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如，上个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制定的《夏商周年表》，这些年大量学者支持的“二里头夏都说”以及“陶寺尧都说”，乃至新近某些学者提出的河南双槐树遗址为黄帝时代古国说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在默认《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可靠的情况下提出的。就此而言，为了使中国的古史研究站在一个更为可靠的基础上，对《史记》的古史体系进行审查已是刻不容缓。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图源：凤凰网）
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文明相比，拥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记录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中华文明的古老绝不是靠文献记录来支撑的，而是靠实打实的考古遗址来支撑的。中国古史学界有一种怪现象，那就是一旦有一个重要的考古文化出来，哪怕这个考古文化的年代远在文献记录出现之前的一两千年，就会有那么一些学者试图从故纸堆中去寻找依据，好像唯有考古文化被文献记录过了才能证明中华文明的伟大。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本本主义”，与弘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点儿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