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兴：读吴小如先生《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吴小如先生的书多属诂训辞章、宣明义理、阐扬经典的自得之作，也是其纯正的文化信仰、善美的人格理想、深邃的学术底蕴与丰富的人生体悟之融通和合的直接现实。我从青年求学时代直至衰耊退养之年，皆反复细读吴先生于不同时期撰著的代表性作品。今日回味起来，实感到是人生一大幸运。
吴先生早期的两部大书，即出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据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所撰本书《前言》交代，此两书是为“配合”先秦两汉文学史的讲授而选编的，是为正课讲授史论提供的参证。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这两部书的内涵及其传承的文化价值，已远在史论之上。古人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两书所载实为深切著明的先秦两汉的文学史及文化史。现代所见的文学史之类的体例写法，即按时序演变体类赓续以撰著者的主体评述出之的著作，是自五四以后接受西方文学理论方法的影响始成立的。此前，我国也同样有自己传统模式的文学史，现存最早的当推南朝梁萧统的《昭明文选》，后世则以清前期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晚近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代表。此类著作既是文学批评又饱含文学史的元素。其编纂方法皆以文风的时序嬗变为经，以文体的类别区分为纬，依此经纬采撷经过历史筛选淘洗而得的典范之作。以此可见，我们传统的文学史特点，即在其实证性、典范性与暗示性。编纂者即批评家或文学史家的原则主张，既在序言中明白标举昭示之，又在典范实证中暗示之。
吴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为中国传统文学史之正宗正统。因此，先生撰写之注释，自有其特点。与此两书先后出版的同类著作，有北大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编纂的《中国哲学史参考资料》,另有周一良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文选》与朱东润先生主编之《历代文学作品选》，似皆属为相关史论课程提供实证材料。此数种著作基本采用简注通说，一般不列异见别解。这无疑是附和其编纂意图的。但是，吴先生两书的撰著体例方法，则直承我国注释学传统，尤循清季朴学家法之遗风。书中《诗经》选篇之疏解可为范例。
《诗经》选录虽仅止七十二篇，却涵盖了历代传诵的风雅颂之精品，而吴先生之注疏则标志出其时诗经学的最高成就。此绝非愚庸妄褒之谈。此种功夫与经历皆可在《诗三百臆札》前面那篇亲切朴实的自序中得到印证。远自汉唐之《毛诗》、《郑笺》、《孔疏》，综合宋代学术成果之朱子《集传》，清代学者以查六书、辨文例、取旁证之谨严方法创获之胜解，近至闻一多先生诗经学的新解卓见，以至当代学界前辈余冠英先生《诗经选》提出的新解新义，吴先生皆经过潜心探究，广为采撷，并断以独见。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诗经》选篇之注释，时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先生研习教学近二十年间的积累所得。若论 二十世纪诗经学研究概况，其前半叶创获多、影响大、超越清儒者，应属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一书所收之《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及《诗<新台>“鸿”字说》诸篇所显示的新境界。《古典新义》中所收关于《周易》、《庄子》及《楚辞》的研究同具开创性意义，至今无可逾越。其后半叶诗经学研究之制高点则在钱钟书先生出版于一九七八年《管锥编》（第一册）关于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补正及评点。闻先生关于《邶风·新台》诗“鸿”字的新解突破了汉宋至清儒之旧解，典型地代表了其“新义”与“通义”所体现的成功，引起学术界的充分认同。胡适先生曾赞许之为无异于天文学家于天体发现一颗新星。钱先生关于《毛诗正义》的补证评点，运用其独得的二十世纪兴起之比较文学方法，在汉唐学者诗经学的基础上，兼采清儒考据派之长，熟练地驾驭平行比较（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与影响比较（古今文学与文化的比较）方法，为《诗经》研究开辟出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与美学诸多方面相贯通的新天地。而吴先生所撰《诗经》之作（包括《参考资料》中《诗经》七十二首精赅之注与《诗三百臆札》九篇精凿之论），远以朱子《集注》为归依，近以闻先生《新义》《通义》为折中，并与钱先生《管锥编·毛诗正义》所论时有冥契。有关于后者姑举数例，以见一斑：
例（一），《邶风·击鼓》第四章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吴注：“'契’，合；'阔’，离。犹言'聚散’。”钱注：“黄生《义府》卷上'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三：'王肃说《邶风·击鼓》之三章，以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词；杜诗《新婚别》深得此意。”钱先生按断谓：“黄释'契阔’甚允；张以杜诗连类，殊具妙悟；王肃之说与黄生之诂，相得益彰。”继而对汉宋以来诸家释“契阔”之多义性，做出系统的董理解析及评断。吴注与钱注先后契合无间。
例（二），《陈风·泽陂》，吴注①谓：“这是一首情诗，疑是女思男之词，与《月出》旨同而人物相反。”朱子《集传》即谓两诗同旨即“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词”，而未指明诗中人物为男抑或女。当代学者余冠英先生《诗经选》未录《泽陂》，而其《诗经选译》录入并题解谓：“女诗人在荷塘上遇见一个丰满高大的美男子，默默地爱着他，热烈地歌颂他，哀伤地想念他。”但是吴注特加一个“疑”字，对余说并未完全认同。其第三章“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句，吴注“俨”字谓：“矜庄貌。又，《韩诗》作'㜝’，指面部两颊颌下的肌肉丰满。”钱注：“'俨’，矜庄貌。按《太平御览》卷三六八引《韩诗》作'硕大且㜝’，薛君曰：'㜝，重颐也’。'硕大’得'重颐’而更亲切着实。《大招》之状美人曰：'丰肉微骨，调以娱只’；再曰：'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复曰：'曾颊倚耳’，王逸注：'曾，重也’。《诗》之言'㜝’，正如《楚辞》之言'曾颊’。唐宋画仕女及唐墓中女俑皆曾颊重颐，丰硕如《诗》、《骚》所云。”钱先生直以《韩诗》校“俨”为“㜝”，并以《泽陂》所颂赞之对象为女性，并以后世诗画小说所咏印证之。此则与吴注补证之说彼此通契。
例（三），《卫风·氓》第三章云：“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吴注释“于嗟女兮”以下数句谓：“一个女子千万不要过分耽溺于同男子相爱啊！”“男子溺于爱情，还能解脱，女子就无法解脱了。”此“无法”二字是疏解很准确的。钱注先认同孔疏，释“说”为“辩解开脱”之意，“男多借口，女难饰非，恶名之被，苛恕不齐”。此其一意，又从而引申出第二意，即“宽解摆脱”之意，“纽情缠爱，能自拯拔，犹鱼鸟之出网罗。夫情之所钟，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乱思移爱，事尚匪艰。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薪米丛脞，不足忘情摄志；心乎爱矣，独居深念，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耽不可说’，殆亦此之谓欤”？钱先生由孔疏引申出“说”字的第二意，在吴注“无法解脱”四字之中，实亦概略而得。
例（四），《王风·君子于役》首章末云：“鸡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吴注概括章旨谓：“这是一首妇人思念她久役于外的丈夫的诗。”并疏解末数句谓：“此写每当天色黄昏时，鸡进窠了，牛羊都回来了，也就是女子思念她丈夫最殷切的时候。”此中既是文本的疏解，也兼评点的要义，即黄昏是闺情最切的时辰。钱注则以“暝色起愁”四字概括之。并广引汉晋（司马相如、潘岳）及唐人（孟浩然、白居易）诗赋印证之，引申谓：“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昏黄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钱先生引申的艺理与吴先生的疏解，冥合若契。
例（五），《小雅·正月》第六章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吴注疏解前四句谓：“此言天虽高地虽厚，可是人民却局促不安，时刻自危。唐人诗：'出门即有碍，谁云天地宽！’正是此四句之意。”继之概括章旨谓：“言人民遭逢乱世，时刻危惧不安。后汉荀悦在《前汉王商论》中说：'……以天之高，而不敢举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诗》云：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为虺蜴！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无所容焉……。’正此章之意。”
吴先生注辨正音义、训释字词、疏解句章，精赅、准确、谨严，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无出处。但是，以后世诗文为文本佐证者则少见。然训释此章似属例外，若引唐人之诗汉人之文，即用其遗意。钱先生评注此诗也格外详尽，既以影响比较并兼平行比较之法细致地揭示文本六章的意蕴及藝理，而其征引汉唐及其后世诗文即包含吴先生曾运用过的唐孟郊之诗与后汉荀悦之文。两家彼此通契，若经络一体相贯。
如果说，二十世纪前半叶《诗经》研究之新境界以闻一多先生《诗经新义》等作为标志，二十世纪后半叶《诗经》研究之新天地以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毛诗正义》的补证评点为表征，那么就应该认定，吴小如先生《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诗经》评注所达到的学术水准，则是远承朱子《集传》直至明清学者的创获，近集闻一多、余冠英诸先生的新解新义之大成的精萃体现，与闻钱两家之作同样代表了上世纪诗经学研究在不同时期的新成就。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孔疏的补证及评点，虽仅六十则，其中关于郑玄《诗谱序》一则，关于《诗经》文本五十九则，采撷佳什秀句加以训释评点，广泛运用比较方法绎其所涵蕴的文理艺理哲理。此文理艺理哲理皆以精论要语概括出之，是其大旨所在。然则，其所展示出的思想世界及其予人的启迪，是历代前辈学者从未涉及过的。吴先生《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诗经》注释也仅止选择其中之七十二首，基本代表了《三百篇》的全貌，其主旨在精确地揭示文本的内在含义。钱吴的意图方法与撰著重点不同，吴先生说诗紧扣音义，字斟句酌，锱铢必较，处处有据，而不泥旧说。钱先生说诗执要御繁，联类共贯，宿悟神解，别开胜境，因此两家既殊途别径，又多有冥契。
再则，钱先生就诗说诗，就艺谈艺，以为诗文与艺术皆属雾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供雾里观花水中捞月，虚而非伪，诚而非实。故钱先生向不以诗证史，不以史律诗，对汉以来儒家诗教说甚有讥评。细读五大册巨作《管锥编》及《谈艺录》，大致皆可谓以此理论原则所做诗文之评的典范，而在《管锥编·毛诗正义》一编中表征得尤为突出。在此编中，钱先生摘取六十则名章妙句，剖毫析厘，洞极骨髓，揭示出《三百篇》真善美之所在。《诗三百》是中国文学之本源，凡论文史之学者，人所共道。但是，精凿地论析其极致者当属钱先生。钱先生认为，中国文学之一切修辞技巧与艺术手法，皆可以在《诗三百》之中追溯而得其渊源，后世诗文小说戏曲皆承其遗意，从而踵其事增其华。其《周南·卷耳》篇之析论可为显例。
钱先生强调，诗歌创作与批评应尊重其自身的艺术特征，并且善于按其特征鉴赏作品。他同时主张诗歌有责任按其自身特征对社会现实及历史事件作出反映。这种反映与历史文献不同。历史文献记载历史过程，而诗则是采撷其显现的某种典型现象，予以集中、提高、再创造，因而尤为有血有肉有生命力。历史文献记载事之已然，诗则突显事之当然与事之所以然。因此诗所表现的历史更高明更具有本质意义。此在《宋诗选注》经典性的序文中皆做出深刻的论述。在此序中先生屡引毛泽东有关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源流关系，以及诗创作要运用形象思维方式与比兴手法的论述。在《宋诗选注》中关于两宋诗人及其作品的鉴评则具体贯彻了上述理论原则。若关于苏轼、黄庭坚及陆放翁的评论即可为显例。本文容后将具体评述的《吴小如讲<杜诗>》，同钱先生《宋诗选注序》所阐发的诗学观点，尤为彼此映发。若《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以宽其意》一诗讲述中，吴先生特论及所谓杜诗即“诗史”的观点，即与钱先生所论诗歌创作与历史文献之不同的卓见，则符契正合。现代学者的著作吴先生常读不厌，印象最深，以为对已影响最大者，第一部即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其余者为朱自清的《诗言志》、俞平伯的《读词偶得》与冯文炳的《谈新诗》），并评述说：“这部书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心：只有学识渊博的人才可能对某一门学问有创见、新解，而这种创见、新解乃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而非向壁虚构的臆说。我坚信，只有对文化遗产继承得最多的人，才有可能对当前的文化学术做出贡献。”（《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收入《莎斋闲览》）又说：“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写的书也最有创造性。”（《在学习吴玉如先生书法艺术报告会上的讲话》，收入《莎斋闲览》）此足见吴先生对钱钟书先生及其著作的尊仰钦慕，故其论诗多与钱钟书先生的诗学脉注通流，实为必然之理，此亦即本文将钱吴两家比照而观的基本原因。
吴先生撰《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钱先生撰《宋诗选注》的时间段属于同一时期，所体现的理论方法也大致近似，即在关注诗歌反映社会历史现实的同时，评赏其艺术成就。钱先生《管锥编·毛诗正义》是以《诗三百》的艺术创造为着眼点，吴先生晚年那部《手录宋词二百首》，精选两宋二十四家词作并以秀拔苍劲书艺录之，多数篇章特作鉴评，极富艺术敏锐力。此作从词学上说足称继现代词学名家若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及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之遗绪而无憾。其所体现出的诗学嗅觉与钱先生庶几近之。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与《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同为吴先生精心结撰惨淡经营之作。其中，最显示学养与功力部分当在所选七篇汉赋的注疏。七篇之选，略可表征汉赋发展之基本脉络，《七发》为汉赋奠基之作，《上林》、《子虚》为定型之制，《登楼》可为由铺陈事物向抒发个人情志转化之篇。赋乃古诗之流，诗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吴先生特重《诗三百》，当然不能不重汉魏之赋。
李善注多明事典而鲜释文义,其释义者又为最具经典价值之篇,若《文赋》、《演连珠》之类。故《七发》释义亦为难得之作。
吴先生赋注先撰《<七发>李善注订补》实有其内心考虑。初唐李善承隋曹宪之学，授《文选》于汴洛间，做《文选注》六十卷，引书约千八百余种，向称赅博雅赡，文献奥府，为历来学者取资，始有文选学之专名。其后直至明清近代续有学者旁参广究，为崇贤之学补正。晚近则有黄侃先生之《文选平点》（大陆由其宗侄黄焯教授整理出版，台湾则由其女黄念蓉女士整理出版，题名《文选黄氏学》）及高步瀛先生之《文选李注义疏》（其中只疏解汉晋京都大赋数篇而不及其余）。吴先生撰《李注订补》实有志续高氏未竟之业。其篇末《附记》曾谓：“曩读高步瀛氏《文选李注义疏》，服其谨严赅博，而惜其未竟全功。有志为续书，苦学殖荒落，且无暇及之。”先生有志而苦学殖荒落，我辈亲历过那个时代环境者则深会其隐衷。而在《参考资料》名义之下，评注七篇汉赋，未始非其隐衷渲泄之一佳途。
因而《李注订补》广参高步瀛先生巨著《李注义疏》，订补《文选李注》共五十六条。其重点大致有如下数项：
（一）补释善注之所未尽。若正文“比物属事，离词连类”两句。善注：“《礼记》：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韩子曰：'多言繁称，连类比物也。’”吴按：“善注未释'离’字。《五臣注》李周翰曰：'比象其物而属文章，离别辞句以类相次。’殊含混不明。《易·序卦》《传》：'离，丽也。’又《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王弼注：'丽犹连也。’此二句，比、属、丽、连四字同义，物、事、辞、类四字义亦相近。意谓比附连类事物之名称，加以归纳排列耳。”吴先生既补释善注疏略的“离”字，又订正五臣释该字之欠当，而且疏解正文谨严明畅。
（二）、订正善注之所未稳。若正文“众芳芬郁，乱于五风”两句。善注:“五风，异色也。”吴按：“'五风’，善以为异色，而胡绍煐则谓为五音。上文'众芳芬郁’，明谓草木之香气浓郁，则'风’非指色与声可知。《五臣注》李周翰曰：'五风，宫商角征羽之风也。’盖谓来自五方之风，说近是。《太平御览》卷一引桓谭《新论》：'五声各从其方。春角，夏征，秋商，冬羽，宫居中央而兼四季。’（《礼记·月令》与此说同，惟以宫为夏秋之际。）孔颖达《毛诗正义》：'五声之配五方也，于月令：角东，商西，征南，羽北，宫在中央。’是五方之风，猶言四时之风矣。”吴先生认同李周翰注，以为近是。并进而以桓谭《新论》、《礼记·月令》、孔颖达《毛诗正义》相关之说为佐证，谓五方之风即四时之风，实凿然不可移易之正解。
(三)、发挥善注之所未完。若正文“滋味杂陈,肴糅错该”两句。善注:“王逸《楚辞注》曰：'该，备也。’”余皆未及。吴按：“《说文》：'味，滋味也。’又曰：'滋，益也。’段玉裁曰：'滋，言多也。’益，亦多也。张衡《思玄赋》：'滋令德于中正兮。’李善引旧注：'滋，繁也。’然则'滋味’者，众味也，多种味也。《一切经音义》四引《通俗文》：'肴杂曰糅。’则知'肴糅’二字应相连为一词，与上'滋味’为对文。古人词序每不甚严，故'滋味’可与'肴糅’相偶，不必作'糅肴’也。（如《楚辞·九歌》：'惠肴蒸兮兰藕，奠桂酒兮菽浆。’'蒸’宜置句首而与'奠’相偶。此类尚多，参看范希文《对床夜语》卷一。）下'杂陈’与'错该’亦为对文。《五臣注》张铣曰：'糅错，皆杂也。’以糅、错为同义相连，甚误。”吴先生引《说文》及段注、张衡《思玄赋》李注、《一切经音义》诸书为佐证，为李善注未尽的字词而发挥之，并引申而论及古人修辞之规律性，特具启示意义。
《李善注订补》之作原为注《七发》之前所撰长编，《七发》之注即在此长编基础上再予斟酌去取提炼所就。此足证吴先生撰《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七篇汉赋及《史》《汉》选篇之注释，实为其谨严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坊间常见之各种选注之类仅依前人成说，未予深究而率意下笔者正反。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谓：“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此虽为就诗赋创作提出的用事标准，然移用于吴先生深心服膺之高步瀛先生及吴先生自身之训释典籍，亦属恰如其分。（高先生另撰《古文辞类篡笺》，尤为渊洽精严之煌煌巨著，直可追攀唐初崇贤之学，足为精研姚书，也为诵习萧氏《文选》曾氏《杂抄》之可靠用书。）
吴先生此两部书是我青年时代反复阅读的真正教科书。我早年就读于省立锦州师范文史科，继升入东北师大中文系，前后六年的时间。两书所选诗赋史传古文，其中多数篇章，在课堂上老师都认真讲授过，尤其是《诗三百》的名篇（若《关雎》、《生民》、《硕人》、《击鼓》、《东山》、《正月》等等。其时既已熟诵于口，但是，只有读过吴先生之作始得会通于心。吴先生每解一字一词先辨音义，每疏一句一章则旁征众说，之后厘定而折中之，以出已意。因此，往时自以明晓的，或属误读；往时含混的，得以清通；往时浮泛的，得以深入；往时疏忽的，得以订正。我自学自修先秦两汉文学实以吴先生之作为根基。若读《诗三首》之注释以后，则依次细读余冠英先生之《诗经选》，闻一多先生之《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再及吴闿生之《诗义会通》及朱子《诗经集传》；读《楚辞》注释之后，则依次读陆侃如先生的《楚辞选》与朱子《楚辞集注》，后及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补注》；读《史记》注释之后，则依次读王伯祥先生之《史记选注》，后及三家（裴骃、张守節、司马贞）注《史记》中十五《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等。此所谓依次，即从吴先生注释中所得之启示。吴先生注中多有“用某某说”或“录以备考”等说法。不只证明其学风严谨，也是予读者的指要。其作用意义甚值珍视。如此，我从一九五八年初读《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至一九六二年继读《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直到一九六六年秋，并连及读上列诸书，凡历整九年的时间。
而尤不能忘怀着，即我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陈宏天，长春师范大学赵福海两先生，于一九八二年合作撰写《昭明文选译注》一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七篇赋类之注，则是《译注》中相应篇章之基本参照根据。其引据与行文方法亦皆师范于吴先生之作，一如其所撰《李注订补》之于高步瀛先生之《李注义疏》。《昭明文选译注》从动笔到一九九二年六册出齐，凡历十年。在撰写过程中，置备案头，随时参照者，即有吴先生此两书侧列其间。不消说，两书自然已成为我内心寓情寄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