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孟子所论在交谊尚友之道，既要诵其诗、读其书，还要了解著书作诗之古善士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置身此环境中的德行表现。而司马迁读屈原《离骚》诸篇，又进而适长沙真切感受屈原以身沉渊之迹，故悲其志而垂泪，完整地体悟到屈原的人格风范。先哲此两段言辞，可为吾辈颂吴小如先生之诗，读其独具个人风格之书的至高途辙。读吴先生的著作，吾辈深悟吴先生一生在读书研究与社会实践中养成的人文性格。此人文性格则集中表征于：尊德亲师之路，订讹传信之志，汲取新知之趣，传道授业之诚，根柢经史之本。五者即先生终生固执不渝的人生信念。吴先生出身于充满中华文化氛围的家庭。其父玉如公是上世纪享誉士林的学者、诗人与书法家。精于考订与辞章之学。三十年代初受聘于南开大学，任国文系教授，深得大教育家张伯苓校长信重。先生自童少时期即从其父诵习《杜诗》《韩文》，而《语》《孟》《学》《庸》四子之书，皆所洛诵不辍。至晚年先生著《听父亲讲<孟子>》《听父亲讲<杜诗>》，以及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回忆尊亲之作，其辞雅正，其义精微，内蕴幽深的人文情怀。如此的家庭环境，自然为吴先生人文性格的胚胎之基。吴先生在当代可谓尊德笃孝亲师好学的典范。他青年时代投拜其门并获益终生者，主要有三大家，即林宰平、俞平伯、沈从文。吾侪当知，林宰老是上世纪前半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之一，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等同事，是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并精于章草体的书法家。其与梁任公交谊甚笃。任公临终弥留之际，特委托宰老负责整理编纂《饮冰室全集》。宰老爱才若渴，奖掖时俊。沈从文先生五四时期进京，以撰文投稿为生。宰老在报刊上读其文而赏其才，辗转寻找到从文先生寓居之所，并曾给予诸多援助。沈先生在文学上成功之后，每念及宰老的慷慨情谊，总不禁潸然泪下。吴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拜识宰老，并从宰老学习写诗，学习章草书法，在其指导下研读清人舒铁云、郑子尹之诗。宰老的提携青年、善于引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德风，为吴先生立身处世终生楷范。俞平伯先生生于晚清朴学大师之家。其曾祖俞樾曲园先生，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清季曾于杭州创立诂经精舍，解经评史、传道解惑，门多贤达，影响及于后代。民族革命家、国学大师章炳麟太炎先生即出其门下。其父俞陛云先生同为精研经史诗文大家，并亲授平伯老诗文。故平老家学渊源极坚实深厚，在经史诗词、小说戏曲诸多方面造诣极深。其治学途辙，即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而通达义理之学。此即清代朴学大师运用纯熟之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吴先生在一九四一年即登阶拜谒平老为师，追随平老四十五年之久。其所撰几种札记笔记之作，多呈平老斧正而后刊出。吴先生结识沈从文先生并拜谒为师，则是一九四六年祖国光复之后于宰老府上。时吴先生就读于清华国文系，为追随从文先生特转学北京大学。沈从文先生之对待吴先生，一如当年林宰老之对沈先生，可谓极尽培养、提携、鼓励之诚。吴先生撰写的第一篇书评《废名的文章》，为早期全面论述冯文炳先生文学创作的批评文字，就是经沈先生字斟句酌，精心斧正过的佳作。为推荐吴先生的论作，沈先生不辞辛苦地奔走于京津各大报刊。沈先生并把自己成功的创作经验传授给吴先生。吴先生一生所作脍炙人口的文章，每自称“小文”，其平实、精炼、清新、典雅的风格，实可谓“从文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沈先生辞却北大讲台，就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工作。其时吴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每向沈先生请教相关的学术问题，沈先生总是以秉承林宰老书法神髓的章草体写作长信予以解答。每一函件，连边页及天地头，皆写得满满的。实物不只足具浓重的学术价值，也是章草小楷的书法创作，透显出师生之间的纯厚情谊。林宰老、俞平老以及从文先生皆为上世纪中华文化标志性的人物。其德行操守，出处进退，学养文章，皆富士君子之风，足称天下之善士。吴先生自师从三贤之日，直至其先后辞世之时，交往切磋皆历二十年或四十五、六年之久。师生之间，亲亲敦诚，不异父子，即使在前辈学人中或许尚有之（若蒋天枢之与陈寅老），而在鼓吹小人物批倒大人物，革命小将打倒反动权威的几十年里，则是泯然绝迹而不可能复见于世矣。吴先生那一系列哀悼追念先师的至文（收于《红楼梦影》中）皆为传统哀祭体的经典之作。如果认同时代风气造就英材这一历史定律，即足确信正是林、俞、沈三贤所标志的上世纪文化风气造就了当世醇儒吴小如的人文性格。吴小如先生终生以订讹传信为个人治学著文之宗旨。抱此明确的治学著文之宗旨，而坚持终生。吴先生确立此治学著文宗旨，大约始于一九四七年所撰而刊布于翌年天津某报副刊的《古书今读说》，其见解也是在俞平老的鼓励之下执笔成文的。文章主旨是批评其时某些学人对于古典著作的粗率轻忽学风。其一例是某教授对《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对其二哥称谓“仲力”所作的有悖常识的译释。另一例也是某高校教授对陶渊明《挽歌》诗“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中“浮蚁”所作望文生义的谬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在其《青铜时代》一书《述吴起》文中对司马迁《史记·吴起列传》的本事也曾经产生过悖于史实的误读。此为第三例。针对此三例，吴先生在其《古书今读说》中皆作出严谨准确的订正。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先生早年书评集《旧时月色》收入此文时，先生曾特意加撰了《作者按》。其中说：“遗憾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类文章，似乎仍未失去时效。而且近十多年来，我竟一直在写这类文章，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作为一名老教书匠，我不忍对这种文化滑坡现象和对读古书持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而缄默不言。然而人微言轻，自己尽管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却于事并无多少裨益。现在把旧文章拿来重新发表，一则说明这种滑坡现象由来已久，二则也是对先师平伯先生的一点纪念。一息尚存，为了学术上的订讹传信，这类文章我还将继续写下去，功过得失，均非所计也。”对于订讹传信之旨的忠贞不渝，先生在编选《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中，特录驳正某作者对《诗经》的一系列误读而著的《关于<诗经>训释的几个问题》一文。《附记》中同样明确地重申过。为了验证先生的治学精神，不避繁冗，摘引其文末《附记》于下：平生治学，虽近于杂，然旨在订讹传信，则终身寝馈以之，所谓“至死不变”者也。故四十余年前撰写文字，即以订讹为旨、传信为宗。虽开罪于权威人士，亦所不计。附入此文，正以见半个世纪以来初衷未改耳。上引两段按语，足见吴先生一生治学著文一以贯之的主旨所在。其用力最殷的《读书丛札》《读书拊掌录》《莎斋笔记》及《古典诗词札丛》，可为显证。先生所订之讹，既有现当代人对古籍中典故辞章的误读谬解，也包括先贤以讹传讹流于后世的成说惯例。其所传之信，或本于往古贤哲的正解卓见，尤其是有清朴学大师，若马瑞辰、方玉润、姚际恒等的《诗经》学说，或本于现代学者，若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对先秦典籍的坚䥣考辨成果，以及其追随终生的恩师俞平伯老对《论》《孟》章句、《杜诗》义理的超拔说解。然尤多出自先生本人的精思博辨而得的发明。正如反复申明其治学宗旨一样，先生也曾精确地总结出自己的治学原则与方法。即：“至于我本人，无论在课堂上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古典诗词札丛·代序·我是怎样讲析古典诗词的》）此五条规矩或原则，实即先生一贯主张“治文学宜略通小学”的细则化完善化。其意义不仅在文学，也是研治吾华传统文化具有普遍作用的基本途径。上世纪初，章太炎先生即倡导治国学须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入手。（见其《国学概论》及《国学讲义》）正如前文已经略及者，先生的此种研究规矩与方法，最初当然是得之于家学，尤其是得自于俞平老的传授。吴先生治文学并精于小学，且谨守此五条研究规矩，所以其对古人及今人所作出的订讹传信，皆可谓臻于坚实无以驳难的境界。晚年先生编选《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皆据那四种札记体的著作，足证对自己所订之讹、所传之信的精确性、科学性的坚信无疑。如上文所说，吾侪当须体认，先生所谓传信，大多为自己依循此五条规矩得出的正解胜义。兹据《吴小如讲<杜诗>》之作略举数例：《月夜》是杜诗中最具创新性的一首五言律，为后世多种选本所录。作于七五七年安史乱后，杜甫被叛军扣留长安，妻儿寄居于鄜州，夫妻异地思念。首联写思念妻子，却先说妻子独自望月思念自己，颌联写儿女幼小并不理解母亲瞩望长安的感情，以凸显妻子的孤独凄苦。颈联写夫妻异地相共凝望月中嫦娥的美好形象。“香雾云鬟”“清辉玉臂”正是描写月中的嫦娥。“湿”“寒”正是夫妻凝望之久之深而产生对嫦娥的直感。尾联写诗人向往中夫妻团聚的悲喜交集之情。“双照”与首联“独看”先后照应，正是月中嫦娥光照两人的直接承续。此即吴先生的创新之解。但是，自有清直至现当代说《杜诗》诸家，皆把关键之颈联“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解作是杜甫描写妻子的美貌。喻守贞先生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说：“是想象妻子看月忆己时的光景，这一联风光旖旎，杜集中不大多见。”傅庚生先生在五十年代初的著作《杜甫诗论》甚至批评此联写得太香艳。浦江清先生所著《杜甫诗选》中，也说“香雾二句，想象他的妻在鄜州望月的情景。”此诸家通说，就字面说虽顺理成章，然皆不如吴先生指广寒宫嫦娥之解深得诗境神髓。此说最初吴先生是四十年代末听俞平老所讲，平老并曾引元人高则诚《琵琶记·赏秋》唱词为证：“香雾云鬟，清辉玉臂，广寒仙子堪并。”并按断说：“后例虽不足以明前，但我想高则诚的看法是对的。他说广寒仙子堪并，要比指杜夫人之说高明得多。”吴先生则始终坚信平老之解为胜，并且征引晚唐及宋人若李商隐、苏东坡等描写婵娟素娥美好形象的诗词补证发挥之。尤其是北宋末的宰相李纲《江南六咏之三》：“江南月，依然照吾伤离别，故人千里共清光，玉臂云鬟香未歇。”吴先生惊喜地说，“这诗太有说服力了。其中'玉臂云鬟’肯定是描写月亮。”此足证吴先生所做“订讹传信”，着实铁定，无以驳难。《佳人》是杜诗之中最有创新性不可重复性的篇章之一。仇兆鳌《杜诗详注》以为纯为写实之作，可能安史之乱中诗人亲遇过这样一位高贵的上流社会的女性。而陈沆《诗比兴笺》则以为别有寄托，以之比才德高尚而被朝廷疏离的贤臣。吴先生则以现代文艺学观点评论之。虽没有从词章上细腻地鉴赏其艺术特点，却是高屋建瓴从形象整体上评论了杜甫所创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先生把恩格斯十九世纪初评论德国女作家哈克奈斯小说时提出的著名论点，创造性地运用到观察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上，尤其是运用到评论杜诗《佳人》的艺术成就、地位及其意义上，确然是前无古人之论。恩格斯的理论原则向来被运用于小说评论。吴先生则突破此一界限，而推之于中国古典骈俪文及诗歌创作方面。先生把南北朝时期孔稚珪的著名骈文《北山移文》与杜诗《佳人》联类而观。以为前者以现实人物为基础并加以作者的虚构想象塑造出一个千余年前一直存在的伪隐士、伪君子的典型形象，其讽刺意义不逊于《儒林外史》。这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相结合的成功例证。《佳人》则是杜甫以同样创作方法塑造出的唐代处于安史之乱时期贵族女性的正面典型。她形貌素雅善美，德行高贵贞洁。虽家道败落，夫婿背离，而品格志节则不染尘滓。佳人的形象寄托着杜甫本人的理想，是杜甫人格追求的具体化艺术化。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乐府《陌上桑》的罗敷、《羽林郎》的胡姬，都没有佳人这样的高贵与节操。（笔者附言：后世的戏曲小说，若《西厢记》的崔莺莺、《牡丹亭》的杜丽娘，或《李娃传》的李娃、《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尤不可与杜甫创造的佳人伦比。）吴先生并将佳人的形象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观照之，法国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那些贵夫人都是德行卑污的反面人物。俄国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及马斯洛娃（《复活》）品格失贞或地位卑下，同样与佳人不可伦比。只有杜甫创造的佳人形象，是超越时空，其精神境界、道德与艺术价值是永恒的。吴先生认为，恩格斯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是在十九世纪，而中国文学的《北山移文》与《佳人》则在此前一千年前即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这个文学创作的最高原则。钱锺书先生在那篇深具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意义的《宋诗选注序》中，曾论及文学艺术与历史考据的区别与各自的特殊性，说：“……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不会发生。……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钱默老这一段极富启迪性的理论观点，毋宁说是综合中国文学至于世界文学的实践经验抽绎而得的认识。在中国文学史发展进程中，最早最完美地体现出此种“比史书来得高明”的，首先是一千三百年前的诗人杜甫，而在杜甫的诗中最具典范性的作品之一则是那篇《洗兵马》。故历来杜诗研究学者所作评论，或失于片面抚断，或语焉不详，或未及体味。唯吴小如先生深得此作神髓所在。《吴小如讲<杜诗>》之第九、第十两讲，皆以此作结束句“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做通题，两讲以《洗兵马》开卷，以《佳人》压轴，中间包蕴《三吏》《三别》。此种讲述安排，必有先生独得之用心，吾辈不当疏忽而过。吴先生之讲析《洗兵马》描写事件之已然，也明确地指出诗中所想象的历史之当然，及其所测度的事件之所以然。就是说，《洗兵马》第一章（“中兴诸将”句至“万国兵前”句）颂扬郭子仪所代表的中兴诸将收山东的无限功，同时也揭示出此大功的深层本质，即其依靠的不是唐军自身，而是借用回纥兵的力量。所谓“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餧肉葡萄宫”，展示回纥兵十足一副占领者的傲慢贪婪相。为了补证诗中论述的深层本质，先生并恰如其分又饶有兴味地引用陈寅恪先生为其女儿讲析《哀王孙》“昔何勇锐今何愚”句以诗证史、以史证诗所考证出的历史真实，有力地显示出此“无限功”本质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安史叛军的内讧而导致其自身的溃败，从而成就了中兴诸将的胜利。此是吴先生讲析深得《洗兵马》深层神髓之一。吴先生讲析，既指出杜甫真诚地颂扬中兴诸将光复唐朝的喜人局面，又能以其诗人特有的深邃性、洞察力所测度出的三大社会危机。此三大危机在代宗继位前几乎无人认识到，认识到这些潜在危机的只有杜甫。吴先生以精湛的语言评论说：“此诗歌颂了唐朝，歌颂了立功的战将，也提出预见，一是皇帝被外戚、近臣包围了，肃宗宠信李辅国、张良娣，'攀龙附凤势莫当’就说的是这个情况；二是唐代宗以前很少有人看到藩镇割据的危险，杜甫是第一个看到了，'天下尽化为侯王’。杜甫虽说自己'乾坤一腐儒’（《江汉》），其实他可一点也不腐；第三借用外来的兵力平叛，要小心事平之后不肯撤回，尾大不掉，安禄山就是前车之鉴。杜甫这三个担心，皇帝的亲信外戚擅权、藩镇割据、少数民族的入侵，后来全部应验了，不幸而言中。”此段引文充分显示出杜诗《洗兵马》之中所浓缩的大唐由盛转衰事件的已然，以及杜甫作为高明的文学家所测度出该事件发展之当然或所以然。而其中浓缩的深邃而丰富的内涵，则是吴小如先生第一次在讲述杜诗一书中要约明畅地阐发出来的。在这里，笔者惊喜地发现，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阐发的关于文学特殊功能的理论原则，与吴小如先生讲析《洗兵马》以及其他名篇中的鉴赏实践达到了冥契无间的一致。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吴小如讲<杜诗>》是先生一生治学宗旨的集中体现。全书正文十五讲，讲析杜诗名篇六十首。即此六十首，除引述其先父玉如公、先师俞平老的诗人解杜诗的睿见卓识之外，每一篇皆凝结着先生的订讹传信之智，即使讲析若《丹青引》那样的篇章，旁及批评时下书法界的滑坡现象，仍然未离订讹传信的宗旨。至于讲析杜诗过程中，联类引发而及关于中国诗歌史与诗歌理论若古典诗词中所谓豪放派与婉约派的真谛，唐诗与宋诗的关联及宋诗的特点，沉郁顿挫的精义、杜诗各篇的创新性与不可重复性，以及杜诗与李白、李贺、李商隐等在艺术风格上的迥异之点，吴先生皆有独得之见，令人一新耳目，皆为此前杜甫研究家所从未涉笔过。吴先生倡导治文学须通小学的研究途径。他本人精通文字、音韵，以及版本目录之学，因而其辞章考据方面的功底皆坚实而运用纯熟。这自然是秉承其家学及长期追随俞平老的实迹。但是通过辞章考据最终表征为义理的深度与精度，则是获益于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自觉认真研习的成就。俄罗斯十九世纪末叶卓越的理论家格·普列哈诺夫曾强调说：任何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皆必须以其本土文化为基础。（见《论西欧文学》）普氏之论帮助吾侪体认到吴先生学术成果的完美、纯粹而精之所在。吴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诸多领域的全面修养与造诣，为其深谙历史辩证法及其灵活运用提供了极优越的底蕴。因此，吴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仅限于传统方法的所谓旧格局，尤非所谓新时代的旧人。而恰恰相反，他极善于汲取近现代世界人文科学的崭新成就，若上文论及的运用恩格斯的典型理论观照杜诗《佳人》与中古孔稚珪那篇传颂千载的《北山移文》所做出的鉴赏，凡具文学嗅觉者读之，无不感到畅快于心而拍案赞叹。此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力量，足证吴先生对于近代人文科学的理解与虔诚，绝不比任何人稍逊于分毫，他只是厌恶如上世纪前半叶，某些自诩“金棍子”“银棍子”一辈批判家借势伤人而已。他善于以自己的语言易而简地阐发历史辩证法，灵活而适切地运用于学术研究及社会批评实践。吴先生说：“其实照我这读书不多、一知半解的人的认识，只要站得住脚、未被历史长河所淘汰的古今传统名家名著，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看问题的视角来观察，都或多或少符合或包含着辩证法。如《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书不必说了，即先秦诸子与历代有眼光、有远见的史学著作，如“前四史”及《资治通鉴》等，亦莫不如是。我认为，辩证法的发展乃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的，我们不能轻易说，古人不懂科学，更不能说他们的著作中没有辩证法。”（《吴小如讲<孟子>自序》）在此段论述中，吴先生表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包括经史子集四部）都内蕴着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元素，或符合或包含此种先进的思想认识。此深具学术勇气的创见，是基于对传统文化深邃修养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潜心研习的表征。而如何将其运用于吾华文化遗产的认同、辨析与评价实践中呢？先生则说：但历史主义者告诉我们，研究古人的思想学术成就，不能过高地要求他达到今人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只要他已超越了前人的认识水平，并高出于他同时代人所达到的水平，便足够说明他在思想学术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序》）而且，在吴先生的思想中，历史辩证法，不仅仅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先进观点与方法，而且已经是指导自身的认识与行为的宇宙观与世界观。这是不能不认同的客观事实。在为北京大学校庆百周年而作的那篇精湛的论文《北大学风与我的治学》之中，他感念北大培养的突出之处，即：“半个世纪以来，在不断学习中多少懂得一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执教和治学中确使我获益良多。……我相信辩证法这个足以攻克学术堡垒的武器乃是与人类俱生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不可须臾离开的一把钥匙。”在另一篇与上文写于同一时期并且同样精湛的论文《从“儒道互补”说谈起》之中，他又一次申明：“……我认为，尽管人们把辩证法分为唯心的与唯物的，但是作为一种法则，辩证法都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俱生的，且成为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动力，所谓一个社会是在螺旋形轨迹上向上发展的，亦即根据辩证法的法则在不断进步。只要人类社会在宇宙间存在一天，就一天离不开辩证法，直到永久。”（上引两文皆收于其自选集《常谈一束》）以上不忌繁冗之嫌，称引了吴先生自述之辞，宗旨在证明：先生愈至迟暮之年，愈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信念，并以为学术研究的锐器。正因为如此，他以坚实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以及版本目录之学）功底而通达之义理，必每出新意而独具信服力。兹就《吴小如讲<孟子·滕文公>》一篇略举数例，以证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的实迹。《滕文公》篇是《孟子》七篇中最核心的篇章。其中有一系列名章表述孟子的仁政理想，其中皆包含着历史辩证法因素。例如，《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孟子驳斥许行主君臣并耕而反社会分工之说，提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样一种社会分工理论。兹无须繁引《孟子》此章全文，而必须摘引吴先生千字有余的讲析。为论述孔孟向主社会发展观，吴先生首先引述其先师俞平老关于《论语·樊迟请学稼》章的评论：孔子讥笑樊迟请学稼，曰“小人哉，樊迟也”，而在《宪问》章则称赞南宫适禹、稷耕稼而有天下之言，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因为樊迟学稼实倾向神农家言，主君臣并耕之说，而南宫适称赏禹、稷耕稼及其爱民保民之功，则在其为君主之前，时为远古，即使为君长不躬耕则也无以得食，实质南宫适与樊迟的思想倾向截然不同。孟子讥斥许行之神农家言，则直承孔子的主张，强调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意即有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而此社会分工，即人类社会发展由蒙昧迈入文明的重大标志，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故吴先生说，“至于许行之说，则主后世之为君者必躬稼而后可，且不得积粟与货于仓禀府库，是欲废社会分工而强合劳心劳力两者为一，其与后世小农平均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则无异使社会倒退至原始时代”。吴先生善于将《论》《孟》贯通而论，并善于将《孟子》七篇诸章联类而观。论者或承认孟子劳心劳力之言显示出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以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强调孟子“把劳心与统治人民混为一谈，视为'天下之通义’，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剥削人民的理论依据”。吴先生则将孟子此一最为契合历史辩证法的著名论点，做出完整而准确的说解：“劳心劳力之分，历千载而犹存；今之所以不同于古者，劳心者不得为特权享有者，以凌驾于劳力者之上耳。孟子所谓'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宜以平等观相对视之，不得高踞于上。故孟子又以民为贵君为轻补充强调言之（《孟子·尽心下》，笔者注。），读者正不可断章取义也。”这样全面说解孟子的劳心劳力说，就笔者寓目所及的几种哲学史与思想史言，当属吴先生的独得之见。孟子是儒家道统的纯正继承者并发扬者。也是先秦诸子中最富批判精神之典范人物。孟子的文章，雄辩滔滔，逻辑严密，义理辞章精警善美，为上古论说文之极致，后世大家皆所取法。或亦时有纵横家之诡谲，并其时势风气使然。其著作自然存在历史辩证法的因素。同时也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滕文公下》之“万章问宋小国也”章，孟子不厌辞费地引述《周书》颂扬商汤伐葛、周武伐纣的文字则即属儒家对古圣王难符史实的夸饰之辞，《文心雕龙·夸饰》篇，即以《周书》此章作为有背于信史的夸饰之例证。吴先生则以充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出评论。说：儒家之理想社会，一曰尧舜禅让，一曰汤武革命。然禅让为原始社会部落酋长更代制，而汤武革命则新统治者以武力征服旧统治者，未必果行仁政而得天下也。孔孟诚有民本思想，然于尧舜汤武，皆不免以心目中之理想统治者而予以美化之，如《诗》、《书》所载，即孟子亦坦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后世之具卓识远见者已于此有所察觉，其贤者则直言“薄汤武而非周孔”，不贤者则含蓄而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历史之演变，必有因果关系，如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此中即有辩证法。汤武之得天下在于桀纣之先失民心。武力征服为外因，失民心则内因也。民心之外，以文字为鼓吹，亦大有关系。今所谓宣传作用，即舆论导向是也。后世之具远见卓识者于此亦有所察觉，其贤者竟坦言古今史籍皆非实录，而治史者必具直笔，乃可昭忠信于后世也。仆于古今史籍虽持怀疑态度，然深信历史真相，必有大白天下之一日。此不必待董狐再世，而司马昭之心，终有路人皆知之时。此唯物辩证法之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者也。吴先生评论孟子称引古史颂扬汤武革命，则直接对儒家理想中的英雄人物施行仁义之道提出质疑，表现出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念。故随即征引《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章，以证历史真相。孟子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意谓周武伐殷纣杀人竟如此众多，可见周武亦非至仁者也。孟子于《尽心下》质疑《周书》颂扬汤武革命，主旨在讥斥梁惠王之不仁。《滕文公下》之颂扬汤武主旨在答万章问“宋小国也将行王政”章，强调只要行仁政，国虽小亦可以独立于天下。而吴先生之讲评则以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尖锐指出所谓尧舜禅让实即原始社会部落酋长更代制，汤武革命实即新旧统治者武力相争之胜负结局，凸显出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现实的科学力量。中国思想史或儒学史，论及孟子学说的历史作用与影响，大致不出司马迁的《史记·孟轲列传》所谓称尧舜道性善，推行仁义之道力反攻伐之政。而吴小如先生讲析《滕文公下·余岂好辩》章，则独能敏锐地指出孟子学说对政治的先导意义：孟子此章最大特点，在于阐释并强调学术与政治之关系及学术对政治之作用。孟子为孔子仁义学说张目，不只启韩非李斯之说为秦统一推行专治暴行提供理论基础，抑且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舆论导向。所不同者，先秦学术大致主张学术影响政治，而后世统治者则坚持政治须干涉学术而已。今人每主张学术宜与政治脱钩，不知使二者挂钩者，也有儒家重要传人孟轲与荀况在内也。惟秦之焚书坑儒为极端，汉之独尊儒术则较温和耳。中国之百家争鸣，实今日主张学术民主自由之先河，而“百花齐放”云者，实主张文化艺术自由开放之号召。然争鸣与齐放，亦须遵守规范与符合其本身之发展规律，今俗所谓“游戏规则”是也。且学术与艺术，皆须有高品位与高水平，乃于人类社会有所裨益。孟子之学，由其游说梁齐，至其指导滕文公在其小侯国内力行仁政，本身即是学术影响政治的实例。吴先生独具悟性地发明而得者，在孟子学说对秦汉两大统一帝国在政治上的影响作用。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源于大儒董仲舒之《贤良三策》，是学术影响政治的直接表现，而秦王焚书坑儒则出于法家李斯的建议，实即孟子学术影响政治的间接表现。没有秦博士及其他儒生于朝野内外以先王之道讥斥秦法，也不会引起那场残酷的镇压暴行，而此暴行的首恶嬴政与李斯君臣也当是认识到学术对政治的不容小觑的作用。因此，吴先生“余岂好辩”章讲析中所强调指出的章旨，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启发意义。至于其联系现实文化艺术状况，而提出的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论，皆展现出一个彻底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识见与胆力。吴小如先生平生最大的快乐，即在有人能够承传自己坚守不渝的学术文化，曾经引述《孟子·尽心》篇之言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至乐也。其时常称许之英才性人物，可标举三家为例：杨天石先生是当代有影响的民国史研究家并近代文学尤其是近代诗歌研究学者。其在六十年前大学在读时期即曾撰著《近代诗歌选注》。其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与费振刚教授同于北大在读期间主编的红皮《中国文学史》，曾经风靡一时，被誉为其时教育革命的两大成果，盛赞为三面红旗招展下出现的新生事物。杨天石撰著之《近代诗歌选注》确然可称填补中国文学史研究空白之作。然此书之成，则得到吴小如先生悉心具体的指导与帮助，书中选目包括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直至南社柳亚子等等，可谓局度恢弘、规模广大。为如此一辈大家作评注，对于尚本科在读的青年，实无异于征人跨越悬崖，难度是极大的。时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家各有专长，可谓或握隋侯之珠，或怀楚山之璧；但是对于龚自珍这样的大人物及其影响广泛的诗作却没有哪位下过真功夫。于是，天石先生有幸寻求到吴小如先生，把累积起来的许许多多的难题统统摆在桌面，吴先生则慨然应允，帮助解决。吴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解诗经验，及其坚实的文献学修养，虽其考释某一事典往往经时两三个月，但是这一系列难题皆完满地获得解决。这对于进取心切的天石先生及其合作者的感动，决然是刻骨铭心的。即使在七十年后谈起这段往事，仍然感念不已，令人动容。而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至乐的吴先生则生平每多称许自己这位高足，其赞赏推许之情亦自在言表。近悉数年前天石先生又有南社史三种大著刊布，可以推想其中亦必葆有吴先生学风之遗绪无疑也。吴先生一生研习《诗经》从无稍辍，一如其熟精杜甫。从《毛传》、《郑笺》、《孔疏》、朱子《集传》至有清朴学大师之缜密成果，先生皆一一有序地做过“笨功夫”。收于《读书丛札》卷首之《诗三百臆札》足为显证。而以朱熹诗经学为研究课题的檀作文博士，经费振刚教授推介恰逢其时地幸获吴先生直接指导学位论文的撰写。当檀作文博士向导师汇报自己学位论文的写作提要时，吴先生发现其与自己拟向作文博士提出的论文撰写建议，竟然基本一致。吴先生提出的建议，总起来说，即是做朱熹诗经学论作，首先须通贯地掌握汉唐人的诗学成果，即上述吴先生数十年所曾精研过的诸种著作，比较朱熹与汉人学说之异同。还须总览宋人说诗的成就，若欧阳修、苏辙相关专著的论点，检出朱熹《诗集传》从其中汲取的精华。最后的关键还在于在此基础上对《诗集传》经过全面细致的考察，并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与评价，进而揭示出朱熹超越前贤并影响后世的崭新见解与贡献。吴先生的建议与对檀作文博士撰写论文的要求，其实即是其本身治学向所遵循的历史辩证法。而檀作文博士的学位论文构思早已成竹在胸，而且其掌握的学术资源已经扩及全部中国文化史的宏观范围，且与吴先生的治学观点竟然具有冥然符契的一致性。《朱熹诗经学研究》可以说是吴、檀师生间灵犀相应而产生的当代学术精品之杰构。成书之后檀作文博士谈及自己的心得说：“先生的话，我牢记在心。论文撰写过程中也尽可能地逐条落到实处。随着阅历的增长，近年来更加省得先生治学的旨趣原是既要'专’，又要'通’。'专’是在发明义例，'通’是在知其流变。其'专’，乃在乾嘉考据功夫；其'通’，乃章实斋《文史通义》之所倡。”檀作文博士对导师终生治学旨趣的能动的深具隅反精神的体认，不只表征在《朱熹诗经学研究》一书的撰著上，而且锐敏地追索而得先生治学的普通性原则。因此，他在《吴先生教我读<诗经>》那篇深具学术水准的宏文中，对于《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七十二首《诗三百》的注释和《读书丛札》中《诗经臆札》的解读，做得那样严谨、精赅而富有启迪性，绝非随意即兴而得，实基于择善固执之之功。而且师生之间在治学态度与方法上，也多自来通契之点，最基本的是下笨功夫、苦功夫，通过硬本领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吴先生备课中考证《木兰诗》中“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之“思”与“忆”的具体含义，就系统地把《毛传·国风》及《汉魏乐府民歌》中运用过的“思”与“忆”两字，加以分类排队，进行比较鉴别，发现两字各有广义狭义之分。而《木兰诗》中之“思”与“忆”两字则属于狭义用法，即指男女情爱而言。朱熹《诗集传》对赋、比、兴之“兴”谈得比较复杂，与《毛传》所讲尤有殊异。檀作文博士在论文中对《诗集传》“兴”的内涵用法全部加以清理，如治理棼丝，将其运用上的微妙差别梳理得一清二楚。要知道，此种某一用辞，即使长期研读《诗集传》的读者，实亦多所轻忽而过。此足证檀作文博士对自己研究课题的功夫之深、耕耘之细。此种学风与吴先生考释《木兰诗》之“思”与“忆”两字所用的笨功夫硬功夫，彼此相应，若钟罄和鸣。因此，先生虽然没有专题式地为其讲过《诗集传》，然多是侍坐过程中先生随兴而谈，学生也随兴聆听，深味先生“咳唾皆成珠玉，知识掌故，层出不穷。听先生言，如对宝山，奇光异彩，应接不暇，往往忘了还要提问”。檀作文博士妙手偶得地用一个“忘”字概括出其时听先生言的真实感悟，说明师生之间论学述道过程中皆不期然而然地迈进了一种哲学与美学境界。让我这老读者于耽溺大作中也不期然而然地想到庄周所云：“泉涸，鱼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天道》篇）可见吴、檀师生之间讲授与承学皆是一种境界，吴先生尽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乐，檀博士幸得明哲点拨之心灵净朗、学问真醇之美。故如檀作文博士这样为学态度方法与吴先生达到如此地默契相谐，而且可以在学术的江湖中同游相忘，先生必视之为自己的得意传人。此以那首馈赠檀作文博士诗为证：雒诵诗三百，潜心到考亭。世风争蔑古，经义独垂青。昼晦非关雨，山巍岂必灵。平生疾虚妄，愿子德长馨。吴先生曾有两句评檀作文博士治学之精粹言论，曰：“檀君学有本源，勤奋用心。”恰可做解读本诗之钥。故知前四句为赞美檀作文博士研习《诗经》的纯正追求及探讨朱子诗经学义例与指归的坚韧不拔精神。雒诵，谓反复诵读不辍。考亭，指南宋时朱子曾经讲学的福建建阳县西南的考亭书院。当世习尚竞相轻视民族传统文化，君则反其道而行，独能敬畏而向往民族优秀文化所蕴藏的精华与真理。后四句吴先生以个人的存在感受与治学宗旨勖勉檀作文博士，谓社会上一时间掀起的政治风雨，终竟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如阵雨骤降，不可能逆转日夜交替一样。那一世威权如山之重的势力，亦终竟不可能如神灵般决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行程。仆终生治学宗旨即坚持传统的朴实学风，决不凿空妄论。愿君将此文德发扬光大于后世，如鲜花之芳香永不衰败。诗中“昼晦非关雨，山巍岂必灵。”两句，最为耐读，经此阅历者，莫不感叹共鸣也。吴先生又有一篇赠诗，为赐赠其高足张鸣教授而作，足称运用传统形式创作的当代经典。其诗让我们认识到先生幸遇的另一位天下英才：诗创作于二〇〇三年三月，时吴先生偕夫人暂住于上海其子吴煜家里。他虽原籍属安徽泾县，然个人则出生于哈尔滨，成长于京津一带，尤其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深谙北大的学风文德，以及前辈师长的治学风范。居住上海，他自然会以诗人的敏锐嗅觉与洞察力感触到其时其地的文化氛围及其特征。窃以为此即吴先生创作赠张鸣诗的动因。第一首四句赞美张鸣教授品德与治学态度的醇正不杂。醇，即毫无渣滓的醴酒，极言张鸣教授其人其学超脱现实的名利污染。当今学界谁能领悟到学术研究中那种如山涧清溪般的静美境界，而不艳羡人间贪求的造孽钱呢？商场以假冒次劣产品欺骗大众获取暴利是造孽钱，学界以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的著述盗取名利，同样是造孽钱。第二首诗人自述内心的感慨及对张鸣教授的殷切勖勉。“燕尘重踏”，用玉如公诗《旧京》典，其原诗有“燕尘重踏旧纷华，住近红墙识帝家”句。吴先生引用则附加新义，当指上世纪前半叶北京学界之醇正氛围，诗人反诘曰此种学风文德何时还能恢复旧观呢？继而回应云“朝野风光异昔时”，整个社会风气都与往昔迥然不同了，文化学术岂能独立于世外而不变？然唯君独能坚守民族文化典籍，在潜心探求中排遣自我内心的情思。今日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恰若春风送暖，花木百果，皆得发荣滋长，学术文化亦必当昌盛有成，历经政治风霜的老一辈学人及其表征的醇正传统同样有望得到尊重，其景象宜若绽放新葩的岁寒梅枝。典出金元好问诗：“涧底孤松两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上述三例，以证吴先生平生至乐所在。其赠檀、张二英才诗，本文解读，容或与定解正解不无距离。然亦力循吴先生首创的讲述古典诗文五条规矩，即通训诂，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终以揆情度理。窃以为赠檀作文诗，宜与吴先生之《<朱熹诗经学研究>序》并列读之，赠张鸣诗则与《吴小如讲<孟子>》中《滕文公下·余岂好辩哉章》那篇极精辟独到、极具穿透力的讲评并列读之，同时细参檀、张二先生手撰吴先生纪念文章（并收《学者吴小如》一书），反复玩索而得。此即吾侪对两首赠诗据以揆情度理之基础，亦可谓心觧也。吴小如先生自青年时代始即不满足于某种专门之学，而立志成为中国文化的“通才”。其同事与好友赵齐平教授曾经屡屡敦促时为其硕士生的张鸣先生要认真研读吴小如先生的著作，说：“吴先生的学问，就古代文史之学涉猎的深广和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全面而言，中文系教师无出其右者。”（张鸣：《吴小如先生和我的师生缘》）此实为知言知人之论。吴先生关于中国文化诸多领域的著述实迹，兹略而不赘。关键还在其著作无一篇泛泛而谈非独出己见者。他研究与教学的重点虽在辞章即所谓文学方面，但是其在考据即所谓史学、义理即所谓经学皆具备精深的修养。即使词章之学，他也是从考据而通达鉴赏及义理而终结。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即曾文正公所谓的经济，也即先生关于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领域所作的评论文章，虽常自谦称为“小文”，实则其深度广度及穿透力则同类宏文巨论而难以比肩。而上言诸多领域所创造的实迹，其根柢皆在经史，先生终其一生而洛诵不辍者，首在经史之学，尤在《语》《孟》《学》《庸》四子之书。先生童少时期，即已在父师指导督课之下熟读《语》《孟》，中年研究教学课目中皆有《语》《孟》排列其中，至暮年手撰的辞世之作之一即《吴小如讲<孟子>》，著文自述其最常读之书，除现代几位前辈学者的精粹之作外，就是一部《论语》。吴先生自认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前，自己接受影响最深的经典就是《论语》，而且在十年浩劫期间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最为热昏的时期，先生照旧细读《论语》不辍，而且愈发坚定地确信孔夫子及其《论语》是不可能批倒的。《吴小如讲<孟子>》末篇末章“由尧舜至于汤”章之讲析及全书尾跋，可谓近百年来读《语》《孟》之绝唱。其中有言曰：“今人之谓孔孟之徒以思用世而不得，于是有失落感，此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设想世无孔孟并其语录文本亦无之，则后世之文化学术当如何，益不可问矣。”历史上纯正的人文学者及诗文巨擘莫不以经史为根柢。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说：“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畬。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日知录》卷十九《文人之多》）。近代著名诗评家陈衍石遗老亦曾说：“为学总须根柢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钱锺书《石语》）直至现代钱穆先生犹强调说：“然中国一切诗辞文章之作者，果其于经、史、子三者无深造，斯其为诗文亦无足观。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是也。”（《晚学盲言》下，180页）从顾至钱，其用意绝非轻视文人，而是主张为人为文为学皆应该以经史为根柢，通过经史的研习，以提高自己的器识和品德修养，以及纯正其辞气文风。吴先生至迟暮之年撰著《吴小如讲<孟子>》一书，其用心，正是继承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历来华夏文化代表人物对于经史学的尊崇思想。吴先生明确提出：“总之，我并非无条件地反对或否定读经，相反，我倒认为，应该在成年人、文化人，特别是作为人民公仆并居于领导地位的中上层官员这样的群体提倡读经。因为这些年来，在我接触到以至于看到、听到的成年人特别是文化人和官员们中间，曾做过一番调查，发现大多数人是既不读马列之经，更不读孔孟之经的。因此，与其提倡中小学生读经，还不如先号召孩子们的祖父母辈、父母辈认真读一读马恩之经和孔孟之经，那可能对于建设祖国、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好处。（《吴小如讲<孟子>自序》）以此可见，吴先生的读经观则赋予了全新的历史时代内涵，强调文化人尤其是国家中上层领导者急需读经。而应读之经，则包括马恩之经和孔孟之经，具备孔孟之经的根基，始可能正确理解马恩之经的真理价值并将其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也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有效结合。此即吴小如先生于历史新时期首倡的新读经观。此新读经观即是向文化人及国家中上层领导者提出的殷切希望，尤其是先生个人寝馈以之并履践数十年而总结出的切身体悟与经验，并其进德修业、辞章立诚的根柢。若其人文性格构成之五种侧面，即尊德亲师、订讹传信、汲取新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根柢经史，其本源则尽在《语》《孟》《学》《庸》，无须拘泥于以四子之书具体章句与先生性格某一侧面做类比，而本质上都足可以认定四子书的思想精义神髓皆蕴蓄于先生的人文性格之中，恰如盐之融解于水。而进一步亦可以认定朱子几乎以毕生精力撰成之《四书章句集注》之义例，亦直接为先生独力撰著之《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两书注释学上之启导。作为新儒学的两宋道学或理学，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颐）之学而逐渐完善之，至朱熹则集其大成，典范地表征于一部影响华夏民族千有余年的《四书章句集注》。其义例即先辨音（以反切之法），次正字（指出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之类），次则释词，次则疏通句义。而释词疏义或直出己见，或引前辈诸儒言。末加简评，多引先师程子言，尤往往加“愚按”以补证之。特为要约明畅，一字不可移易也。而此征引诸家说及所做“愚按”，则凝结儒学史及华夏文化史精义实多实富而厚矣。若《论语·学而》第三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引“尹氏曰”及“谢氏曰”，《论语·为政篇》末“殷因于夏礼”章引“马氏曰”及后之“愚按”，又《孟子·尽心下篇》末“由孔子而来”章引“林氏曰”及后之“愚按”，皆为显例（兹不赘引），非优悠涵泳日就月将之而不可得也。故朱子《集注》非仅止于疏解词句而已。吴先生即尊孔孟，则必然深会朱子学之大体，而力驳长期以来曲解诋毁朱子学说之谰言。若《孟子·梁惠王上》末章之讲析即透辟精湛地阐释朱子天理人欲之论，曰：……唐宋以降，至宋儒乃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其实天理与“人欲”二词，皆本之《庄子》。如《养生主》谈庖丁解牛，即有“依乎天理”之言。宋儒不过藉庄子用语以阐其说，戴震于《孟子字义疏证》中已详言之矣。至天理与人欲之关系，朱熹言之甚详明，如“人欲中自有天理”，如“天理人欲几微之间”，又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云云，皆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力行”篇。近人竟有斥为邪教之说者，亦不读书之谰言也。因此不难理解，吴先生《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之注释，则大致循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之义例，而又有所创新发展，若《诗三百》及《语》《孟》选篇注释则广征清朴学大师之说，而充实朱子旧说之不足。同时令吾侪眼界大开者，则是正文疏解后的《附录》。吴先生两书的注释足可以刘勰之言称许之，即：“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文心雕龙·事类》）以吴先生的《论语丛札》《吴小如讲<讲孟子>》《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所选《语》《孟》各五篇名章注释以及《关于礼记·大学篇》《重读<礼记·大学篇>》，至《读经新议》后附之《中庸正名》等著作综合而观，则不难窥见吴先生关于四书学的一个大致轮廓。在此大致轮廓中吴先生之论皆具苦心孤诣之功、独到超拔之美。若对《大学》八条目“齐家”的“家”字内涵的解释，对“中庸”长期被误读的驳正，皆深有历史辩证法的科学价值。而《论语丛札》的两篇《前言》《附记》则足为吴先生终生的《论语》阅读史，也足为吾侪研读四子书之最佳导读。其学术价值与《诗三百篇臆札》恰同。至于吴先生的文章，其辞气风格即上文所谓“从文体”。然此“从文体”则非仅止学习沈从文先生作品的体格作风而得。吴先生在《吴小如讲<杜诗>》中曾论及先师俞平老的文风渊源，谓从《昭明文选》《六朝文絜》、吴均山水小品文、《水经注》一路研读熟诵下来，而功夫既到自然成熟者，并非学周作人及其所倡晚明小品而已。（见《吴小如讲<杜诗>第七十二页》，其实此论也同为吴先生学文的经历。）吴先生的文章一如其魅力无尽的书法，是在数十年临写历代百家的碑拓名帖而归宗二王的成就，先生修文曾经学过以《世说新语》为重心的魏晋体，如熟精《杜诗》一样畅诵《韩文》，学过方、姚的桐城古文，似也学过“周作人体”，最后归宗于“从文体”，并独得个人风格的“小文”。而在本质上，窃以为，纯乎根柢于经史，尤其是《语》《孟》二家。《论语》雅正清新，平实精萃，由七十子后学追记编辑而成，必经过反复修订锤炼，《鲁论》《齐论》及出自孔壁的《古论》，篇幅稍异而辞章义理总体无差，现代坊间通行本则定稿于汉儒郑玄（康成）之手，实足为我华夏民族之圣经。《孟子》罄折以膺儒，理懿而辞雅，当出于孟轲本人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之手。其文向以雄辩滔滔，逻辑严密著称。故曾文正公巨编《经史百家杂钞·论著类》选录《孟子》九大名章，仅列《书经·洪范》之下，良有以也。其倡导的“不淫、不屈、不移”之大丈夫精神，天地浩然正气的涵养功夫，实则陶冶了历代士君子阶层的心性德行与操守。吴先生从少小至晚岁洛诵、研究教授四子之书，其人文性格与其包蕴的五种人生原则并表征为诗文，即根柢于此。综合言之，吴小如先生在当代知识界是最富人文性格之第一人，其一生为人处世立论著文无不以其中所包蕴的五种信条为依归。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此可谓儒道两家共同追求的境界。吴先生之德业足当充实大美光辉之誉。至于“圣”则孔子亦不敢居也。然先生在上世纪下半叶的现实遭际，呜呼，鄙夫无可言也。故在先生辞世六周年之际，特引中古大思想家刘勰为古今士君子的喟然之叹而敬奠之：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原载《吴小如纪念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本文经编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