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卖房、花光500万：人生，太多意外了……

五年前，相久大从公立医院辞职，卖掉一套房，创办了植物人延生托养中心。目前，有40位患者从天南海北汇聚于此，躺在病床上沉睡，他们依靠每日六次的流食维系生命。这里没有诞生过奇迹。接收过的150多位病人中，无一例苏醒，但大多数家属仍未放弃等待。他们从最开始每天守在病床前，到几天看望一次，再到几个月来一次……尽管最后收到的，可能是一张死亡证明。

四月末，北京六环外温度宜人。

在密云区圣水头村村口，坐落着一所四合院。麻雀此起彼伏地叫着，从房檐跳到地面，再跃到枝头。除了鸟叫和头顶偶尔的飞机轰鸣，安静，才是这里的主格调。

早上六七点，孙振林从家中出发，开车去往四公里外的华远菜市场。他直奔常去的摊位，胡萝卜、土豆、青菜各挑上十几斤，再拿两箱鸡蛋、一袋鸡胸肉，放到了后备箱。

东西有点多，盛不下。孙振林抱起一些，放到车后座。随着天气变暖，食材不宜过多储备，每隔一天，他来这里采购一次。

孙振林是相久大的初中同学，也是托养中心的后勤主管，他为琐事忙碌，也见证着这里的悲欢离散。

怕遗漏，孙振林有时会在小本子上写下要买的东西

祸不单行。

今年年初，短短两三天之内，托养中心有5位病人相继离世。

相久大坐在桌前一根接一根抽烟，两包不同牌子的香烟，一天就抽尽了。他老早就想着戒掉，一直没做到。

护士是最了解病人情况的一群人，他们24小时守在病区，往往在病人离世前两天就能发现征兆。当相久大收到来自护士的“征兆”提醒，也预示着不久后要料理病人的后事。

通常他们会先通知家属，再联络殡仪馆，家属赶不来的，护士会帮着为逝者擦身子、穿寿衣。

护士在喂病人流食

孙振林对紫薇印象深刻，这个26岁的女孩最终没熬过2021年的春节。

紫薇是密云本地人，她有一个高个子的男友，在跆拳道馆当教练。如果没有那场意外，他们本打算在2021年3月14日结婚，寓意“爱你一生一世”。

2020年初，紫薇突然发起高烧，因为疫情原因一直拖着没去就诊，后来好不容易做了检查，却在喝水时被呛到窒息。

因脑部缺氧缺血，她成为植物人状态。

医疗费开支很大，男友为她发起筹款，十几万元很快就花光了。去年4月，紫薇住进了托养中心，男友最初一周来一次，后来逐渐不再去了。

所有患者中，紫薇是最不安生的那一个。她频繁地癫痫发作，不停抽搐、流口水，护士先后用了多种药物，都不见效。

最终，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入住托养中心的第9个月。

收到紫薇去世的消息是在半夜，孙振林从家中迅速赶来，与护士一起为她穿好寿衣，再将她推到最西头的小房间，等待殡仪馆的来车。接着，又去办理死亡证明。

家属带来纸钱在院子里烧，孙振林就守在一旁，“既要尊重家属的做法，又要防止火苗引发火灾，那天风很大。”他回忆。

这些年，面对死亡，孙振林早已经见怪不怪。

病区内值班的护士

两年前，托养中心正欠缺人手，孙振林在收到老同学相久大的邀请后辞掉了当时的工作，负责起这里的大小琐事。起初连病人的流食和职工的一日三餐都要他和相久大轮流来做，病人使用的尿垫也需要亲自清洗，一回家，身上一股难消除的味道。

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要为逝者穿寿衣。

孙振林长到三四十岁都没见过死人，他对此感到忌讳，不敢触碰逝者冰冷的身体。每每看到年轻护士熟练为逝者穿衣的场景，都对他是一种冲击。

记不清是多久，他才试着接触了第一位逝者，接下来是第二位，时间长了，“不再有心理障碍。”

大多数时候，病区内很安静。除了值班护士的偶尔交流与走动，心电监护仪传出的提示音，以及个别病人的粗重喘息外，就是帮病人拍背、吸痰的声响。

在这里，每4小时，护士们喂病人一次流食，24小时内，需要喂饭5次，喂奶一次。喂饭时，他们会向上摇起倾斜30度的床头，将流食通过注射器打入病人的鼻饲管中。

食量往往因人而异，太多，则会引起呕吐。照顾病人的次数多了，护士们逐渐摸清他们的饭量。

此外还有口腔护理、会阴清洁、翻身拍背、定期排便。大约2-3日，病人需要排便一次，对于排便困难的病人，护士会统一使用润肠剂，有时还会戴上一次性手套帮助他们进行人工排便。

护士24小时守在病区

植物人，按照医学上的说法，是与植物生存状态相似的特殊的人体状态，除保留一些本能性的神经反射和进行物质及能量的代谢能力外，认知能力（包括对自己存在的认知力）已完全丧失，无任何主动活动。

有专家根据相关数据推测，中国至少有50万植物人，并且在以每年7万-10万人的速度增长。

与影视剧中植物人体面沉睡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植物人大多插着鼻饲管、气切管、导尿管，甚至瘦到皮包骨，需要依靠医学护理手段维持生命。这也是亲属无法在家很好地照顾病人的原因。

目前托养中心有四个病区，长期处于满床状态，共住有40位患者。他们因不同原因导致了植物人状态，最后都在一张宽1米左右的病床上“沉睡”，手脚呈蜷缩状，看起来像一株闭合的植物。

孙振林第一次见到植物人时，吓了一跳。那是一个车祸患者，“脑袋只剩下一半。”

老安的妻子秋蓉也是因车祸住进来的。这个痴情的男人每天坚持过来照顾妻子，擦洗、喂饭、说话、听歌，几乎长在了病房。

一家媒体的视频报道中，老安在一个红色圆筒状的播放器里录下了想对妻子说的话，每天放给秋蓉听。

“你总是怪我不跟你说'我爱你’三个字，我以前总想什么呢，没事儿老说这仨字儿，全是假的、虚的，可是现在呢，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三个字儿的份量，我爱你，我爱你，我真是爱你，快醒来吧，以后天天都说我爱你，给你听烦喽。”

老安蹲在秋蓉跟前说着悄悄话，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回荡在躺满患者的病区里。

奇迹没有发生，半年后，秋蓉还是离开了老安。

每张病床上都安装有摄像头，方便家属随时了解情况

入住在这里的病人涵盖了不同年龄段。

子琦刚住进来时，13岁，是托养中心年纪最小的病人。他在体育课跑步时突然心脏骤停，终因大脑受损严重被确诊为植物人。妈妈来一次，哭一次。而子琦除了偶尔眼珠随人影转动，再无其他回应。

跟他一起送进托养中心的，还有一套阿迪达斯运动服。子琦喜欢运动，那是他去世后要穿的衣服。起初没有人把它跟寿衣联系在一起。

这里不忌讳谈论死亡，但家属从未放弃等待。只是五年来，无一例恢复。托养中心至今尚未出现过奇迹。

时间久了，夫妻二人逐渐接受了子琦苏醒不过来的事实。2020年年底，他的妈妈诞下了二胎。

子琦却在今年3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离开了。后事是爸爸一个人过来料理的，直到现在，他的妈妈还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骨灰是随便找了个地方撒掉的。这个世界，他像没来过。

60岁的凤霞，是来自山东的一位病人家属。

几个月前，朋友从电视上看到了关于相久大的报道，向她推荐了托养中心。凤霞得知后，思虑再三，决定带植物人丈夫进京。他们坐着救护车，一路北上。

从此，似乎在这里安了家。

为了悉心照顾老伴，凤霞住进了相久大给她安排的宿舍——四合院里的第一排平房。这里除了职业护士，就是个别陪床的家属。

孙振林经常在院里碰见她，“不是去给老伴打热水，就是做流食。”

中午，凤霞把青菜、煮鸡蛋、水果、牛奶，倒进榨汁机里，小心搅碎。青绿色的流食分装进一大一小两个保温杯后，还有些剩余，避免浪费，她仰头喝掉多余的几口。

凤霞阿姨在为老伴做流食

最近因为全天照顾老伴，凤霞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最明显的是单鼻孔流血。医生给她塞上了棉塞，再过两天，还要去医院取掉。

另一位执着的阿姨，也经历了相似的挣扎。由于上了年岁，她请过两任年轻住家保姆照顾老伴，终因各种原因全部辞退。无处可去时，当地一家医院的护工向她推荐了托养中心，从此与这里产生了联结。

提起过往，她说，生活了这么大半辈子，与老伴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他们也从来没有过太久的分离。所以，尽管老伴有专业护士24小时看护，她也要天天在病床前陪着他。

这是相久大不愿见到的。他认为，家属把病人送到这里，自己重新回归社会，安心工作、生活，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他明白，家属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守护，全然是一种精神寄放。

一种无处安放的寄托。

延生托养，延长植物人生命的托养机构，这是相久大起初的用意。如今他更赞同遵从自然规律，不刻意无质量延长生命的理念，“不缩短，也不延长。”他坦言，希望病人能在专业护士的护理下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常年身处医学领域，相久大了解植物人无处可去的窘境。正规医院通常因为床位紧张且治疗意义不大而不愿接收患者，普通民营养老院的专业护理能力又十分有限，而家属很难掌握专业的护理技术。

据了解，若患者在医院的ICU病房进行治疗，首年的费用大约在50万-100万元之间，不少家庭因高昂的治疗费而负债累累。

2015年，相久大离开密云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工作岗位，又卖掉一套房，前后投入500万元左右，创办起延生托养中心，成为大陆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专门接收植物人的托养机构。

病区内张贴着护士们的合影

无疑，他在植物人安养方面的试水，给患者提供了第三个选择——医院治疗和居家照料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比起医院每年几十万上百万的费用，托养中心每月7500元的开销成为不少家庭的救赎。

孙振林说，对于特别困难的家庭，相久大会减免他们的入住费用。梅姐的丈夫就是免费入住的其中一位病人。

2016年底，她的丈夫因突发脑出血变成植物人。梅姐带丈夫从河南驻马店赶来，并留宿在这里。此后的半年，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给托养中心做些后勤类的杂活，丈夫逝世后，她选择继续留在这里负责做饭、换洗床单等工作。

遇到痛不欲生的家属，梅姐总会联想起当初的自己，她会陪他们说说话，然后劝他们“看开一点”。

八旬老太太杨蕾家住顺义，她是托养中心建成后入住的第二个病人。40多岁时，杨蕾得了脑梗，此后右侧身体无法动弹，常年需要拄拐。2016年，她再一次因严重脑梗进入医院抢救，之后被送到托养中心照护。

四年半以来，杨蕾的病情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偶尔发烧，但并无大碍，变化发生在最后半年，“那时吃饭常呕吐，身上也有些浮肿，还出现了几个压疮。”

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杨蕾去世了。这是目前托养中心入住时间最久的病人，在相久大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在医院，植物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年零10个月，若在家照顾，只有3至4个月。”

但也有糟糕的情况，2020年11月5日，托养中心转来一位因心脏骤停变为植物人的65岁老人，6天之后，同样因为心脏骤停，老人仓促离世，成为入住时间最短的病人。

一份家属与托养中心签署的入住协议书上显示，“普通疾病”“急救处置”“死亡抢救”三栏的选项中，全部打着叉号，与之对应的“中心处置”一栏，全部划上了对勾，临终心脏复苏同样打上了叉号。这表明病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家属默认听从托养中心的决定，不进行临终抢救。

家属与托养中心签署的协议书

这是一种坦诚的信任与交付，也几乎是所有家属的共识，正契合相久大一向推崇的理念，“植物人到了终末期，医学上是无力的，所以不建议各种管路把病人抢救过来，继续无质量地活着。”

注定是一条漫长而遥远的路。2015年3月，托养中心迎来第一位病人。2016年，病人增加到两位。2017年，八位。

缓慢增长的人数让托养中心入不敷出，另一个困扰相久大的问题则是托养中心的资质无法得到认证。这几年，他一直为认证问题奔波，最终于今年4月1日拿到了密云区民政局签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但奔波远没有止息。相久大依然在呼吁，他希望植物人能“尽快评为一级残疾人”。这样病人可享有相应的补贴，也能为家属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

他时常感到托养中心的经营之难。“假如开个饭店，开不下去了关停就行，这个不行。”一如他在托养中心设置的那条路，入住的病人均是从东边进，去世后则从西边出，寓意“不走回头路”。

相久大也无回头路可走。

“安养一个植物人，就是安抚一个家庭。”他希望病人能在专业护士的料理之下，体面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但目前床位有限，更多的病人和家属被挡在托养中心的大门之外。

为了接纳更多的患者，托养中心正在筹备新病区的扩建工作，预计将来开展安宁疗护，专注癌症晚期病人的临终关怀工作。

相久大认为，植物人的托养与癌症晚期病人护理，虽然在病程时间上有所不同，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二者都是以基础护理为主。“因此，植物人托养纳入安宁疗护，既扩大了安宁疗护的服务范畴，也符合国情。”

将来，托养中心将打造成安宁疗护+延生托养的模式。

4月24日，西安的玲玲又来看丈夫了。她的儿子刚出生几个月，丈夫便得了脑出血。现在，3岁的儿子时常向她问起爸爸。

尽管玲玲本人就是护士，明白植物人恢复的概率微乎其微，她还是抱着希望等在原地。

“五年，至少要等五年。”她说。

但这些年，孙振林接触过的病人中，从没有人活过五年。

家属中，有人抱着病人终能醒来的信念日复一日地活着。有人早已被冲淡了幻想，一年半载探视一次。也有人把亲属送来后，再也没出现过。

最后只抱走一个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