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县历史上的近圣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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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县历史上的近圣书院
郑建芳
清朝政府建立后，封建统治者鉴于书院讲学活跃，担心会激起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顺治时期，诏令各地“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康熙时期，清朝的封建统治基本稳定，民安其业，为笼络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解除了对书院的禁令，允许并提倡各地设立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皇帝又亲自下谕，提倡建立书院，认为：“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卑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封疆大臣等井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清]刘锦藻《续文献通考·卷七○·学校考》)在这种形势下，邹县近圣书院应运而生。
一、历史沿革
近圣书院是在原义学旧址上创办的官办书院。义学最早由邹县知县韩峰起创建，韩峰起，生卒年代不详，字伯伏，直隶（今天津市）盐山县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举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任邹县知县。他崇尚简朴，布衣素食，为政期间，政绩显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县城西门内兴办义学一处。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浙江会稽人娄一均任邹县知县，他素以“清慎持躬，慈祥待物，实心莅政，事不便于民者，必为调剂得宜”著称，十分注重以文教礼仪教谕百姓，当他了解到“邹鲁文献之邦，信义之地，乃至科第寥寥，凌兢成习，反不如他邑之冠裳尔雅，孝悌姻睦之可风矣。”（[清]娄一均纂修《邹县志·政事部·义学碑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娄一均在原来义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为了让贫家子弟受到教诲，他每年捐俸“延师设脯”，免费供贫家子弟求学读书。清乾隆元年(1736年)，邹县县令李时乘在义学旧址捐俸创立书院，题额曰“近圣书院”。书院历经一百余年风雨沧桑，坍毁严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邹县知县周含万复以城内东北隅废仓改建为书院，仍名近圣书院，至此，书院已从县城西门内改为县城东北隅。不久，书院又突遭自然灾害塌毁。清咸丰五年(1855年)，安徽怀远县人林士琦来邹任知县，他上任后巡视书院故址，深为慨然，欲重加修茸，因连续几年饥荒，未能如愿。时值山东费县私盐商贩活动猖獗，骚扰邹县、费县接壤地带，林奉命调任费县镇压，擒获盐贩主要头目。咸丰八年(1858年)，林士琦回任邹县知县，当他看到县无考棚，童声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便欲在书院旧基上扩大规模，依据科举考试考棚规制新建号舍，在此县试童子。不久，林又调任滕县。咸丰十年(1860年)，林士琦再次回任邹县，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维修，书院规模达到顶峰。同年，邹东凤凰山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文贤教农民起义。起义首领为白龙池村民宋继鹏、郭凤冈、李八、李九等人。文贤教为白莲教的一个分支。白莲教提倡互助，“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以为有白莲护身，可以消除来日大灾大难。起义以白莲教义相号召，以邹东白龙池为中心，以凤凰山、云蒙寺山、大山、点灯山、鹿山等山岭为屏障，建立根据地。宋继鹏以田黄社社长身份作掩护，一面用符咒为人治病，一面在贫民中开展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他趁清政府命令各州县举办团练武装的时机，借办团练为由，收购武器，建立组织，以“天纵”年号纪年，准备起义。同年九月，林士琦探得文贤教准备起义的消息，请求山东巡抚派兵镇压，迫使文贤教公开举起反清的大旗，起义迅速爆发。起义军曾一度占领曲阜、泗水、滕县、兖州一带的若干村庄，多次击退清军僧格林沁部的进攻。同治二年（1863年），起义军攻陷邹县城，书院房舍门窗受到损毁，桌凳器具多半失落。文贤教起义被镇压失败后，同治三年(1864年)，兖州府太守王朝翼来邹办理文贤教起义善后事宜。城内举人董乾儒曾和文贤教联合，在峄山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清政府杀害，政府没收了他的一切财产。林士琦商同王朝翼，从没收的财产中拨出一部分土地和财物给近圣书院，作为书院教师的薪俸、学生的伙食及修理房舍、添置设备的费用。这一年又把书院修缮一新，聘请名师课邑子弟在此读书学习。书院学生有“生”、“童”之分。“生”即进学的生员，“童”是指未进学的童生。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清廷谕各省督抚学堂之阶级，“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文，乡、会试改策论和四书五经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近圣书院改为邹县高等小学堂，成为邹县第一所公立学堂，堂长为董锡蕃。同时在县城内又开办了三处初等小学堂。第一初等小学堂设在东门大街路北关帝庙附近。第二初等小学堂设在高等小学堂西，其东院为操场，二校共用。第三初等小学堂设在文庙内。另外，县城内还设有半日学堂、初等农业学堂各一处。半日学堂主要吸收年长失学的青少年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近圣书院书院又办师范传习所，培养初等学堂教师，一年毕业。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下令各州县设劝学所，负责劝办小学，普及教育。近圣书院又设置邹县师范劝学所，负责管理县境内所有官办、公办、私立学堂。劝学所设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时“提学司委举人董锡蕃充县视学兼劝学总董”并给以七品官阶的虚衔。”宣统三年（1911年），委陈憋龄任劝学员长，后改劝学员长为县视学。劝学所还设学务员若干人和书记(文书)。学务总董和学务员任期皆为三年，连任者可以增加月薪。当时，邹县下设八个学区，每个学区设劝学员一人。学区劝学员由劝学总董在本学区内士绅中择选，由知县委派充任。同时设立邹县教育会，为劝学所的协助机构，进行教育理论的研究、调查等。在光绪三十二年所颁《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析》中，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为教育宗旨。
二、书院规模
近圣书院在县城西门内兴办时，规模较小，为一进院落，仅有“地基一亩二分二厘，草房十一间，计三座。”（[清] 娄一均纂修《邹县志·政事部·建置志》）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原来书院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建，增筑草房四间，改为为两进院落。清咸丰十年(1860年)，书院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建，“鸠工庀材，自大门、二门、讲堂、书楼，历历重修，并建斋室、配房及肄业各屋，前后卅余间。周围墙及几椅榻凳号桌等属，无不毕备。”（[清]林士琦《重修近圣书院碑记》）可知新扩建的书院，计有大门及左右门房各一间，照壁一道，二门、讲堂三间，后书楼三间。东院北房四间，东厢房四间。西院北房四间，西厢房三间。东西考棚各十间，桌凳木器、周围垣墙俱备。
当时书院主要学习儒学经典、朝廷训诫等，习写八股文，试帖诗。书院所订学习制度主要有: 一、入院学生分正课、附课。正课又分内、外课。内课是寄宿生，外课是走读生，而附课是旁听生。内外课生有膳食费，内课生较多，且名额有定员限制。二、按时课试，分等给奖，课试次数视书院经费情况而定，每月一次、二次不等。三、内外课、附课通过甄别考试确定。四、官课和斋课。官课由地方官出题，评定甲、乙等级，有奖。斋课由书院出题，无奖。五、大课、小课。大课作八股文，小课作诗赋、古文、经解、策论。六、开课、闭课。开课常在农历二月初二日，闭课常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七、教学及行政管理人员由官方聘任或地方推荐。八、学生中品学兼优者准予荐举一二人以示鼓励。
清同治和光绪年间，官办书院“有名无实者十居八九”([清]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折》)， 改革书院制度也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普遍要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朝廷曾下令废除八股，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同时科举所恃重的诗赋、小楷也被取消了。书院学习内容自然也随之改为科考服务，书院课程经整顿后扩为六门:即经学(附经说、讲义、训诂)、史学(附时务)、掌故之学(附译务、条约、税则)、舆地之学(附测量、图绘)、算学(附格致、制造)、译学(附各国语言文学)。同时对教师的要求、教学考试制度、修业年限等都作了改进。
高等小学堂成立后，校舍除书院原有的六十间房子外，又新建了三十余间，使书院房屋达到九十余间，成为当时规模较大的学堂之一。课程开设：修身，每周两小时，教材是“五种遗规”；经学，每周八小时，教材是《左传》；历史，每周六小时，教材是《通鉴辑览》；国文，每周两小时，教材是《古文辞类纂》；作文，每周两小时；算术，每周六小时，教材是高等小学堂数学教科书；地理，每周三小时，教材是《地理志略》；格致，每周两小时，教材是高等小学堂理科教科书；体操，每周三小时；图画，每周两小时，学习毛笔画。师范传习所另设教育专业课六小时，其余内容与高等小学堂相同。初等小学堂课程与高等小学堂基本相同，必修课开设：修身，读经讲史，中国文学，算数，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随意课开设：图画，手工。每周上课三十小时，其中读经讲经为十二小时，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二。教学方法规定以讲解为主，采取循循善诱方法，改变过去死记硬背的传统方法。课程设置内容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学为基础，充分体现了管学大臣张百熙遵旨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
高等小学堂经费来源为：书院旧有地租一千八百八十二千八百零六文，新入地租五百零六千二百二十文，地方杂捐款二千六百三十五千文，共收入京钱五千零二十四千零二十六文，另外还有生息利银二百四十两。主要供支付教员薪水、津贴等。当时高等小学堂和师范传习所教员三人，每人每年薪水银二百两，共六百两，管理员年薪水银一百二十两，教职员津贴每人每月三千文，坐查员每年薪水银四十两，车马费四十千文，宣讲生每年薪水三十二千文。城内初等小学堂教员三人，每年薪水银共二百六十八两，半日学堂教员两人，每年薪水共一百二十千文，班长津贴每月一千文，纳田赋共五百零一千余文，膳费每年二千九百余千文，岁修杂支四百余千文，礼房、库房、礼生每年津贴二百千文，儒学年节敬三十二千文，每年上解省师范学堂银一百二十两，府中学堂银八十两。
教经学、修身、国文、历史的叫中学教员，教数学、格致、地理的叫西学教员。在高等小学堂任过中学教员的有宫炳炎、李景汉、李联敬；西学教员有张銮坡、乔心澄。师范传习所教员有孔凡芝，图画教员有董瑞生，管理员有董佑，堂长为董锡蕃。
三、董锡蕃与书院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近圣书院改为邹县高等小学堂后，董锡蕃任堂长。董锡蕃(1858—1928年)，字昼卿，号椒生，今邹城城区北关人。董锡蕃出身于名门望族董氏家族，董氏城里有广宅，乡下有田庄，其林墓地基多达近百亩，为当时邹县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户之一；从董氏八世祖至十二世董锡蕃，先后出了十余名贡生，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诗书门第之一。同治十三年(1874年)，董锡蕃年仅16岁考中庠生，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拔贡，光绪十九年(1893年)乡试中举人。他中举后一直没出仕，目睹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接受了改革科举制度、建立新学堂的主张，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着手筹建邹县高等小学堂，在筹建学堂中他竭尽全力，“创设高等小学堂，竭力经营，事举费省，任监督兼校长、劝学总董最久，成效丕著。”（[民国]陈寿卿修《续修邹县志稿》）民国二十四年刻本）清末政治腐败，财政困难，教育经费特别短缺，为了办好学堂，他把应得年薪全部捐出用于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邹县设劝学所，劝学所设视学兼总董一人。董锡蕃被任命为邹县劝学所视学兼总董。任职后，全县城乡官立高、初等小学堂发展到七十一处，城内还设立了农业初等学堂和半日学堂各一处，并把部分农村私塾改造成为私立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劝学所总董改称劝学员长，他继任劝学员长，年底去职。中华民国成立后，董锡蕃任邹县公署地方财政管理员，年薪大洋三百元。他把从民国七年(1918年)至十三年(1924年)年薪两千一百元，全部捐作教育经费。时任教育局局长张成汉为董锡蕃请求褒奖，县知事尹作章转报省教育厅，称董锡蕃“洁己奉公，询属不可多得”，“若不公请褒奖，无以酬劳绩而昭微功”。教育厅将原呈文和表册报山东省长公署，省长公署报请教育部，教育部奖给董锡蕃金质三等褒章。
四、文化影响
近圣书院对于邹城科举考试、人文士气的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近圣书院采取灵活实用、因地制宜的办学方针,承担着向社会传播知识文化的任务。书院的兴建不仅提升了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儒学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成为了崇儒向学的进士、举人、秀才的摇篮，使得更多的读书人踏入仕途,走上选官治理国家之路，深深影响了邹城古代政治秩序的建构与文化的发展。清代，邹城共考中进士16名，举人70余名，恩贡近50名，拔贡20余名，副贡17名，岁贡140余名。这些荣登科举之第的杰才俊士无不受到了书院崇文好学风气的影响。
近圣书院对于促进清末民初邹城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后的四年时间里，除城内设立一处高等小学堂、三处初等小学堂、一处半日小学堂及初等农业学堂外，全县下辖三十五个社设公立初等小学堂达67处，促进了清末邹城教育的普及。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高等小学堂和67处初等小学堂分别改为高、初等小学校，民国四年（1915年），初等小学堂又改为国民学校，全校学校已发展到84处。民国七年（1918年），全校学校已发展到104处，民国十年（1921年），又发展到147处，这为邹城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石。清末民初邹城教育之所以能够大发展，与书院一批有志之士的倡导和书院的推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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