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雅 | 忆童年 / 开普饭

忆童年

文|王文雅

提起童年，我实在说不上来被抹上了什么颜色，可以这么形容，如同鼓足了腮帮子朝镜片呵气——雾蒙蒙的一片。

听奶奶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伯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几趟，大妈带着儿子寄居在村草料室挨着的小屋，坐南朝北，南墙为了防止草料丢失没留窗户，屋内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大堂哥三岁前已经满地跑了，但饥荒年吃不饱穿不暖，脸色苍白，腿杆干瘦如柴。四岁的时候又开启了原始人类的“四肢着地”模式——满院子乱爬，这情形在当时很常见。大妈要去挣工分养家，奶奶年纪大腿脚不利索，又怕孙子爬丢，就在大堂哥的腰上系了一根小绳子，把他拴在屋内的柱子上，以柱子为圆心，以绳子为半径的范围就是他的小天地。有一次奶奶转身功夫，绳子拧成了麻花，绞到了大堂哥的脖颈处，勒得他嘴脸乌青，半天缓不过劲，奶奶吓得面如土色，掐住人中喊岔了声——后来每讲起此事，大堂哥总是戏谑“阎王嫌咱瘦不肯收，才侥幸留在人世间。”

父亲排行老四，当兵复员后回村务农。我出生于一九七九年，那时家里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再加上刚出生的我，就挤在三间阴暗潮湿的小土坯房里。听父亲讲，春夏秋三季都好过，混混沌沌大半年，最难挨的是冬天，呼啸的北风不是掀翻了房顶的稻草，将土坯房“剃”成了“葫芦头”，就是揭了木窗上的塑料纸，冷风带着尖厉的哨子肆无忌惮地往屋里灌。零下十几度的温度，说家里像个冰窖一点儿都不夸张。

一九八二年秋天，眼见一家人挤得乱碰架，父亲便开口向村里要了一块宅基地，自己动手脱坯烧窑盖房子。一年后，一座青砖灰瓦房出现在村人面前，奶奶笑得合不拢嘴，腮帮上的大牙也不时出来露脸凑热闹。

童年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食物单一。一家人的主食是红薯，偶尔吃顿掺了苞谷面的馍馍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刚从地里刨回来的红薯抠去泥巴，洗一下就可以吃了，“咔嚓”咬一口，咀嚼起来就会发出“咯吱咯吱”清脆的声响，眯上眼，甜味在唇齿间弥漫开来。我印象较深的一次，邻居大伯干活回家，从筐里拿出一个大红薯，他啃一口，喂华哥吃一大口，撑得华哥一个劲儿地放屁打嗝儿。吃完了红薯，大伯摸摸华哥撑得溜圆的肚皮，又用刀背蹭蹭他肚子：西瓜快熟了，可以切开吃了！吓得华哥捂着肚子就跑，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奶奶和母亲可以说将红薯的用途发挥到了极致：煮着吃、蒸着吃。柴锅熬苞谷糁红薯稀饭，锅周围的透明锅巴翘了一层又一层，水都熬下去一大截，原来棱角分明的红薯也化成粥状，只能找到零星的小块，这稀饭又香又甜；把红薯镲成片状，撒在空地里晒成薯干，熬稀饭香糯面软；还可以把红薯煮熟切成长条，晾晒在高粱秆织成的箔子上，经过太阳光的加工，糖分浓缩，自制冬季零食——红薯筋；富余的红薯被窖藏，随吃随取。在那个“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年代，红薯确实救了众乡亲的命。至于若干年后一部分人提起红薯，就顺着嘴角流酸水，那不是红薯的错，都怪物质太贫乏！

以后的日子里，南瓜、土豆等蔬菜的用途也被“花式”开发，各种蒸煮煎炸，试图留住舌尖上的美味。

春天来了捋榆钱槐花充实“米袋子”，榆钱槐花可以生吃，可以拌面蒸着吃，嫩嫩的、甜甜的，是上等的救命粮。

麦熟一晌，农家最忙。割麦子得抓紧，麦芒发黄麦头沉坠，就要抢收了。这时候襄樊台的天气预报要听，趁着好天气，赶紧把地里的麦子割完，因为六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晒如火烤，眨个眼就可能乌云压顶，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瓢泼盆倒。如果遭遇连阴雨天，麦子就遭了殃，长在地里发了霉生了芽。大人们抢收麦子，孩子们用耙子在麦地里来回耙一遍，把落下的麦穗拢成堆，等大人用蛇皮袋子包回去，然后再顺着麦垄一穗穗地拾，直到地里被拾得干干净净，颗粒归仓。

夏天到了，满田野的苞谷秆儿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甘蔗林”，“咔嚓”一声，馋猫们麻利地剥去外面的硬皮，嚼着吃——说是吃，其实是吮吸里面的汁水。因此啃苞谷秆和吃甘蔗方法一样，连味道都差不多。抓住夏天的尾巴，田边沟渠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白天小伙伴们一呼百应，在草丛里逮蚂蚱捉蟋蟀，掐一棵长长的稗子草，从昆虫的后脖子下穿进，从头顶穿出，串成串儿，比赛谁的战果丰硕，玩到肚子唱“空城计”时，就可以拢堆火烧着吃了。

秋高气爽，庄稼收割后，视野无限开阔，不用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时，我们就背着小背笼（里面藏着空奶乳精瓶子，装知了壳用），拿上镰去地里割草。干一阵子歇一阵儿，休息时就到杨树林里找知了壳，攒起来卖到药铺，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两毛钱，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呢！听话的孩子会把钱交给家长，家庭条件稍好的，就自己留着买铅笔练习本或文具，也可以买糖块甜甜嘴。

冬天挎起竹筐挖茅草根很有意思，挖窝、扒土、拽拉、抽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白嫩嫩的茅草根到手了，放在嘴里大快朵颐，味道有点儿甜也有点儿涩。

这，就是我的灰色童年，当它渐渐远离，欣喜或伤痛，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End--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