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世华 | 棉布老板嫁囡的故事
十里红妆许你一生一世
这里不仅有乡土味
微信公众号：乡土宁海
作者：郑世华
根据葛善法等人口述的真实故事整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摄影：东方之珠66等
浙东地区的商业文化氛围自古以来就比较浓厚，这里除了环境因素，离不开商业文化的代代传承。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范蠡开创的经商之道，到唐宋以来航帮的海外贸易，到近现代以来闻名国内外的“宁波帮”，以及当代“温州帮”“台州帮”的故事，无不证明浙东沿海地区商业文化源远流长。
本文要说的既是抗战期间至解放前后的爱情故事，也是反映宁波人在宁海经商安家生活的一个例子。故事中的棉布老板徐祺原籍是宁波鄞县高桥人，而高桥镇是闻名中外的梁祝爱情故事的故乡。与梁祝故事不同的是徐老板嫁囡的故事具有喜剧性的传奇色彩。
徐老板出生于上世纪初，15岁起就跟随父亲到上海经营裁缝生意。父子俩娴熟的红帮裁缝手艺名闻沪甬两地，上门定制西服、中山装、旗袍的客户络绎不绝，生意红红火火。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松沪会战揭开序幕。至11月9日，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上海处于极度混乱之中，甭说服装生意了。徐祺和其父亲还算幸运，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前夕就匆匆收拾行头返回了宁波老家。
1938年农历正月，徐祺听闻宁海东乡长街(时称长亭)盛产棉花，而当时的宁波棉纺织业比较发达，受战乱影响，棉花原料采购和布匹销售都成问题，徐祺嗅到了商机。经实地考察，徐祺就同妻子和14岁的女儿，随车满载各色布匹奔向宁海。因旅途劳累，先在缑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岀东门(靖海门)，翻越陡峭的白峤岭，在白峤埠头乘木帆船沿三门湾至宁海东乡长街。在石桥头上岸后，马上就租来店面，安顿好一家人的生活。第三天就在彩色布面上书写上“徐氏布庄”的条幅广告，兼营棉花收购。随着开业鞭炮声的震响，长街地区各村前来赶集市的村民被吸引。由于店面不够大，徐老板索性在大街上铺上门板，摆放上五颜六色的各类棉布绸缎，布摊旁边还放置着一辆美国进口的脚踏缝纫机，随时为顾客量身定制。赶集的村民大多没有看见过机织棉布，细腻漂亮，价格又便宜，就争先恐后地前来选购，有的还带着自种的棉花兑换布料。徐老板因人手少，只好喊着让顾客排队购买，夫妻俩忙得连上厕所的功夫也没有，14岁的女儿也跟着忙得团团转。
那时候的宁海东乡长街，由于远离城区，又处半海岛区域，老百姓大多未见过世面，生活上都以自给自足为主，穿的衣服几乎是青色粗布。这种自制的青色土布的制作，先把棉花用手工或纺纱车捻成棉线，又把棉线间隔在土木布机的筘板上，排列成两道经向织口，在一定的张力作用下，形成能上下交替的梭道空间，再用手工将穿有棉线的梭子在空间来回穿梭，每穿一根纬线，由筘板用手工将纬线压紧后形成平纹粗布。最后将白坯用青色染料浸染，凉干后即成。如要印花，则用蛎灰(石灰)和盐等调成色浆，通过设计好的花纹在纸板等平面材料上镏刻成印花版，将色浆涂刷后，晾干，清除洗净厚块，在青色布面上便形成各类花纹图饰。这种土布虽然工艺简单，纹面较粗，不及机织布，但缝制的衣服穿着暖和透气，比较实惠环保。青白相间的花布一般用来制作被面、拦腰、窗帘等日用品。除了平纹布外，一些心灵手巧的农妇，纺的纱较匀细，染上不同颜色后用手工编织出斜纹，凹凸纹，平纹互相交织，有花纹图案的工艺品，如腰带、肚兜、枕套等等，还可应用绣花工艺，绣上彩色图案，作为嫁妆物品，深受大众喜爱。
在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手工织布技术和土布至文革时期仍然在民间流行。然而，先进的机织工艺终归要替代费工费时的手工技术，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徐氏布庄经营的棉布，由于价廉物美，给东乡地区的老百姓带来了新的时尚潮流。徐老板为了扩大销售，四处招贴广告招收学徒和帮工，生意红火，财源广进。
当时，东乡岳井沿海一带也时常有日伪军进犯，在海边村庄掠夺烧杀，还派飞机轰炸，弄得鸡犬不宁，多次被地方武装阻击。此时的徐老板已经把目光投向相对安全的县城，搞棉布批发生意。一日，徐老板在缑城市门头雇工装卸棉布，其中的一个小青年干活特别卖劲，搬运布匹也亦非常小心，使棉布免受污损，这引起了徐老板的的注目。完工后双方拉起了家常，得知小青年姓赵，叫赵翼飞，家住西门杏树脚附近，从小失去双亲，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其远房亲戚见其可怜就收留了他。小赵虽然衣衫缕滥，布鞋见底，但生得目光烔烔，很有神气。徐老板一脸欢喜，就提出让他跟自己学做生意，顺便身边也有一个贴心的帮手。小赵内心甚为感激，就随徐老板在东乡和县城两地奔忙。抗战时期，宁波、奉化、象山等地相继沦陷为日伪统治区，唯有宁海因地理环境独特，一时成了抗日后方基地。那时候外地来宁海避难的人口剧增，也带来了商业的兴盛。徐氏布庄通过几年的努力，家底日渐丰厚。
徐老板的女儿，名叫玉霞，长得聪明伶俐，还学会了一口纯正的长街方言，至抗战后期已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她跟着父亲一边帮着生意，一边学会了裁缝手艺。平时跟小赵接触最多，也最讲得来，逐渐对小赵日久生情。而小赵却从来没有这种非分之想，一直视她为亲妹妹一般。玉霞平时总是有事没事地找小赵帮忙，小赵总是出色完成。徐老板平时把小赵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看着自己女儿也长大成人，见他们俩又如此般配，也想有意撮合成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他们俩的婚事被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但小赵总感觉虽然与玉霞比较相好，但并不是门当户对，就将此事告知了自已的远房亲戚赵叔。赵叔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这样的好事别人还求之不得呢，说明你们俩有缘份啊”。又说：“你没家底没关系，我西厢的那七、八间屋反正也是空着，你整理一下，可作为结婚用房”。小赵回到长街后，想着房子问题是解决了，但房内总不能空徒四壁，就跟玉霞商量着是否再过几年努力，积点钱物，做些家当再结婚。小霞听后，顿时嘟起了小嘴，说道：“我又不是嫁给钱物，你要我等到何年何月？我可没有那份耐心。”霞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早已有了自己的小九九，也想把婚礼办得体面热闹些，就天天缠着父母亲不放，要这要那地要父母帮着准备。徐老板夫妻俩心想仅有这个宝贝女儿，家中的资产到头来终归女儿所有，也想显示一下阔气。玉霞见父母如此大方，就提出了办嫁妆的原则，那就是人有我有，人无我有，应有尽有。还满满列出了一本嫁妆清单。
凡事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长街地区原是一块隔港的半岛平原，靠的是逐年围海造田形成村落。那时的长街平原面积仅是现在的三分之二大，过了石桥头，往南经大湖村(为全县最大的一个村)不远处便是茫茫的三门湾海面。由于木料紧张，90%以上的农户住得是东暖夏凉的茅草房(即稻草房)，也有用伍山石宕开采来的石板盖的石板房。农户煮饭烧菜都用棉花等农作物桔杆。如果要做家具，必须到远处的山里向去购买，运输也极不方便。徐老板为了办嫁妆，小赵自然成了木料采购员，近的在胡陈、力洋一带，远的要到双峰、西溪、黄坛、岔路等地。木料买来后，徐老板也一度顾不上棉布生意，到处联系能工巧匠，家中的房屋、仓库、空地，基本上变成了家具制作的工场。按照嫁妆清单，几十个工匠用时足足八个月时间才收工。此时已近年关，婚事就定在1947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在举行婚礼的前夕，徐老板还忙着让女儿挑选最好的棉布绸缎作为嫁妆。
从大年三十开始，徐家忙着过年和安排婚礼程序，大院内外灯火彻夜通明(指汽油灯、马灯一类)。正月初八刚过四更，人们还在睡梦中，徐老板一家和做帮手的亲属朋友就忙碌起来，准备着一大早发运嫁妆的事。抬嫁妆的人员除了小赵在城内叫的九个小兄弟外，其余均由徐老板一手安排，加上乐队和新娘的伴姑，整个队伍共有200余人。
长街地区地处三门湾，晨曦到的也比宁海其他地方要早。当岳井洋上刚刚泛起一点鱼肚白，嫁妆队伍就开始鼓炮齐鸣，惊动着尚在熟睡中的乡邻。这时候，人声鼎沸、乐鼓齐鸣、鞭炮刺耳、热闹非凡。石桥头埠头上早已排满了等待发运嫁妆的木帆船队伍。岸上观众还细细数点着张灯结彩的嫁妆船数量，共有十五艘。此时东方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充满丝丝暖意的阳光普照平原大地，也给嫁妆增添了靓丽的色彩。虽说立春刚过，东方大地仍有一种天寒地冰的景色，但喜庆热闹的气氛融化了寒冰，人们的心热得很。徐老板夫妻俩看着壮观的场景，自豪感油然而生，幸福的泪水挂在眼旁。
嫁妆船队在徐老板的统一指挥调度下，按先次序出发，各船都陆续撑起了风帆，沿着长亭港往西至胡陈港折南后又西经毛屿港岀海处朝白峤埠头方向驶去。帆船在涨潮的海水推动下，海鸟群飞，晨雾弥开、浩浩荡荡，沿海岸边的塘岸顶上，不时有村民远望惊呼。
时近中午时分，船队已驶进白峤港，徐徐停靠白峤埠头。岸上早已等满了一群迎接嫁妆的赵家族人和朋友，他们端起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点心慰劳……
还未等大家点心吃落肚，男方总管潘某人就催着新郎的一位族弟作为代理“马桶小叔”，先行担着马桶（内藏着红鸡蛋、红枣、果品、草席等物）前往城内新郎家中。稍后，嫁妆队伍按先后次序开始发货上岸起程，坐着新娘子的大花桥成了最大的亮点。
从白峤埠头至城内西门，要翻越白峤岭，经东门(靖海门)过花楼殿、道义坊、蔡家巷口、桃源桥、中街正学牌坊、三槐堂、县前、市门头、鸡行口至西门，路程要走十多里。这一天的缑城城内，从东门口到西门的大街两边都挤满了赶热闹的乡民。嫁妆一进东门口，鞭炮声就一路响彻云霄，只见抬嫁妆的汉子个个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由于所抬嫁妆的轻重不同和劳力不同，整个队伍自然就拉开了一段距离，每当新嫁妆路过，都会有一阵阵喝彩。观众最惊呼的是各类五彩缤纷的绸缎棉被，并惊叹布匹的数量之多。因为当时床上用品的数量和质地最能体现嫁妆的富贵程度。
话说最先抬着的嫁妆已经到了新郎家中，而后续的嫁妆队伍还断断续续地在追赶着。焦急的市民正在盼望着新娘子的大花轿场面的到来。终于，有人高呼：“大花桥来了，快来相(看)、快来相啊……”，那花轿的新颖款式和工艺装饰的气派程度可与当代的豪华轿车相媲美，在当时连年长者见了都说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有特色的花桥。待到新娘子的花轿抬到西门新郎家门口时，那热闹的场景就更不用说了……
小俩口经过结婚的喜宴、恭拜、进洞房等仪式后，经十月怀胎，生儿育女、夫妻恩爱、家庭和谐，生活过得殷实。建国后由于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困难，社会物质基础极度薄弱，又是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资基本上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为了改善生活，徐玉霞就时常将家中藏着的布匹低价卖出，适当收取一点布票，以换取其他票证。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夫妻俩还时常施舍钱物给贫困的家庭。
文革时期，各个部门单位三天两头都要搞政治学习，搞“三忠于”“早请示，晚汇报”，实行“斗私批修”。小赵那时候，正好在供销社系统工作，一些“阶级斗争觉悟高”的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检举揭发小赵的老丈人是资本家出身，其妻子到处贩卖布票，怀疑小赵有贪污布票的行为。小赵矢口否认，但又不能讲家中藏有棉布的事，这就越发引起怀疑。那些造反派反复核査帐册又无任何依据，只好将矛头直指徐玉霞，她被当时的政工组(相当于公检法)作为嫌犯进行刑讯逼供，玉霞只好如实讲出嫁妆的事，审讯人员仍然不放过，除了没收剩余的布匹等物品外，还要玉霞进一步交待还有那些物品。玉霞薄弱的身体经不起隔离审査的煎熬，就将自己珍藏的一罐手饰、玉器之类的嫁妆物品藏在家中阁楼墙角处的事告诉了政工组，也被没收。政工组最后经过七调査八审问，也没有依据可证明徐玉霞有贪污、盗窃、投资倒把的犯罪行为，只好放她回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