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芥川龙之介,日本人氏。偶读芥川是他的《罗生门》,我常把《罗生门》形容为一种气味,这种气味弥漫在日本,弥漫在中国,也弥漫在世界。芥川被誉为短篇“鬼才”,所以拜读过几篇,其构思巧妙,人物刻画入木三分,直击心灵。读芥川会时不时反思自己及对比周围,心有忧郁与焦虑。就像鲁迅说的“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正在不安时之心情”。
日本人甚是了解中国,其情感也极其复杂,爱恨掺杂。芥川的文章在提到中国时用过“震旦”,“中国”,“支那”等词语,这是从崇拜到平视到鄙视的一个过程,必须说日本人是崇拜中国古典文化的,不深谙中国古典文学,都不能称之为作家,然日本作家确实为中国古典之文籍先生。在《戏作三味》中,平吉夸赞曲亭马琴的《八犬传》曰“先生可谓日本的罗贯中哩!”,这可是对作家相当高的评价。然芥川对当时中国文学与社会是鄙视的,他在《上海游记》之“城内(下)”,逛集市货摊看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时这样写道:“《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里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似的人物,则踪影也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亵、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欣赏陶瓷的亭台、睡莲、刺绣花鸟的廉价的伪东方主义,便是在西洋也逐渐不再时兴。除却《文章轨范》与《唐诗选》,便不知道别有中国存在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大可以休矣”。读了甚不是滋味,然中国当时也是民初,军阀割据,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如强词夺理非要反击一下,则为人处世都有两面性,芥川在文章中称呼陪同他游上海的岛津长次郎为“俳人四十起君”,而在致友人的函中却说他“既不懂俳句也不懂和歌”。
芥川认为当时之中国的社会、人文、风景具有超自然的不洁。文学里,中国的绅士、神仙、富家子弟摇身一变就可以是一个乞丐。而日本的乞丐请一个俳句大师在深山老林中喝杯茶水就是极尽能事了,在《阿富的贞操》中,阿福为了救下主人的一只猫,情愿献身给叫花子,叫花子看着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处女之身,眼睛都不眨一下,淋湿的和服紧贴在身上,清清楚楚的勾勒出她的体型,浑身流漏出一种野性的美,但是叫花子终究放过了这个唾手可得的女人和那只猫(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到底还是不如一个日本的乞丐高洁)。连同日本的车夫也不无江户气派,然中国的车夫邋里邋遢,是不洁的化身,把客人送到站收了钱,还要不停讨要。卖花的“玫瑰夫人”被英吉利水兵撞倒了,他们只顾狂舞乱跳,花也被踩踏而没人理睬,如同人生,有的是花,有的是花瓣,有的已是齑粉。与芥川同行的钟斯往老妇篮里扔了一枚银币以表同情,老妇却缠着钟斯继续讨要,这一切在芥川看来是贪得无厌、厚颜无耻的,其实无论车夫与“玫瑰夫人”,这是见多不怪的惯性,是战乱与极度贫困繁衍的为“活”而“活”,是面对生存迫不得已的欲望延伸。芥川在南中国游历一个半月,便再也不想来了。他笔下这是一个盛产妓女与乞丐的国度,人们不去关心孩子的未来,而是沉湎于当下的美酒和女人,上海的妓女身名远播,在街巷,在酒楼,蜂腰旗袍“贯通”中西。秦淮河再也不是“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俗臭纷纷的烟柳之地,是伪嫦娥居住的东方月亮,即便你是一个西方的乞丐和无赖,秦淮河也是一个可以任你蹂躏的廉价的东方酒色,而最终日本人带给了它最血淋淋的现实和最残酷难捱的耻辱。炎暑季节的北京,做苦力的男人们皆去外省觅活,苦力的妻子们则在芦荻中卖淫,时价一毛五分,而一个情愿没有客人也不愿意将性病传染给其他人的雏妓,她却属于基督(见《南京的基督》)。与诗词一起声名远扬的还有钱塘苏小小,杭州的西子湖畔与浪漫主义毫无关系,只是一个俗化的泥沼罢了,湖畔旅店里美国佬喝的酩酊大醉,搂着女人高声喧哗,旁若无人的大撒其尿。我们必须肯定一个娼妓业发达的国度一定是一个政治黑暗、贫穷、落后、自私、贪婪的国度。上海,西洋人与中国人熙熙攘攘,却在头裹红巾的印度巡捕指挥下,交通井然有序。所有的风景名胜皆不值一睹,人们随意大小便,景区充斥着尿骚味,饭店的洗菜池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小便池,“臭水沟”浔阳江上正在遐想浪里白条张顺,眼前船篷中突然探出一个丑恶之极的屁股,悠然自得的出起恭来,戏台名角也是挽起水袖,随意而精彩的将鼻涕擤在地板上。酒吧,咖啡馆到处都是美国大兵,英吉利水兵,日本政商,长江上有漂流下来的云贵竹筏,也有实弹射击演练的美国炮舰,当然,城市里还有美国电线杆。路过一个村庄,不留神施舍了一分钱,结果满村的孩子妇女全都伸出手来索要,灵隐寺的乞丐在芥川看来非同凡响,施展各种乞讨绝技,或胸脯拍的啪啪响,或不断的以头抢地,或展示断胳膊断腿……。芥川看到苏州长满野草荒废的孔子庙,北京的文天祥祠落满灰尘的神位时分别这样写到:“此庙的荒废,岂不就是中国的荒废么?”。“英雄之死,一度足矣,二度之死则过堪怜”。芥川是厌恶当时之中国的,他在芜湖与同样厌恶中国的西村贞吉吃了一顿只有中国才有的美味菜肴时,这种味觉冲击与中国现状的强烈反差,让他对中国的嫌恶情绪开始带点涌血冲头的味儿,这种厌恶让我羞愧,这个民族把太多的才思都用在了吃上,所谓中国历史很大一部分又何尝不是一部饥饿史,所以中国人能把每一个动物的器官吃到极致,太多的美食都源于贫穷,穷人创造了美食,最终使其成为一道穷人吃不起的美食。芥川的这种厌恶在我看来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这种味道在《芜湖》里可以鉴赏一下:“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难道有一件可资自豪的作品吗?而且国民不问老幼,一味高唱太平乐。当然年轻一代中或许可以看到一些活力(作者注:芥川在游历中国时经常遇到一些反日青年或反日标语)。然而连他们的声音,也缺少足以在国民胸臆中唤起回响的极大热情,这也是事实。我不爱中国,即使想爱也爱不起来。在目睹了这种全民性的腐败之后,却依然爱中国的,倘不是颓唐至极的'散色利私佗’(作者注:肉欲主义者),便是浅薄的中国趣味的盲目憧憬者。不然!便是中国人自己,直要尚未心智昏瞀,就一定会比我们这些一介匆匆过客更其不堪厌恶之情……”。自明治维新,日本人食肉习惯类似西方,芥川在去庐山的路上,看到杀猪的场景时这样写到:“我望着它,心里想道:将猪倒吊起来到底有何乐趣呢?将猪吊起来的中国人也趣味低级,而被吊起来的猪也是愚不可及。归根结蒂,恐怕哪儿也找不到比中国更无聊的国度了”。这个我实在是不敢苟同,这是一种厌恶对另一种厌恶的过渡、延伸和嫁接。我们不能排除以一个强者的姿态面对一个弱者时,这个弱者浑身是病。即使我再不愿意,我也无法责备芥川先生的《中国游记》,我更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更多的人去看看,从而让我们警觉,看看当下之国民是否还依稀留存着旧时的劣影。芥川1921年游历中国,由于病痛的折磨,1927年自杀。看完《中国游记》,我突然想起曾经读过的井上靖的《北方的海》,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日本少年的刚毅和坚韧。说些题外话,日本是一岛国,资源匮乏,地质灾害频发,日本人始终生活在一种危机之中,始终想着为子孙谋求一方福地,所以日本的有些军国主义提出,宁肯舍弃那本土四岛,也不舍弃中国的东三省。相比之下,我中国则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谓天朝王国,优越感中往往丢失危机感,令外夷垂涎窥视,也是屡屡在挨打欺凌中醒悟、愈强。所谓日本也绝非一条长虫,而是一匹海狼,枕边有狼,岂能安睡乎?而吾辈之幸事,乃是生活在当下之中国。写浅读芥川,我也是管中窥豹,仅仅写些自己的情绪与浅薄的理解罢了。然斯人已逝,星光依然璀璨,其短篇作品也是新鲜如初,芥川更像是一个手持手术刀的医者,把世态与人性一层层剥开,直到剥开人们的心灵,让读者自己去看到自己的美丑,我们会在他的短篇集里找到自己,我们的夙愿是否在《山药粥》里?我们容许对待自己的职业是执着的,哪怕自己愚笨,但绝不情愿自己像“毛利先生”一样活着。面对生死,我们会是《枯野抄》中芭蕉庵主松尾桃青?既是躺在华美的被里,也是暴尸于人性的荒野上,亦或是跪在那里的众弟子?《竹林中》你是凶手?即使你没有拿起刀,你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凶手?即使我们坠落在地狱的刀山火海,菩萨只会悠然凝望莲池,而我们所期望的,也许是仰起头的时候,由莲池垂下来的那细微的“蜘蛛之丝”……。
车裂·焱燚 曾是古城西宁穿梭与大街小巷的一个的哥,尔今回归生长的同德牧场,一名农垦职工。隔岸于梦想,囚禁于现实。身归于市井,牧心于荒野。抬头写诗,低头走路。
《西宁表情》微刊特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