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大会》专题（4）—— 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 语不惊人死不休
古诗词赏析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杜甫其实前后共做了三首《望岳》，其旨趣、风格的不同，恰好能代表杜甫在青年、中年、暮年三个时期的心态。最为人所熟悉的这首咏泰山的《望岳》表现的是一种积极处世的思想，代表杜甫青年时期光芒四射、积极进取的人生，因而予人雄奇壮阔的感觉，全诗形成了遒劲奇峻、气魄雄放的风格；咏华山那首《望岳》（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流露作者宦途失意，报国无门之情，代表杜甫中年时期失徨，动极思静的人生，此诗因而显得委婉曲折，沉郁顿挫；咏衡山的《望岳》（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即或是有所讽喻，代表杜甫晚年时期内敛安命，与人为善的人生。从中可稍得杜甫思想转变的轨迹。不过，无论他的心态如何改变，有一点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他的忠君爱国之心。青年时杜甫想要为国出力，中年时他虽不得意，却仍有报国之思，晚年时他念兹在兹仍是君主与朝政。
这首写泰山的《望岳》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末尾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写了杜甫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而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这也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的原因。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极顶的向往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
泰山大概是五岳中最有名的一座山，而泰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孔子称赞过它，《孟子·尽心》里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生在河南，以前未见过泰山，但他从小就读《论语》、《孟子》，早就听说过泰山。当代的诗词大家叶嘉莹认为，杜甫结尾这两句，就是受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影响。
《望岳》全诗以“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精妙奇绝的。这首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深，更是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困守长安终不得
杜甫，字子美，出生于河南巩县。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对五言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过贡献。杜甫流传至今的诗作大概有1400多首，他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他对劳苦大众所寄予的深切同情，体现了儒家的仁爱风范，因而获得了“诗圣”的美名。他的作品大量而直接地描绘了动乱时期的真实的社会生活，所以被誉为“诗史”。
杜甫两次落第，生活日益贫困。他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以显示才华。适逢唐玄宗要举行三个祭祀大典，杜甫抓住机会，写了《三大礼赋》，果然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又经过集贤院的考试，杜甫只得到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又过了四年，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位。但这段时间使杜甫逐渐认清了封建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面目，看到了贫苦百姓的苦难生活，这使他在思想上、创作上更接近人民大众。
困守长安多年，杜甫只是一个看管兵甲器仗的小官。担此任不久，即在天宝十四年的十月、十一月之间，他由长安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这一年十月，唐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华清宫避寒，十一月，安禄山即举兵造反。杜甫途经骊山时，玄宗、贵妃正在大玩特玩，殊不知安禄山已在范阳起兵反叛，闹得不可开交，只是“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可是杜甫回到家中，才知道自己的小儿子已经饿死了。正是秋收季节，他大小还是个官，孩子竟然会被饿死，这对杜甫的刺激太大了，再联想到普通的布衣百姓，他们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困苦。于是他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长律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成了家喻户晓的警句。“安史之乱”是唐朝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杜甫在长安根据十载长安生活和这次途中的见闻，敏锐地感到国家的危机已迫在眉睫。
颠沛流离晚景凄
安禄山叛乱时，杜甫被困在长安，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从长安逃出，在凤翔见到了已即位的唐肃宗，唐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这是个皇帝身边的谏官，但官阶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任职不到一个月，就遇到唐肃宗罢免宰相之事，杜甫上书进谏，为其辩护。谁知触怒肃宗，下令审问杜甫。多亏新任宰相张镐等人求情，才使杜甫免除处分。
公元758年，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他更多地看到了百姓在战乱中的悲苦生活，看到了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了多少人间悲剧。由此，他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诗歌史上的不朽名篇“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组诗中，《石壕吏》更以白描式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官吏们强征暴敛，造成了百姓家破人亡的悲剧，其艺术感染力震撼人心。
第二年，杜甫放弃官职来到成都，在郊外的浣花溪边筑起了几间茅屋，这就是至今都很著名的“杜甫草堂”。在成都，杜甫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但仍很穷困。一年秋天，大风卷走了茅屋顶上的草，他由自己的困苦想到了更多没有归所的文人学士，因而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成了传诵至今的名句。
公元765年，杜甫的老朋友、镇守成都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病故。杜甫失去依靠，于是携全家沿长江东下。他先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地区），在那儿生活了近两年。公元768年，杜甫举家离开夔州，沿江南下，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漂泊生涯。他先后到过江陵、公安、岳阳、潭州（今湖南长沙），原打算投奔老朋友、潭州刺史韦之晋，可韦之晋已去世，加上潭州发生兵乱，他只好带领全家沿湘江而上，去郴州投靠舅父崔伟。但船到耒阳时，江水猛涨，船不能行驶，只好停泊在方田驿。他们在方田驿挨了5天饿，幸亏耒阳县令得到消息，派人送来了酒食，才没有饿死。
由于无法南行，他们只能返回潭州。他原打算从潭州再北上汉阳、襄阳，但此时杜甫已经病得很重。公元770年冬天，杜甫在小船上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诗后不久，便病死在船上了，去世时还不到60岁。当时，家人把他葬在岳阳，直到43年后，他的孙子才把他的灵柩归葬在河南偃师。一代大诗人的晚年后事，竟如此凄凉。
夔州虽好志不在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杜甫与长安、洛阳、成都等地都有紧密的联系，而夔州听上去似乎有些陌生。
实际上，夔州却是一个对杜甫诗词创作意义重大的地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杜甫流传至今的1400多首诗里，有大约450首都是在夔州写的，可他在夔州仅仅住了一年9个月，这也足以说明杜甫在夔州的生活和以往相比，相对富足而自在。而学界也对杜甫在夔州时期创作的诗歌做了很系统很集中地研究，可见“夔州诗”在杜甫诗词作品中的地位。
按理说，在夔州稳定而富足的生活正是一直颠沛流离的杜甫渴望获得的，他完全可以在夔州生活下去，但是他并没有打算长住。文史专家经过研究分析认为，一方面是主观上，杜甫仍想回到他理想所系之地首都长安、家乡洛阳去施展宏图大志；另一方面就是客观上，他不适应当地的风土文化。
他在《负薪行》中提到，夔州因为征兵，造成年轻男子稀缺，于是当地不仅会有大量四五十岁的未婚女子，还盛行男主内女主外的生活方式，无论多么艰辛，女子都要出外讨生活，甚至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杜甫还在《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中提到：“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在《南极》中提到：“岁月蛇常见，风飙虎或闻。”乌鬼就是捕鱼用的鸬鹚。试想让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顿顿吃黄鱼，出门一不留神不是碰见蛇，就是遇到老虎，时间长了，确实无法安居。 （本文素材参考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唐诗鉴赏辞典》一书、《叶嘉莹：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等，中国电视报记者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