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研究”课程学生解读19大报告
【教学日志】环境经济学研究
从环境经济学角度解读十九大精神
——“环境经济学研究”课程学生解读19大报告
（第一期）
周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环境经济学研究”课程学生）
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提法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此前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结合环境经济学课程所学，对于这一转变我也提出几点自己的经济学思考：
一、主要矛盾转变内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建设的态度，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到同“金山银山”与“生命”相当。
从需求层面看，这一转变反映了我国社会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从较为基础的“物质文化”转变为更为高级和广泛的“美好生活”，而所谓“美好生活需要”也涵盖了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的增长。提出新时代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一理念相比于之前经济发展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提法进一步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供给层面看，这一转变肯定了我国过去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未来政府经济工作重心的转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温饱问题，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而“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一方面就是“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进而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二、为什么强调生态保护重要性?这是因为过去做得不够好，正如报告在回顾过去成果所说“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我们在环保方面费了大力气，但是成效却并不显著。
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看为什么环保成效并不显著，普遍的观点是在外部性的影响下，企业可以不用负担外溢的那部分成本，而取得的收益却是内部的，因此使得污染在中国大规模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环保成效不显著的原因主要在于在中国进行环境污染的成本过低，这个过低的成本里面既包括我国生态保护体制各项政策的力度过低，也有执行和监管方面的寻租性腐败和惩罚力度不强。国家在政策层面其实为环境污染的私人属性界定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排污权、环保税等等，也就是在中国污染者是需要负担那部分外溢的成本的，那为什么还会继续排污呢？这就在于即使污染者去负担这个成本，它们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我们常常强调要用市场机制来来优化资源配置，但这个前提是制度要完备，执行要到位，如果说体制本身并没有发挥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那么结果是适得其反的。这也就是报告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目的就是在于要提高环境污染的成本。
三、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报告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用大白话讲，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要通过体制改革来系统化解决。
解决方法落点在体制上，这个体制其实如果从经济学角度解读可以理解为健全各种资源的配置方式，既包括政策层面的引导、监管作用，也包括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例如，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等。这些举措主要的目的:一是继续强化环境污染的“私人属性”，明确“谁污染，谁负责”的责任分配问题；其二就是要提高环境污染的成本，让污染者负担不起环境污染的成本，有环境污染的风险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再进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最大化和集约化利用。
比之于过去更强调经济增长重要性，现如今十九大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是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而是通过经济发展更好地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相信基于中共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长远的把握做出的最顶层设计会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
沈晗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环境经济学研究”课程学生）
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表述36年来的首变，是一次阶段性的飞跃。在十九大之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如今关于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论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科技生产力技术进步，生产力初步成体系，已经成为制造大国，正在迈向制造强国，生产力落后已经不符合现实了。生产力决定生产能力，生产关系决定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生产关系的变革其实一直在持续，例如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去产能，去库存，提高产品质量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的不平衡主要是居民收入不平衡，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赶不上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同样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特大城市的生产力发达，收入较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收入有差距。整个基本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要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地区间要协调共同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导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思想文化、经济制度会成为下一步深化变革的对象。这是在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因为中共认为“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毛佳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环境经济学研究”课程学）
十九大首次提出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入了新的阶段，而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近了一步。近四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但却常常因我国当前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而受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环境经济问题当中，在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粗放式经济，产业结构单一，生产高度依赖于资源的消耗，是一种以牺牲环境来实现经济增加的方式。如今中国已经实现经济的腾飞，但是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雾霾、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这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是相悖的，只有良好生态环境才是保证人们健康和文化需求的基础支撑条件。因此，我们应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转变优化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将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的永续性结合起来，谋求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从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步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