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流派如此之多的原因是什么？从五运六气的视角切入也许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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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自学中医，最早是从黄元御入门，因为他的一气周流理论系统简洁，但是黄师偏于贵阳贱阴，崇补火土，尤其好用茯苓、白术、干姜、附子、桂枝、炙草等伤津液之药。黄师的主治中气之方，不论中土有无寒湿证据，皆以干姜、茯苓、炙草为主，只顾崇阳补火，不顾伤液劫液。尤其对丹溪之流大加批判。我们当下也是火神派流行，动不动就温阳除湿，将扶阳作为最高纲领。可是现实个人接触过的很多中老年人耳鸣，失眠，糖尿病……等问题，却都是采用滋阴为主的思路才收获到良好的效果……。按理说黄元御，朱丹溪等都是中医大师，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理论和治疗思路却截然不同？

【2】

由上面的问题出发，想到了中药药性差异问题，都知道药性的形成与药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 药物生长于大自然中, 禀受天之阴阳二气而成寒热温凉, 禀受地之阴阳二气而为酸苦甘辛咸五味。天地间环境变化影响药物的生长化收藏, 禀受不同, 从而形成药性的差异。中药既然如此，那么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呢？是不是也是受到同样的影响？《素问.六节藏象论》提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也就是说大的自然时空环境会对人的生理和病理有不同的影响，从而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思路。

【3】

所以，我们大胆推演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很多截然不同的中医理论流派，其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当时所处的五运六气环境不同所造成的。在其当时的环境，其理论都是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都是正确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4】

张仲景著《伤寒论》之时在建安年间(196年-220年)。而其述“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之大疫，当发生在建宁年间（168年-179年），方与史书记载疫情相符，而公元183年以前60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可知张仲景的伤寒论产生于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的大司天时空。《伤寒论》中太阳病论述很详细，太阳病篇的条文占三分之二，可见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的大时空环境下，太阳病发生比较频繁，且变化多端，所以诞生了以太阳统领六经的《伤寒论》。

朱丹溪生于1281年，卒于1358年，而1324年至1383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理论。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云：“《局方》流行，自宋迄今，人之一身，阴不足而阳有余，虽谆谆然见于《素问》，而诸老犹未表章”。大肆批语时医不读五运六气之书致不知当时火燥司天，阳常有余而阴不足的普遍病机。告戒阴素本虚，不可再妄动欲火，自焚—点之阴。故朱丹溪的医学理论与用药经验，产生于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的大时空环境。

刘完素约生于1120年，卒于1200年。而1144年至1203年为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刘完素在其著《伤寒直格·序》云：“六经传受，自浅而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所以刘完素医学理论与经验均和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的大司天时空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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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御生于公元1705年，卒于1758年，而1744-1804年为太阴湿土司天。1744年黄元御39岁恰恰是他医术渐趋成熟的时期，之后一直到黄元御卒前整整14年正为湿土流行之气化，这段时期也正是黄元御的主要著作成书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元御重视中土善于运用燥湿疏木法便不难理解了。以此理相推，若使黄处在刘河间、朱丹溪的时代可能也是清热滋阴为主，而假使刘、朱处于黄元御时代，临床中也可能采用燥湿疏木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