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行书有诀窍，用笔特点要记牢！
行书兼有楷书的基本法则和草书流动的笔法，行书运笔虽比草书慢，但比楷书要快，而且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苏轼所言的：“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的观点，说明了不同书体形态的不同，也说明了书写的速度和节奏的不同。研习楷书时，在笔法上要求建立楷法，即关于起笔、行笔和收笔的各种要求，概括地说，起、收须有交待，如藏锋、露锋、回锋、折笔、顿笔等。而行书因为书写的便捷，将楷书行笔中的一些繁杂的笔法进行简化，省去了许多逆、回、顿、驻、转等楷书笔法。可是，放松楷法，并非意味着行书书写的容易，在用笔上的要求反而是更高了。它要在点画的表现上保持楷书所要达到的或基本遵循的艺术效果，笔画当重处还得重，当轻处还得轻，不能像硬笔写出的那样一般粗细，有弯无折。刘熙载《艺概》云：“书家于提按二字，有相合且无相离，故用笔重处正须提正、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堕、飘二病。”这种功夫要从楷书中来，根据楷则进行放松，使行书行笔有节奏。在起笔、收笔时缓些，在中间行笔时快些，而在笔画之间交换过程中，笔势更迅疾些。总之，行笔既要不徐不疾，沉着从容；又要有疾有徐，态度自在。
行书的起笔有用“逆势切入”的笔，这基本与楷书相同，由于行书行笔较快，故其逆势往往在空中完成，笔尖不着纸，称为“意逆”。而行书一般的起笔都是顺势落笔的，行书用逆锋起笔只是少数。行书的用笔是中锋与侧锋互用的。笔画无论方圆，以中锋为主，这是一个基本大法，可是行书在书写过程中，不断地起止转折，笔锋无时无刻不向侧锋方面转化，要熟练地运用中锋和侧锋，固非易事，关键在于调锋，笔锋要能随倒随起，能侧能中，就不会有僵卧之病。所谓中锋，即指笔运过程中，笔心常在点画中线上行走或万毫齐力的行笔；所谓侧锋的特点是笔尖偏于笔画之一方，铺毫用力有所偏重。历观前贤名迹，古人作行书没有不兼用侧锋者，无不以“中锋取劲，侧锋取妍”为准的，因此不能偏信笔笔中锋的说法。在行书名家中，就连以多用中锋著称的颜真卿，其名作《祭侄稿》亦时露侧锋之笔。行书的用笔特点，应是以中锋立骨，以侧锋取态，微露锋芒，而富生意，随着笔势的往来，翻腾起倒，笔意到处，则体势也就自然圆活，风骨也就自然劲健。行书的点画之间，都是有一定联系的。所谓“笔意萦带”是为了行笔的简捷，求其收、起之间的方便，便用“牵丝”把他们联系起来，王羲之《兰亭序》帖及米芾《方圆庵记》帖中的“是”字是最能见出笔意的萦带。这个“是”字既省去了楷书行笔的繁杂，又增加了艺术的渲染。笔意萦带、牵丝往来的行书用笔特点，既是点画之间的联系，又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联系，在笔势上尤为明显。在字与字之间，上一字的收笔萦要带下一字的起笔，会形成一个小小的附钩，使字与字之间更为流畅活泼，互相映带照应，富有往来的流动感，笔致更为连贯。但是真正好的笔意萦带在于无形的连绵，如苏东坡的《渡海帖》，其书上授下承，尽在字势的神态之间溢出，眉目之间神驰意往。
楷书中转折有两种：一种是方折；一种是圆折，这是风格上的区别。而行书很少用提按转折比较繁的方折笔，而是隐含折意的圆转。行书的圆转与楷书的圆转相比，速度要快，常常一带而过，没有楷书圆转那样略方的交角，常以浑圆的弧线出现，或者形成一个半环形，如米芾所的“为”、“而”、“直”3字。行书中有些形似圆转的转折，却有明显的方折的翻笔，这实际上也是用方折法的快写，虽为圆形而微微有棱角，如“皆”、“物”字。然而行书圆转居多，是其一般的规律。由于书家的习性、风格的不同，其用笔也不同。因而王羲之的行书方折多些，颜真卿的行书圆转多些，苏轼的行书方折多些，米芾的行书圆转多些。行书常常出现将分开的点画连起来写的现象，这就是点画简化。轻者由牵丝相连，使点画成串，重者把数笔写成一笔。如三点水旁可简化成两笔甚至一笔，四点底可用数笔或一笔代替。行书这类连省简化的和法，近于草书，但与草书又有区别。草书的省连简化之法，多有定式，不可随便更改，而行书则随心所欲，约束较小，这是行书用笔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