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教生涯（17）：征地成功，学校大门开在了金山路上

一、学校为什么要征地？

1980年初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学校占地面积只有36亩。

学校的西面是云龙山，最初的两排平房就是建在山坡上的。所以往西面没有发展可能（山林地属于园林局，不好征用，即使征用了也无法搞建设）。学校的东面民政局的果园，北面是民政局的金属线材厂，南面的民政局的车队（含一个蜂蜜厂和办公楼、家属楼等）。

总之，学校窝在云龙山末节的山坳里，背靠云龙山，其余三面被民政局的单位包围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36亩地的校园，教学用房、学生宿舍、教师办公室以及行政后勤用房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最初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校后来的合理布局。

学校不断发展的过程，单从规模上来说，就是不断向民政局买地的过程。

每买下一块地，就增添一些项目。就这样，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学校占地面积达到80多亩，但学校还是窝在山坳里。因此，学校需要扩大，把校大门开在泰山路或者金山路。

需要征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学校地处云龙山、云龙湖风景区，市政府对这一带的建筑物非常关注，关注的结果是：能搬迁的尽量搬迁，不能搬迁的也不能盖高楼，层次限制在四层以内，而且建筑风格必须与风景区相协调。记得1987年我校建设二号楼时，市长在设计图纸上用铅笔写了一句话：“民族形式再浓一些如何？飞檐峭壁如何？”按照市长的要求，我校二号楼的顶部设计了飞檐的小亭子，楼的周圈也是用琉璃瓦装饰的。

由于不能起高楼，因此，尽管80多亩地的校园不算太小，但学校要扩大规模，就必须征用土地。

于是，1996年，学校又开始了与民政局的新一轮谈判。

二、征地谈判一波三折

学校最初的征地目标是校园向北面扩大，即买下民政局线材厂与学校相连的部分土地（没敢奢望买下全部厂子）。买下这块地，可以顺便买下线材厂围墙外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是属于民政局车队的。所以，谈判要同时与线材厂的徐厂长和车队的郭队长接触。这个征地方案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扩大校园面积；二是新开学校大门，通过一条直路可以连接泰山路。

从1995年11月学校向市政府递交了征地报告后，我们就开始了与民政局的艰苦谈判。

谈判对手很不容易对付。徐厂长年轻有为，看起来温文尔雅，不失礼貌，但其稳健、冷静、精明的程度与他的年龄不相称；郭队长是赫赫有名的老党员、老先进，其精明程度非常人能比，他的招数一方面环环相扣，让你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又瞬息万变，让你哭笑不得。我的手里也有几张牌：一是学校党委和金校长的坚定决心；二是财政局程局长的大力相助；三是市政府的有力协调。

1996年2月，我带领后勤有关同志在与徐厂长、郭队长进行了多轮谈判。徐厂长和郭队长抱成一团，通过民政局郑局长开出条件：同意出让线材厂部分土地和前面空地，条件有二：一是地价15万元一亩；二是带人，每一亩地安置4至5名职工；三是如果带人，地价可以商量。他们开了地价，我们就跑市政府有关部门打听出让土地的价格。打听来打听去，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大致意见都认为，如果不带人，这个地价可以考虑。

学校经过商量，形成一致意见，地价无论多少，都不能带人，否则免谈。

对方意见，如果不带人，地价没有商量的余地。

谈判至此搁浅。

1996年5月，徐厂长再次邀请我们过去谈谈。他们的意见，不带人可以，地价就不要动了，每亩地15万元要价不算高。

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请程局长帮忙。程局长与市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并与民政局一把手菅局长联系磋商。程局长的意见是：学校的意见不能带人，我同意。关于征地价格，有几个说法，8万，8万多，9万，根据学校的承受能力，只能是在8万以下，请菅局长考虑。如果民政局确有困难，那么，无论如何不要超过8万了，如果能行，财校可以马上签协议。据程局长说，菅局长已经口头答应了，你们可以继续谈了。

紧接着我们找徐、郭二位谈地价。他们二位去局里了（估计是找菅局长和郑局长商量去了）。我们等二位回来，二位果然带来了局里的“新意见”：菅局长明确表示，每亩地8.2万元。你们看是否可以，行不行，今天下午必须回话。

当天下午，我先去了民政局，见到了菅局长。我没谈徐、郭二位的意见，首先转达程局长的谢意，另外表示学校也非常感谢民政局的支持。菅局长爽快地说，已经与程局长商量过了，地价8万元一亩，可以办理下一步的手续了。

从民政局回到学校后，我安排工作人员去线材厂找徐厂长（明知他们谎报地价，我去了未免让他们尴尬）。徐厂长立即转变态度，满口答应以每亩地8万元的价格出让，并且说，郭队长那边他去做工作。

（原校门）

过了几天，我和后勤科长去找徐厂长。徐厂长表示，同意每亩地8万元，但同时强调，厂方意见是9万，现在让步到8万，那么在赔偿、补偿方面，学校要给予照顾。所谓的赔偿补偿是指我们要买的这块地有建筑物。我明确表示，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扯在一起，先签出让土地的协议，其他的可以再谈。徐厂长坚持要先谈清楚，形成“一揽子方案”才能签协议。于是，他罗列了厂房、商店、其他房屋、自来水、预制件厂等一系列具体项目。每一个项目都列出了具体的赔偿、补偿价格。

徐厂长和郭队长的心思我们很清楚：民政局的企业大多经营困难，下岗职工多，退休工人多，残疾人多，企业负担重，趁着出让土地的机会想多争取一些利益，多解决一些困难。换位思考，他们的做法都能理解。但谈判的双方各为其主，在一系列具体问题意见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三、改变谈判方向，看到希望的曙光

1996年5月底，我们请了市规划局、计委、土地局的同志来学校，帮助我们出主意、想办法。

整个5月，金校长在省委党校学习，为了方便我随时汇报工作，商量对策，他把学校唯一的一部“大哥大”留给了我。我与金校长保持着密切联系，几乎每天定时通话，汇报工作进展。

在这关键时刻，程局长提出了放弃北面、购买南面这块地的意见。理由是：买下南面这块地后，学校的大门可以冲开，直接开在金山东路上，对面就是云泉山庄，学校看上去气派，接待客人去云泉山庄也方便。我向金校长汇报了程局长的意见，金校长完全同意。

带着这个方案，程局长找了市长和分管副市长，同时让我去找规划局长作汇报。

我们按照规划局的意见，很快递交了征用学校南面这块地的报告。同时，向财政厅上报了请示。省财政厅对学校的发展非常重视，厅人教处负责同志专程来学校视察，在实地察看了那块地的情况后，表示坚决支持。不久，省厅就拨付了征用土地的专款。

有了经费，我们就有了底气。

1996年的下半年，我三天两头地往市政府跑，请求市政府协调。我们手里的一张底牌是：财政厅的钱不仅是投给学校的，也是投给徐州市的。如果征地不成，对学校和市里都是个损失。这张“牌”果然很起作用，市政府副秘书长陈正刚同志代表市政府积极回应并明确表态，为了把这笔资金用在徐州市，市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帮助学校把这块地征下来。

1996年10月18日，由市政府陈秘书长牵头，财政局程局长、民政局菅局长以及规划、土地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题会议在我校召开。我代表学校作了情况汇报，菅局长表态支持学校发展，但同时也强调了民政局企业的诸多困难。陈秘书长表现出了很高的领导水平和政治智慧，在梳理了各方的意见后，他提出了一个兼顾双方利益的方案。这个方案双方都不尽满意，但为了大局，双方都表示原则上接受。专题会后，形成了市政府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确定了大的原则问题，但具体的事宜还是要谈。从10月下旬开始，我与郭队长之间进行了多次接触，充分领教了他维护企业利益的强大意志力和顽强战斗力。

四、变被动为主动，取得最终胜利

记得是当年的11月，我们接到财政厅的电话，厅人教处负责同志要来学校，专程了解征地情况，并表明了此行的意图：如果今年不能完成征地任务，专项经费将收回。

接到通知后，我们停止了与郭队长的纠缠，向市政府陈秘书长作了汇报。我们以退为进，表示如果谈不成就作罢，专项经费收回就收回吧。陈秘书长说，不行，绝对不行，必须把专项经费用到徐州、用到财校发展上。你们不要担心，厅里来人，我出面接待，民政局的工作我来做。

财政厅来人时，陈秘书长果然出面了。吃晚饭时，陈秘书长对厅人教处负责同志说，我代表市政府明确表态，这件事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请你向厅领导转达我的意思，有市政府作担保，财校的征地一定顺利完成。

迫于市政府的压力，民政局车队开始主动找我们谈具体的细节问题。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足与外人道也。

征地协议终于在1996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签订。当天晚上，学校设宴招待包括民政局在内的有关各方人员。那天晚上我喝多了，不知怎么回到家的，醉得不省人事。

（征地后，学校大门开在了金山路上）

（有了新大门，也有了一条像样的主干道）

2019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