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俯瞰了金都八百年

 （一）

亚沟石刻被发现后，一直以来有两种假说：一为金太祖阿骨打及皇后像；二为女真王公墓标。而后者则为多人认可。近日读报，看到郭先生重新再提亚沟石刻人物男女主人为阿骨打及皇后。结论虽不新鲜，但是据报上说郭先生是根据《大金得胜陀颂》碑文考证而得却是新鲜。郭先生据碑文中：

大定甲辰，驻跸上都，尽孝孙光昭之道，始也命新神御，以言穆穆之容。既又俾刻贞石，以赞晖晖之业。刻颂建宇，以彰圣绩，于义为允

郭先生断定：1184年，金世宗省亲上京，在此期间命人重新绘制了金太祖“御容”，并把新“御容”刻在石头上。而亚沟石质最好，所以“亚沟摩崖石刻应为金世宗命人重绘、雕刻的金太祖'新御容’。”于是，报界发出惊乍：阿骨打俯瞰金都八百年！

关于《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研究，从文字辩识、点标到内容的读译，近百年来，虽说有些争议之处，但基本内容并无异议。金世宗作为阿骨打的孙子，来到他的祖父大金国的缔造者首义反辽之地，即今天的吉林省扶余县徐家店石碑崴子村，追缅祖宗煌煌伟业，是碑文的主旨，另一层，则写他登基以来，重建被焚毁的上京宫室宗庙、特别对太祖原庙的重建。除上面引的那段有“刻颂建宇”之文字外，碑中尚有“圣容既新”、“圣功既写”则是对上京祖庙太祖御容奉安活动的追忆。

关于金世宗重建宫室宗庙，太祖原庙及奉安太祖御容，《金史》中说金世宗登基伊始，历数海陵王之罪数十项之多，其中重要的就有“毁上京宫室宗庙……”（《金史·海陵记》）第二年就下诏重建上京太庙：

会宁国家兴亡之地，合建太祖皇帝庙，仰于庆元宫基址上修正殿九间（《大金集礼》卷20）。

三年后即大定五年，被毁的上京太祖皇帝庙重建落成。新太庙当然必须重新供奉“太祖御容”。这幅御容像从何而来？有司向金世宗建言，要从中都（北京）衍庆宫的12幅太祖御容中选一幅送到上京新太庙奉安。对此，《金史·礼志》中有详细记载：

有司言宜以御容安置。衍庆宫藏有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中服一，旧在会宁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红衣者二，旧在中都御容殿安置，今皆在此。诏以便服容一，遣宫奉安，择日成行。

可见在新落成的上京太祖庙里，要供奉的太祖“御容”画像，不可以由上京会宁府来擅自绘画，而一定由世宗下诏从两千多里之外的中都供奉的12幅御容中，选一幅做奉安供奉。上京和中都两地送迎太祖御容像的场面十分隆重。《金史》中对此记载更是详细，中都方面：有司设龙车，宰相以下百官公服跪香，奠酒，做乐，拜，再拜，奉送御容，专使捧御容匣出时，宰相做前导，官分左右，送御容升车，直到都门郊外百官再拜……两千里沿途，所过州县，官属迎送更是隆崇，到了上京，会宁府官属仍执迎皇帝之仪“接驾”。上京万众欢腾，百姓倾城以迎。专使“捧御容入庙，于中门外东壁幄坎内奉置定”，等待“择日奉安”。奉安御容之日更是官民同庆人神共欢。在金世宗及女真贵族看来，上京太祖庙的重建及“御容”奉安，是大金国遭“海陵之难”后，重新振兴的起点，也是为世宗省亲回乡的基本准备。金世宗在大定十三年就说过准备巡幸会宁府，看望龙兴之地的宗室父老。直到二十四年才成行，在这期间不断有“重修”故都“宫室宗庙”的话语。在他回京省亲之前，大定二十一年，诏“复修宫殿，建城隍庙”，大定二十三年有“以甓束其城”（《金史·地理志》之诏。

金国自熙宗以降已改用“汉制”，尤以官制、礼制为最。对祖庙御容更是格外看重。

金世宗在《大金得胜陀颂》碑中说的“神御以严，穆穆之容”的“御容”指的是大定五年的太祖庙落成，奉安御容殿的“故事”。粗读《金史》便一目了然。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一，太祖“御容”都要供奉在“御容殿”，决不可能刻画在高山之上风吹雨淋。其二，太祖（包括其他皇帝）的御容有多少幅，供奉何地？出自何处？有司都有明细登记。其三，太祖御容是不可以擅自绘制的。亚沟石刻人物是阿骨打及皇后之说，作为学术毫无依据。作为演义戏说，则无动人之处。

俯瞰了金都八百年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二）

对亚沟石刻人物的身份及社会地位研究应该由服饰入手。画主的服饰，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文化信息丰富而复杂，不仅为我们认识男女画主，也为我们认识、研究女真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现象诸方面提供了极生动鲜活的实证。这也正是它的弥足珍贵之处。

女画主的服饰与《金史·舆服志》及其它文献所记无异：大袄子，不领，左衽，锦裙，“羔皮帽”（《松漠纪闻》），或貂皮帽，貂尾为帽饰。其中的“左衽”是特别要强调的。“左衽”（即左开襟）是北方古代民族普遍的习俗。《三朝北盟汇编·女真传》说女真服饰“衣短而左衽”。宋人的《虏廷事实》中说女真：

自古以来披发左衽。

《金国志》中说：

金虏群臣之服，大率与中国相似，止左衽异焉，虽虏主亦左衽。

金熙宗采汉制后，有女真学汉人衣着遭到抵制，到了金世宗多次下令“禁学汉人装”，“犯者抵罪”，“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后来升级为“短巾左衽，违者处死。”更有甚者，投降金国的汉官，为迎合女真，曾经建议金国“行削发左衽之令。”（《宋史·吴曦传》）也就是说，要发布法令，命汉人也“披发左衽”。于是，天下骚嚷，血泪交流。因为拒绝“左衽”，丢脑袋的人当不在少数。“左衽”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女真文化不可逾越的底线。

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亚沟石刻的男画主竟非“左衽”，而是开襟袍服。他是什么人？在女真地他敢于跨过女真国俗的那条红线？对此，我们没有读到围绕在亚沟石刻画像周围的金史专家们的任何言论。

这个俯瞰了金都八百年的人是汉人吗？当然不是。看他头上之冠，脚下之靴，便可否定。有人说他是“武士”。“武士”可以不“左衽”吗？决非如此。女真武士有时是着对开襟铠甲，但那是有条件的，女真武士只有在披重甲时方为对开襟，女真重甲也叫金甲、铁甲，即由几层铁片缝缀而成。样式有如无袖无领“马甲”，披重甲者都是骑兵。这种重甲“太沉重，披戴艰难”（《会编》卷二三0）因其如此，只能是对开襟。女真军还有一种“轻甲”或叫“软甲”，皮质而无铁甲，肩、膝部位加缝几层皮革，但定是“左衽”。女真武士装只有重甲“非左衽”，亚沟石刻男像显然非重甲，非轻甲，亦无战袍特征，很难认定是武士。女真中肯定有违制而非左衽者，但这样的人决不会被刻于山石做铭记或供奉。

有人说男像头上的是“盔甲”，则更可商榷：一个不着铠甲的武士，会单单戴一个胄甲？作为武士，铠甲与胄甲合用，中外一制。在任何严肃场合下都不可能只着胄甲而不着铠甲。更奇怪的是，画像中“盔”后还扯着一条有数节之长，似貂尾模样的飘带。这种不严肃、不“搭调”的武士会“刻石留念”传给后世吗？他头上是帽子不是盔甲。郭先生说他“无胄无甲”是对的，但说他“所戴盔甲也是一种装饰”却无道理。

这男人手里握着的究竟是“短剑”还是“权杖”？在这幅“逼真地展现女真族人健美的英姿”的“高超工艺”作品中，那“剑”的形象并不逼真。上下一般粗细，说他是“剑”和“权杖”都很困难。说它是剑却无剑柄，说它是“权杖”就更不着边际，它不仅没有象征权力的杖头，更显得太短。通长只有59厘米的权杖，不如说它是一根普通的棍子更可信。总之，武士之说是决难成立。

石刻有男有女，似乎与家事有关。因此有人认为石刻是“女真王公崖墓标志，墓主就是这对夫妇。”这也许是有关他们身份社会地位的最贴近真实的判断。但是，我仍不理解他们的子孙，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先人以这样的风格铭刻于天地之间：大逆国俗的开襟袍服，不伦不类的帽子，莫名其妙的短木棍，网状的披肩……在正常背景下，一个足可以让人铭刻不忘的女真男女，应该展示的一定是女真特有的民族服饰而不是相悖。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非正常”呢？

俯瞰金都八百年的男女主人公非正常的装束，让我们隐隐感受到了女真人神秘的萨满世界。这男女主人公会是沟通人神两界的女真萨满吗？

   （三）

女真崇敬宇宙天地，笃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与大多通古斯语族一样，女真以萨满教为部族之教。这种产生于氏族社会晚期的自然的、原始的多神教，虽然没有共同经典，但却有共同的特征，即：得福谢之于神灵，有难求之于神灵，凶吉问之于神灵。而与神灵沟通时则有专职的、可以往来于人与神之间的、具有奇特法力的“巫者萨满”来完成。证明血肉之躯的萨满具有奇特的法力，是在作法“请神”时奇特的仪式、奇特的神服与神帽、奇特的法器及萨满特殊的地位。在这些表达神力的“奇特”中，“神服与神帽被公认作核心的祭祀象征”（《远去的文明》），而萨满神服与神帽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与女真国俗的“披发左衽”大相径庭。

早期女真萨满神服虽无文字记载，但在近代萨满画像中我们看到的“左衽”民族萨满几乎都是“开襟神服”。女真的后裔满族萨满自不必说都是“开襟”。在《雅库特萨满的飞鸟舞》、《达斡尔族萨满》、《带铜面具的索伦族萨满》、《鄂尔多斯祭祀图》、《西伯利亚的萨满》、《科尔沁萨满像》等等都是开襟神服。而达斡尔、赫哲等民族的萨满神服都有记载要求“对襟长袍”（莫日根迪《达斡尔族的宗教信仰》）或“对开襟马褂”（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亚沟石刻男像“对开袍服”，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女真萨满。

作为萨满，神帽与神衣并重。尤其是早期萨满教就更是如此。因为人们只有从一目了然的神衣、神帽上才最容易识别“人神”，最容易产生敬畏。亚沟石刻男像的的头上是帽子不是盔甲，女真盔甲双耳合拢只露两眼如同面具。史书有记

兜鍪极坚，止露两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

最重要的是这顶帽子的两侧不是帽耳，从图案上看是两只左右昂头的鸟（鹰），帽顶则是一只大鸟。显然，帽子的设计不太具有实用性，更多的是“艺术性”，整个帽子产生了一种振翅欲飞的效果。这只“三鸟帽”可以说是女真后裔满族萨满典型的神帽。甚至从这一点就可以说男像是个女真萨满。满——通古斯语族萨满的帽子形态各异，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是满族的鸟型神帽。萨满学者们共识：近代以来，满族先世女真诸部和黑龙江以北部分少数民族的萨满大多以神鸟统领神系。而且萨满头饰的鸟数多少，表示着萨满的神权、神力高低。在萨满文化区内，鸟或鹰还被看作人的灵魂、生命、水、火、光的化身，象征萨满自由地遨游天地之间。亚沟石刻的“三鸟帽”并不说明主人神权神力低下，它说明了早期女真萨满可能并无此等级差异。说到神帽，就必须说神帽上的飘带或饰物。萨满神帽上拖下长长的飘带及饰物是必不可少的，萨满的神意指向中，它不仅代表着神权与神力，还表示其神术后继有人。飘带大多为皮或皮毛带，其中一条长可拖至脚跟，由数节毛皮做缨饰，也具有神权、神力意义。往往为大萨满所必须。亚沟石刻男主拓像比较清晰看见帽后飘带沿右肩而下，且呈节状。男像披肩在左肩处呈网状，这种网状披肩正是渔猎民族萨满所常见的。

由神衣、神帽而飘带、披肩，组成一个完整的法服系统。而男像手中的“棍”则应是法器。近代萨满以神鼓为神器之重，而早期萨满没有用鼓记载。而女真、契丹与元蒙萨满倒有用“棍”的记录。《成吉思汗与卜者》版画中，萨满就是“以棍划灰”。女真亦如此。宋人《北风扬沙》、《三朝北盟会编》中都有“国有大事，划灰而议”的记载。满族史诗《忠烈罕王遗事》说，阿骨达既萨满，他的师傅是年近八旬的霍辍，霍辍之神技就是“以火棍为笔，画像卜事”，于黑夜中可飞速以火棍画出虎、豹等物。“棍”为女真萨满神器是没有疑问的。

亚沟石刻男像是女真大萨满。他身边为何有一妇人呢？解释有二，其一：她是“初领神”“二神”即助手。她们无权着神衣、神帽。其二：男女画像是女真始祖函普夫妇。《金史·世纪》、《松漠纪闻》、《神麓记》等都说始祖最初由外部族到完颜部“以其练事”“远近皆服，号为神明”。于是，女真把首领之位让给这位“神明”，并把部内60岁的老姑娘许以为妻。这些记载让我们有理由想相信女真始祖函普也是萨满。日本学者蒲田大作认为

北亚诸部的族祖（始祖）传说，都是记述初期统帅这些部族萨满出世的传说。（《释契丹古传说》）

处于氏族社会晚期的北方古民族的始祖都有萨满的身份。如此说来，函普夫妇理当被族人刻石供奉，以佑部族平安兴旺。若是如此，亚沟石刻一定是刻于金代建国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