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全碑（上） ——文本辨史 | 叶展
启功先生有诗云：
买椟还珠事不同，
拓碑多半为书工。
滔滔骈散终何用，
几见藏家诵一通？
“拓”就是用纸覆在石碑上，然后仔细捶打后，刷墨揭下，纸上就印出了碑文，可以说是古代的复印。第二句是说碑文被复印下来后，人们主要拿它来学习书法。滔滔指多。“骈散”指骈句和散句，这里代表碑贴的文字内容。骈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意谓两两相对。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散句，则是相对于骈句而言，那些随便写的没有工整对仗的句子。“通”，就是一遍两遍的遍。后两句诗的意思是说碑文写得挺长，文辞华美，但收藏的人却很少去读它。
启功论书绝句百首
这首诗讽刺以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们，说他们只顾着研习碑帖上面的字，而从来不读碑帖的文本，对其内容一无所知。而碑帖的文本内容和其背后所隐藏的史实，其实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鉴定书法作品真伪的时候，如果我们既能分析书家的笔墨风格，又能对碑帖的文本内容有很强的甄别能力，从语言学和历史等角度加以考证研究，则如虎添翼。
之所以说“买椟还珠事不同”，是因为书法和文本两者，你很难说哪个是椟，哪个是珠。两者都重要。所以启功先生说“事不同”，这个事情和买椟还珠还是不太一样的，不是取舍，而需兼修。
文字是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独特的行文规则和习惯用语。如果在一幅书法作品的文本里面，出现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刺眼的文字内容，则这件作品的真实性就很令人怀疑。
启功先生就是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认为历来定论的王羲之《曹娥碑》和颜真卿《告身帖》都可能是后人伪作。虽然纯从书法角度看来，《曹娥碑》、《告身帖》并无破绽。
我当年看到启功先生这首诗，幼小的心灵立刻受到了震撼。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不读书的书法爱好者。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一年级，足足临写了四年的《曹全碑》。但我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临写，从来也没有读过碑文。
曹全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给他立碑，这碑文里面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和珍贵的史实，我统统不知道。
我只是闷头练字。老师也不讲。
而且有一次我震惊地发现，这些不仅我不清楚，我的老师也不知道。
因为我买的曹全碑字帖比较特殊，不是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中的《曹全碑》，而是一本地方出版社出的，印刷质量更差一点的字帖，封面上赫然印着“汉曹景完碑”几个字。
我把字帖带到学校，其他同学买的字帖都是文物出版社的那本，只有我的字帖卓然不群。
老师看了封面，大惊道：“你怎么买错了？”我虽然驽钝，但字帖的第一页第一列还是凑合读过了：“君讳全，字景完”。
曹全，字景完。
当然后面的文字就一点也不明白了。
老师居然不知道曹全字景完！
要知道我的书法启蒙老师一辈子专工《曹全碑》，几可乱真。她在北京市海淀区少年宫专门负责儿童书法教育，在小学生的我们眼中是高山仰止。
有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作为前因，后来读到启功先生那首诗的时候，马上触发了我的回忆，感慨有之。
书家原来不读书！
我的学书生涯，到高中就基本结束了。之后绝少动笔。
人到中年，事务繁多，想要每日有暇，静心练字，更是一种奢望。
于是我从一个不读书的书法爱好者，变成了一个不写字的书法爱好者。
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历史的兴趣反而勃发，碑帖文本中隐藏着的那些历史和故事，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于是书法爱好者开始读书（google）。
托伟大的互联网和手机之福，以前很多晦涩难懂的知识，很多无可寻觅的善本书籍，现在都唾手可得，随侍指尖。
每一个传世碑帖的背后，都有着历史的传承，历经千百年，绵绵不绝，经历无数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最终幸存下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它们都是有故事的。
故事也绝对精彩！
我想从一个读书的人，到一个讲故事的人，倒也不错。
让我们从《曹全碑》讲起，说一说碑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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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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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 |
汉郃阳令曹全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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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
曹全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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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体 |
隶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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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碑年代 |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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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年代 |
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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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地点 |
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三展室 |
《汉郃阳令曹全碑》简称《曹全碑》。是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由郃阳县的官吏王敞等人镌立，距今已经1800多年。碑文记载了他们的上级，郃阳县县令曹全的功绩。碑高272厘米，宽95厘米。碑阳（正面）20行，满行45字。碑阴（背面）分5列，每列行数字数均不等。
曹全碑碑阳
《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之一，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而且它是在现有汉碑中，保存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近千字的字库，给书法学习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机会。
我们先撇开书法，只看文本。
从碑文内容看，《曹全碑》基本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其家族渊源，祖先勋业，和曹全早期事迹。第二部分，介绍了曹全在西域的战功。第三部分，描述了黄巾起义期间他在郃阳县的政绩。最后部分介绍了曹全碑的立碑经过，并以三字骈句纪功辞为总结。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从文本上探寻《曹全碑》后面的故事。
“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翦伐殷商。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
碑文的第一部分，和很多其它古代碑文一样，用很长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碑主的家族渊源。关于曹全的家世，碑文一直上溯到远古的武王伐纣时代，并详细解释了曹姓的来历。曹全的先祖姬振铎是周文王第六子，参与了周武王推翻殷商的战争，立有功劳。周朝建立后，分封诸侯。姬振铎被封到曹地，他这一支就以曹为姓氏了。在秦朝末年，曹参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被封为平阳侯，后来还当了丞相（著名的“萧规曹随”）。而在汉武帝时期，随着开疆拓土的需要，曹氏家族被迁徙到雍州的右扶风郡，然后开始分居各地，包括安定、武都、陇西、敦煌这些地方。曹全就是曹姓在敦煌这一支的后代。
在介绍了曹姓的缘来和后代的迁徙路径后，碑文不厌其烦地罗列了曹全前几辈人所任官职。比如他的高祖父曹敏，曾经担任张掖居延都尉（张掖郡居延都尉府的武官，都尉是古代中高级军官，仅次于将军）。就是后世发掘出的著名的居延汉简和居延汉笔的所在，后面还会提及。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也都在其它地方担任过都尉，看来曹家是个武将世家。
第一部分后面两段介绍曹全早年事迹，基本是八股文章，全是空泛的赞誉之词，信息量很小，故事性很差，所以略过。
真正有意思的是碑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碑文第二部分讲述了曹全在西域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迹：
“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有兖脓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诸国礼遗，且二百万，悉以薄官。”
碑文所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曹全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到西域去做一名武官（戊部司马）。疏勒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今日的新疆喀什附近。当时的疏勒国王和德，是通过弑父篡位上台，不向汉朝纳贡。于是曹全出兵讨伐。“兖脓之仁”将他比喻成为古之名将吴起。“分醪之惠”将他比作能够与军民同甘共苦的越王勾践。“攻城野战，谋若涌泉”，这简直就是把他描写成后世之诸葛亮。“威牟诸贲”是说曹全武力超群，威猛如古代著名的勇士专诸和孟贲。
“兖”通“吮”，吮脓，战国时的名将吴起发明的炮灰养成法。他经常用嘴将士兵病疽上的脓血吸出。这个典故后被用来比喻爱兵如子。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母立而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
《马贻画宝》中的吴起画像，正在给士兵吮脓。
“醪”，酒。分醪的典故不详。疑为投醪之误。投醪典故据《幼学琼林·卷三·饮食类》：“越王爱士卒而投醪，战气百倍。”将酒投入河中，与士兵共饮。比喻与士兵同甘共苦。
“威牟诸贲”，诸贲是指春秋战国时候的两位勇士专诸和孟贲。专诸是中国古代四大刺客之一，鱼肠剑的故事家喻户晓。孟贲是秦国大力士，据说能生拔牛角（一头活的牛，用手把牛角给生生地掰下来，太残暴了）。“牟”同侔，意思是等同。
这几句实在有点吹得过了。曹全简直是个超人。按照碑文的这种说法，倘若他出现在三国志游戏中，他一定是个智力值100，武力值100，综合了诸葛亮和吕布两人属性的变态战神。
在战神曹全的打击下，和德走投无路，只得“面缚归死”（面缚，双手反绑于背而面向前。古代用以表示投降。），把自己绑了，投降受死。曹全得胜班师，还得到西域诸国赠送的很多礼物，一共两百万（也不知道是什么货币单位，金子还是银子），他全部上交国库。
这个故事听起来多么壮怀激烈，令人荡气回肠！
用近几年的流行古语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故事！
一个属于“厉害了，我的汉”的故事！
强汉彼时，确实有如美国今日。
美国现在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盟国小弟一大把，讲究的是全球军力投送，前出部署，在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别说干涉它国内政是常事，就是灭国亦如儿戏。
全盛时期的汉朝在西域各国培植傀儡政权，设立军事基地，灭国亦如儿戏。
疏勒国，就是汉朝在西域重要的盟国（其实说仆从国更贴切）和军事基地之一。
比曹全早一百多年，著名的“投笔从戎”的班超，就曾经常年驻守于疏勒国，以其为基地，经营西域。
西域诸国地图
班超在西域的事迹，简单归纳来说，就是以下三种范式的循环往复：
灭了X国，建立亲汉傀儡政权
X国叛汉，剿灭叛乱，建立亲汉傀儡政权
X国叛汉，动员仆从国Y 和Z等多国部队，剿灭叛乱，建立亲汉傀儡政权
上面的X,Y,Z可以用西域诸国，如莎车、月氏、龟兹等随便填空。
疏勒国起码被班超灭过两次，而疏勒国的亲汉傀儡政权也参加过多次汉朝组织的多国联军。
曹全在西域所做的，是和他的前辈班超等人在一百多年前所做的同样的事情：维护汉朝的区域霸权，干涉它国内政，颠覆亲匈势力，扶植亲汉势力，建立傀儡政权。最后是亲自上阵，集合多国联军，讨伐刺头国家。
唯一不同的是他所处的年代。
他所处的是一个衰退、动荡、和崩颓的年代。
建宁是汉灵帝的年号。汉灵帝是东汉最后一个有实权的皇帝。他的昏聩和重用宦官，是东汉灭亡的重大原因。以至于后来刘备和诸葛亮在闲谈中，经常“叹息痛恨于桓灵”，恨桓帝和灵帝两个昏君把大汉河山葬送了。
汉灵帝年间，国力日颓，江河日下。
在曹全这次战役后不久，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汉朝开始走向系统总崩溃。
紧跟着就是三国乱世，群雄逐鹿，生灵涂炭。中原地区遭到巨大破坏。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不是中原王朝去干涉外国内政了。而是匈奴、羯、氐、鲜卑、羌等五胡南下，干涉中原王朝内政了。
一干涉就是两百年。
神州陆沉，衣冠南渡。
如果从历史时间的横轴这么来看，曹全在西域的这次战役，确实具有其特殊意义。
这次战役有可能是日渐衰落的汉朝在西域的最后一次成功出击。
也是汉朝最后一次成功干涉它国内政。
是大汉光辉的最后一缕斜阳回光返照。
可谓强汉之绝响。
如果这故事是真的话……
《后汉书·西域传》对这场战役也有记载。
可是我们从《后汉书》中所读到的，却是一个和碑文中截然相反的故事！
“至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
这段说汉灵帝建宁元年的时候，疏勒王（被汉朝封为大都尉，故称“汉大都尉”）在打猎的时候被叔父和得（碑中为“德”，音译的字不同正常）射杀，和得篡位。建宁三年的时候，凉州刺史孟佗派他的副手（从事，为刺史佐官）任涉，带着戊己司马曹宽、张晏等人，组织了汉、焉耆、龟兹、车师等多国联军3万多人，干预疏勒“内政”。多国联军进攻疏勒所控制的桢中城。但攻城四十多天无法破城，只能遗憾退兵。之后疏勒国内部政变频发，但汉朝已经失去了对其控制影响力，只能无奈坐视。
这个故事读起来充满了无奈。它最后承认了汉朝国力衰落，逐渐失去了对西域各国的控制能力。
对比碑文和史书，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孰真孰假？
不仅故事结局不同，其细节也参差矛盾者多矣。
曹全和曹宽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究竟这场战争是在建宁二年打的？还是在建宁三年打的？亦或有两场战争？
为何在曹全碑中和德是弑父篡位，而在后汉书中是杀侄篡位？
为何曹全碑中其官职为“戊部司马”，而后汉书中为“戊己司马”？
简直一头雾水。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奇缺，历史变成了解谜游戏，甚至还不如！
让我们先假定曹全和曹宽是同一个人。这也是以前比较主流的观点。
在前一个故事中，曹全拥有主人公的耀眼光环，他是战争的统帅，运筹帷幄，披坚执锐，战功赫赫。
而在后一个故事中，他只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中的配角，平凡无奇。
反差确实很大！
以碑证史？以史证碑？该信谁呢？
《后汉书》的作者是南北朝时刘宋的范晔。他豪门庶出，才华横溢，一生起起伏伏，结局悲惨。公元432年，他被贬为宣城太守。在这段郁闷不得志的日子里，他写成此书。此时距离东汉灭亡已近两百年。年代久远，他不可能采访当事人。因此，他写作的依据，应该都是前人的著述和记录，多为二手资料的汇集和转述，而很难去考察实证。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要写一本关于两百年前事情的历史书，我们会怎么写？距今两百年前是大清嘉庆皇帝在位，我们肯定要翻《清实录》《嘉庆朝起居注》《清史稿》等书，查询相关内容，然后编辑汇总。这样看来，我们似乎更应该相信碑文。因为碑是曹全在郃阳县的下属所立，这些人是和曹全在一起在工作战斗过的。他们所写的，大多应该是亲身经历的事实或者亲耳听过的事迹，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但是曹全碑本质上是一个歌功颂德之碑。前面我们介绍过的，把曹全打造成战神的那些语句，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不过登峰造极的还在后面。碑文的最后两句，肉麻地喊出了“君高升，极鼎足”的口号。极，是动词，指登顶，达到最高。鼎足指三公，是中国古代官员职位的顶峰。三公在各个朝代的具体职位名称不同。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国袁绍家族曾经“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着四代人都曾担任过三公的职务。
这两句翻译过来就是：“您（功绩这么大），真应该升官，直至位列三公”！
这个立碑的事情，放在当世，就相当于县里的笔杆子们，给一个在任的县委书记，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在文章末尾，赫然白纸黑字写到：“书记英明，将来肯定能当政治局常委！”
好大的胆子！
也似乎有点太无耻了！
正是因为这种肉麻的吹捧，使得我们对碑文中的故事的真实性，不禁有很大的担心。曹全的下属们在撰写碑文时，最主要的信息源肯定就是曹全。给领导写传记，为尊者讳，自吹自擂，记白当黑，将败仗写成胜仗，是常有的事情，特别是在礼崩乐坏的汉末。而在古代，由于运输和信息传输方式的落后，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更为突出。西域距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在遥远的西域发生的事情，又有谁能说得清？曹全在郃阳县里怎么吹牛，别人就得怎么听。我深深怀疑碑文中的英雄事迹是曹全自己吹牛，然后经其下属之手粉饰出来的。也只有在他自己讲述的光荣事迹中，他能从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一跃而成为了八面威风的主角。
在真假难辨的西域故事之后，碑文接着讲述了曹全在黄巾之乱时的表现。
“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续遇禁罔，潜隐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复举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禄福长。訞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杨，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时圣主咨诹，群僚咸曰：君哉！转拜郃阳令。”
要理解这一段的内容，需要先了解一点汉朝的官制和行政区划。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地方行政区划为郡县两级。天下分为一百多个郡，郡以下设多个县。而县的大小不同，长官的称呼和俸禄也不同。一万户以上的大县，长官叫县令。不满万户的县，长官叫县长。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
因为郡太多了，中央政府难于管理，于是汉武帝在郡之上设立了州。天下分为十三州。地方行政区划增为三级。
东汉实行两京制，东都洛阳是政治中心，西都长安为陪都。两京所在地区，设立司隶州，由中央政府直辖。
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我们能明白在上一段碑文中出现的曹全的几个职位和几个地理名词。
“右扶风槐里令”，右扶风郡下面的槐里县当县令。
“酒泉禄福长”，在酒泉郡下面的禄福县当县长。
“郃阳令”，左冯翊郡下的郃阳县县令。
曹全担任过职务的三个县中，右扶风郡槐里县和左冯翊郡郃阳县都在司隶州，也就是京畿地区，离长安非常近。其中右扶风郡槐里县在长安以西。左冯翊郡郃阳县在长安和洛阳之间。而酒泉郡禄福县就远了，在边陲凉州。
在了解了这些官制和地理知识后，我们就可以具体解释一下这段碑文。
“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续遇禁罔，潜隐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复举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禄福长。”
曹全从西域回来后，做了司隶州右扶风郡槐里县县令。但他的同母弟弟（同产弟）去世了，他只好弃官回家。正好又遇到禁罔（“罔”同网。禁网，此指东汉党锢之祸），在家里隐居了七年后，在光和六年（公元183年），重新通过举孝廉（“举孝廉”，在没有科举制度前，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又出来当官。第二年三月，到位于边陲凉州的酒泉郡禄福县当县长。
曹全弃官回家这件事情，涉及中国古代的所谓丁忧制度。“丁”，遭遇。“忧”，意思是居丧。这种制度规定，朝廷官员在任职期间，如果其父母双方有任何一方去世，他就必须辞官回到家乡，处理父母的丧事。父母入土为安之后，他也必须留在家乡守孝三年，期间不能参加婚庆宴饮，家中子女也不能婚嫁，夫妻双方不能同房，甚至需要分开居住，吃用都必须分开。丁忧制度从汉朝开始盛行，一直沿袭到明清。但是在明清，只有父母过世才有丁忧。其他同辈亲属去世是不需要丁忧的。但在汉朝，丁忧制度刚刚兴起，连兄弟姐妹等同辈亲属也算在内。所以曹全遇到“弟忧”，只得回家赋闲。这一点在明清人看起来比较新鲜，所以清朝词人和金石学家朱彝尊才在《曝书亭集》中特意写了他的感想：“全以同产弟忧弃官归，以此见汉代风俗之厚。”他从《曹全碑》中读到曹全弟忧的事情，赞叹古代民风比清代更淳朴深厚。
曹全在家里一蹲就是七年，远远超过丁忧所规定的三年。这是因为当时的党锢之祸，宦官打压外戚和士人集团（所谓“党人”），很多士人被终身罢黜，不得为官。时局动荡，曹全估计也不敢出头。只有等党锢高潮已过，才重新出来任职。此时距离黄巾起义只有一年。而党锢的真正解除是在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怕士人集团和黄巾起义合流，才大赦天下党人，结束党锢。
“訞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杨，同时并动”，幽冀兖豫荆杨都是州名，即幽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和杨州。其中“杨”应该是写错了，应该是“扬”州。“訞”同妖。
曹全刚复出当官，黄巾起义就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是从幽州和冀州发动的，在兖州、豫州、荆州、扬州各地都有黄巾教徒响应。
“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
郃阳县的郭家等人，响应黄巾起义，发动暴动，焚烧了城里的官署，一时间民众恐慌，人心不安，情况危急。告急文书不断发到朝廷。
“城寺”，这里的寺不是寺庙，而是指官署。
“羽檄”，古代军事文书，插鸟羽以示紧急，必须迅速传递。
郃阳县正好位于长安和洛阳的中间。此时黄巾军正在从北东南三个方向朝着首都洛阳进军，而东汉军队正在奋力抵抗。在这个时候，大本营洛阳的背后（西北边），突然发生了响应黄巾军的暴动，这简直太危险了。如果不能迅速扑灭，洛阳和长安之间的联系被隔断，形势将对东汉朝廷极为不利。
“于时圣主咨诹，群僚咸曰：君哉！转拜郃阳令。”
因为郃阳的局势紧急，汉灵帝征询朝臣们的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建议：“让曹全去吧！”于是改任曹全为郃阳令。
读到这里，不禁笑喷。碑文前面极力渲染局势的危急，最后要惊动皇帝在朝堂之上专门咨询大家的意见，而大臣们则齐声举荐曹全来作为救火队长。如此重要的任务（稳定京畿），如此牛逼的人物（西域战神），结果只给了一个县令的职务。打发叫花子呐？我以为怎么也得给个中郎将什么的当当。从禄福县调任郃阳县，倒是从地方调回了中央，但还是在县一级，属于平级调动。这简直是大材小用，令人啼笑皆非，觉得事出反常。
“收合余烬，芟夷残逆，绝其本根。遂访故老商量，儁艾王敞、王毕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抚育鳏寡，以家钱籴米粟，赐癃盲。大女桃婓等，合七首药神明膏，亲至离亭，部吏王皋、程横等，赋与有疾者，咸蒙瘳悛。惠政之流，甚於置邮，百姓襁负，反者如云。辑治廧屋，市肆列陈，风雨时节，岁获丰年，农夫织妇，百工戴恩。县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灾害，退於戌亥之间，兴造城郭，是后旧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闵缙绅之徒不济，开南寺门，承望华岳，乡明而治，庶使学者李儒、栾规、程寅等，各获人爵之报。廓广听事官舍，廷曹廊阁，升降揖让朝觐之阶，费不出民，役不干时。”
这段描写了曹全在郃阳的具体政绩。
他上任以后， “收合余烬”，召集劫后的百姓。“芟夷残逆”，铲除残存的暴乱分子（芟夷，指除草，或铲除）。拜访县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和青年才俊，救助那些急需帮助的民众（“要”，急需），安慰那些老年人，抚育那些年老孤苦的人，还用自家的钱买来米粮，送给衰老病弱的人。大女儿桃婓等人，配置了一种叫神明膏的药，亲自到驿亭，和下属一起，送药给生病的群众。而群众吃药后都痊愈了。他施行了这些惠民政策，逃难的老百姓听说了，背着包袱细软，一批批从外地返回家乡。他领着大家修缮房屋，将农贸市场管理得井井有条，正好碰上这一年风调雨顺，获得大丰收，田里种地的农夫和家里织布的妇女，以及各行各业的工匠，都对他感恩戴德！
在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县里曾经遭受水灾（当年黄河决口，造成黄河沿岸地区的重大灾害。河水退去，水患平息后，汉成帝特意将年号改为“河平”），县城被淹。水退后，在原县城西北方位，兴建新城。但这样一来，风水出了问题。县城移址后，当地的士族和读书人，仕途总是不顺利，官升不上去。曹全看到这种情况，采取补救措施，在城墙上向南破开一处，建了一个新的城门（南寺门），遥望西岳华山。说来神奇，这么做之后，县里的读书人李儒、栾规、程寅等人纷纷得到提拔，顺利走上仕途。他还扩建了各办公机构的楼宇殿堂，而这些费用不从老百姓身上出，安排劳役的时候也注意到不影响农时。
读完这段，我们最感诧异的是：曹全上任后基本上是在处理善后，做安抚工作。这个暴动是怎么被平息的？被谁平息的？碑文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暴动好像是一把野火，在曹全来之前就烧完了。
而曹全履职后的各项工作，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都是一些父母官份内应该做的事情。但仔细分析，他的各种措施，其实精准对应了当地的三大社会阶层：第一，黔首，就是底层老百姓。曹全的各项安抚救助政策，比如送米送药，主要针对的是底层老百姓，让他们能丰衣足食，避免他们铤而走险。第二，当地士族（包括读书人）。中间那段风水之说，就是曹全拉拢当地士绅之举。帮助当地士绅重新获得官场上升通道，他们才不会被改朝换代的巨大冒险所吸引。第三，官吏，属于官僚系统内部。最后的扩建官署，就是给公务员们盖漂亮的办公大楼，增加他们的优越感。
一个地方要安定，这三大阶层都要稳定住。曹全在治理方面确实很有一手，这些举措对三大阶层安抚得当，他也获得了极好的声望。
第三段文字看起来比上一段西域那部分真实多了。除了朝堂之上那一小段有可能是臆想外，其它部分深为可信。
这也间接验证了前面西域故事的不真实。如果曹全真是如碑文中所描写的那样杰出的军事天才，碰到黄巾起义这么好的舞台，他肯定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要知道刘备、孙坚这些后来的三国风云人物，都是趁着黄巾乱起，主动参战，建立军功，从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而东汉朝廷也居然大材小用，在急需用人的时候，让这样的军事天才去屈尊当一个小小的县令，从事善后稳定工作？这些看似不合理之处，原因很简单：在现实中，曹全就是一个治理能手，不是军事天才。郃阳暴乱的平息，也肯定另有其人。这么紧迫的事情，朝廷不可能千里迢迢调来一个远在凉州的县令去做。而暴乱平息后，朝廷派作为治理能手的他来收拾烂摊子，再合理不过。
至此，曹全的故事，经过我们仔细甄别，去伪存真，逐渐合理。他在西域的战功多不可信，而他在郃阳县的政绩多为可信。
其实古人早就知道碑文之不可全信。《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贞观政要》有如下字句：“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
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是关键！
最后，再提及一位《曹全碑》中隐藏的著名三国人物。
“庶使学者李儒、栾规、程寅等，各获人爵之报。”在这段碑文中，隐约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李儒。李儒是曹全扶植士绅政策的受益者，在曹全的帮助下走上仕途。
在曹全碑的碑阴（碑阴，碑文在正面，而碑的后面叫碑阴，一般镌刻立碑过程和集资情况。碑阴书法和正面风格不同，没有正面的法规严谨，而是写得非常随意，反而别有一番洒脱的意趣。）中，李儒的名字又出现了：“征博士李儒文优五百”。意思是被朝廷征聘的博士李儒，字文优，为曹全碑的立碑捐献了五百钱。
“学者”“博士”等头衔说明了李儒的读书人身份。“博士”，古代官职，一般是指五经博士，汉朝设立的专门教授五部儒家经典的学官。全国只有十几个博士。李儒能够获得这个头衔，说明其学问相当了得。
李儒之所以出名，完全是因为小说《三国演义》和连环画。
在《三国演义》中，李儒是董卓的女婿，也是董卓集团的智囊，其作用有如刘备集团的诸葛亮。他为董卓出谋划策，屡献奇谋。董卓进京、说降吕布、掌握朝政、废立皇帝、迁都长安、焚毁洛阳、击败曹操等举动，都是在李儒的建议下完成。可以说，他那时绝对有三国第一谋士的范儿，翻云覆雨，搅动天下。后来的第一流谋士贾诩、郭嘉、诸葛亮等还未出世，李儒得以独占乱世舞台，尽情表演。
他还亲自鸩杀少帝和何太后，可谓心狠手毒。
最后王允施连环美人计，离间董卓吕布。此计被李儒看穿，但董卓被貂蝉迷昏了头，没有接受李儒的忠告，最后被吕布刺杀。李儒也落得被王允砍头的下场，结束了其悲剧的人生。
当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在正史中关于李儒的记述很少，远没有小说精彩，可考的只有以下两处：
《后汉书·纪·皇后纪下》“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酖，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柰我茕独兮心中哀！”因泣下呜咽，坐者皆歔欷。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埶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
《后汉纪·后汉孝献皇帝纪》：“李傕举博士李儒为侍中。诏曰：“儒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兄，诚宜加罪”。辞曰董卓所为，非儒本意，不可罚无辜也。”
正史中李儒唯一坐实的罪行是鸩杀少帝。根据这两条记述，他在董卓控制朝廷的时候担任郎中令，遵照董卓命令，毒死了汉少帝（死前已经退位成为弘农王）。后来董卓身死，李傕控制朝廷的时候，李傕居然向汉献帝（汉少帝的弟弟）举荐他当侍中。汉献帝非常生气，说李儒强迫我哥哥自杀，我还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呢！李傕替李儒辩解说：那个事情是董卓下的命令，李儒只是一个被动执行者，是无辜的。于是就这么轻描淡写地为他推卸了罪责。
《曹全碑》给我们提供了李儒早年经历的重要补充，让我们知道了他被卷入三国乱世之前的生活轨迹。
曹全碑立碑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之后默默无闻上千年，史料中很少提及，其书法造诣也不为人所知。据说最后一次在历史记录中短暂出现是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知县李百禄修文庙的时候。之后它就在历史记载中完全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其所在。直到明朝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一天，郃阳县城外的萃里村许家湾，住着几户许姓人家。他们在后院打井时，偶然发现了埋藏于地下的曹全碑。许家后裔，清乾隆时的学者许秉简在其书中多次提及此事：“曹全碑万历四年出于吾北院”，“曹全碑于吾家北院井中掘得之”。这块石碑在地下沉睡几百年后，终于重见天日。许家是读书人，知道这石碑意义非凡，马上对它进行了拓片保存。
曹全碑出土的时候，保存状态完好。据当时人说“一字不缺”，可谓完美。为了更好地保护石碑，人们将它运到县城里的孔庙内妥善保存。结果在搬移的时候出了事故，将石碑右下角磕碰了，损坏了“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中的“因”字，石碑不再完美。这其实是曹全碑所遭受的一系列损伤的开端。
搬到城中之后的《曹全碑》，再进行拓片的话，拓本中“因”字就不清楚了。这样《曹全碑》的拓本，就出现了两个版本，即“因”字未损的所谓“城外本”和“因”字破损的“城内本”。
矗立于郃阳县城孔庙内的曹全碑，立刻吸引了全国范围内学者和书家的注意。他们对其书法水平，交相赞誉。也正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曹全碑开始出现在金石学家的著述中。
目前可考的，最早出现的两条关于《曹全碑》的评论：
明代赵崡《石墨镌华》：“碑文隶书遒古，不减《史卒》、《史晨》、《韩勅》、《礼器》等碑，且完好无一字缺坏，真可宝也。”
明代郭宗昌《金石史》：“此方出最初拓也。止一'因’字半阙，其余锋铓銛利，不损丝发。因见汉人不独攻玉之妙，浑然天成，琢字亦毫无刀痕。以余平生所见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神奇浑璞，譬之诗，则西京；此则风赡高华，如建安诸子。譬之书，《礼器》则《季直表》，此则《兰亭序》。”又评碑阴：“书法简质草草不经意，又别为一体。益知汉人结体命意，错综变化，不衫不履，非后人可及。”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赵崡拿到的是城外本，而郭宗昌拿到的是城内本。
曹全碑收存在文庙之内，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没想到后来又遇天灾。明末清初的一天，天降雷雨，旁边的大树倾倒，居然将碑击裂，出现了一道横贯碑身的大裂缝。
这道裂缝损坏了更多的字。在断裂之前的拓本，被称为“未断本”。而断裂之后拓的，就被称为“断后本”。
清朝之后的拓本，基本都是断后本。而明朝时候拓的，石碑未裂之时的未断本，显然要更珍贵。被称为“明拓”。
到了清末民初，明拓未断本已经存世很少了。所以徐珂的《清稗类钞》中说：“未断本，海内罕见！”
我们现在看到的曹全碑，碑身除了“因”字缺损，和一道巨大的裂缝外，其它很多字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破损，不禁令人心生疑惑！明明出土之时，全碑状态良好，一字不缺。怎么后来这么多字都有破损？如果仅仅是拓印，不至于有如此伤害。
拓碑本质上就是复印。而复印件的价值是不会太高的，因为只要原碑尚存，就可以不断复印下去，产生更多的一模一样的复印件。古代某些黑心的收藏家和文物贩子，为了让自己手里的拓本奇货可居，想出了一个卑鄙的法子。他们在拓印完后，偷偷敲残碑上的一个字。这样一来，后来的拓碑者所复印出来的所有拓本中那个字都是残缺的了。而那个字完好无损的版本，则在自己手里，成为孤本，价值飞升。转手出去，赚得盆满钵满。
曹全碑上很多字的破损，被怀疑由此而来。
于是除了城外本、城内本、未断本、和断后本外，我们发现曹全碑出现了更多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有一个统一的命名格式：“X”字未损本。
比如清朱彝尊旧藏的著名 “悉”字未损本，就是碑文中“且二百万，悉以薄官”中的“悉”字未损之前的拓本。
而更高明的造假者，看到曹全碑上的长长的裂缝，嘿嘿一笑，说：这难不倒我！他们把蜡填充到裂缝中，再加以修补，这样拓出来的就没有裂缝了，用来冒充珍贵的“未断本”。这种嵌蜡造假的版本被称为“填补本”。
“重刻本”是更复杂的造假工程。造假者用真拓本为基础，将整个碑文重新雕刻出来。这样一来，那些已经破损的字就可以雕刻如新。再拓出来，就成为近乎完美的拓本了。但往往补字重雕的人文化水平有限，很多偏旁部首猜错刻错，成为破绽。
这么多造假手段，匪夷所思，层出不穷，从古有之。只要有利益，人就能想出新奇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
鲁迅先生收藏有多份《曹全碑》拓本，但都是伪造的“重刻本”。要知道鲁迅先生绝对是收藏大家，在居住在北京的那些年里，他一边写小说，一边抄古碑，购买收藏了历代金石拓片有5100余种6200余张。但纵使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鲁迅先生，也打眼了。可见文物鉴定之难。
曹全碑的最后一劫，是在抗日战争中，郃阳县曾多次遭遇日机空袭。为了保护文物，工人们在文庙内用夯土筑窑，将曹全碑埋住。直到解放后的1956年，西安碑林博物馆派人将藏在夯土墙中的曹全碑挖出，运回碑林收藏。
经过这些天灾人祸的折腾，曹全碑的状态堪忧。西安碑林博物馆专门对其做了加固处理，我们今天在碑林看到的曹全碑，就如下图模样了。
叶展，幼学书画，惜无才力，中途而废。后入清华，寒窗苦读，枉学屠龙。现居美国，以炮制精神毒品（youxi）为生。微信号: zhanye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