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感中年”续冯唐的茬
春节前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让许多人读得“心有戚戚焉”，感觉到一种类似“一根绳上蚂蚱”的同病相怜。这不仅是一位“中年”的生活遭际，还是一位“中产”的人生仓皇，它像一枚坚硬的钢针，扎穿了一线城市“成功人士”令人仰慕的彩色气球：他们已经有房有车，表面“人五人六”，却经不住一次流感的偷袭。
前“医务工作者”冯唐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读后感，说得比较中肯。补充一句，在看病难、看病贵这类问题上，我觉得“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意见特别值得尊重，他们身处其中，对医疗行业的种种情形“知其所以然”。冯唐提了一些建议，比如得了感冒要早治；在健康问题上，人不要太拧；现代医学还远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医学有许多未知；要善待医生，35岁后要多认识几个医生朋友——这一条让我不禁想起那个“5亿人有家庭医生”的新闻。但我觉得他说得最到位的，是“中国医疗市场作为整体还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之后很久也不会，这个事实或者判断意味着，很多需要找医生的时候，你需要抓起电话找关系……”。
看病“找关系”而不是找医生，本身就是一种“病”，冯唐一下子找着了它的病根。《流感中的北京中年》的作者为岳父转院、找床位，在太平间与殡仪馆之间折腾，应该是比较极致的体验。其岳父因流感就医到不治，29天所经历的种种，都印证了人脉和人缘对生存的极端重要性，证明了“朋友是最好的财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出门靠朋友”、“亲不亲故乡人”等“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他好歹还是“中产”，一次流感就几乎让他半生的奋斗归零；他好歹还有一帮“前独生子女时代”的亲戚帮忙，要是自己碰上，或者独生子女一代成人后，如何扛得起这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看病住院“找关系”、“拼关系”，用类学术的语言表达，就是用关系对医疗资源进行分配，背后一定是不公平。由于这种“找关系”是为了治病甚至救命，不同于“跑官”“打官司”，因此人们不仅给予充分理解，而且抱有深切同情。但由“社会关系”来决定一个人享受什么样的医疗资源，这显然有悖社会公平。有时这种“社会关系”显得充满温情：比如一个带孩子到北京看病的农民，巧遇检查春运的大领导；一名白血病大学生引起慈善机构的关注；一位尿毒症患者成为报纸新闻……这种“中大彩”似的个案，只不过是因为特殊因素获得了医疗资源的倾斜。法院严禁办所谓的“金钱案”和“人情案”，但医院却不得不治“人情”病、“关系”病。
看病之所以要找关系，是因为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优质医疗资源为什么会稀缺？因为相对于庞大的人口，绝对数量本来就少，加上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形成层层向下的“虹吸效应”。“没有市场化的市场”，正是造成稀缺的根本原因。在保障基本医疗的公立医疗系统之外，医疗的整体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它包括遍地开花的民办医院，包括医生的多点执业，包括商业医疗保险的大力推广……只有真正“市场化的市场”，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满足患者对医疗服务各取所需的选择。
问题在于“市场化”似乎仍然是一个犯忌讳的词，尽管早就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写进庄严的报告里，总有人非黑即白地把市场化等同于政府大撒手。一个例子是金融改革刚传出“商业银行也会破产”的风声，无数人就充满哀怨地表示“以后还能相信谁”。他们似乎不明白商业银行死而不僵，给其输血吊针续命还是每个人出的钱，只不过由你纳税交给财政，财政转给银行填坑，而不是直接掏你口袋罢了。
有人认为一些福利国家能免费看病，别人能做到，我们也应这样做而且一定能做到。实际上所谓的“免费”并不等于不要钱，羊毛如果不出在羊身上，一定会从别的地方搙下来。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家对个人收入高额征税，二是广泛的医疗商业保险。没有这两个前提，面向全体民众的免费医疗只能是镜中之花。即使勉强实行，能得到的也只会是低质而且缺乏持续和提高能力的服务。
“市场化的市场”的出现，意味着经济收入不同将享受不同的服务。这一点会让人不爽。在所有人内心深处，“相比之下”自己都是穷人，通过金钱获得更好的服务，会引发本能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有这种念头的人却没想到，在没有市场化的市场里，实际上有钱人每天都在与自己争夺稀缺的公共资源，低收入者没有办法抢得过高收入者。像收入不低的“北京中年”，因为无权无势，虽经种种折腾，还能把岳父转进自己想进的医院，住进一床难求的ICU病房，那些没有同样的同学和同事关系的患者，恐怕连“苟延残喘”的机会也没有。
“市场化的市场”有许多可以期待的效应：激活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吸引更多的高考生就读医学专业，不再视之为畏途和歧途，全科医生、儿科医生……各类医生紧缺的状况逐步得到缓解；优秀医疗资源逐步向三线、四线城市和农村流动。更重要的是公立医疗系统的第一动力会回归到“创造价值”上，不再出现拥有博士学历和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要求对医学一窍不通的患者或家属来选择治疗方案，签下类似“生死状”的卸责合同的咄咄怪事。
没有市场化，意味着对服务没有选择权。记得七八十年代，买一辆永久自行车或一台电视机都需要凭票；敞开供应之后，人们真是“喜大普奔”。医疗服务与此异曲同工。在国家对基本医疗给予兜底保障之外，让人们对医疗服务有更多的选择权，不再普遍需要“找关系”看病，无疑是人民群众在医疗领域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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