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老手表记

郭红松绘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和我很要好。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条老街上，几乎门对门，挨得很近。她常来家里找我，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读诗，一起聊天，一起度过青春期最美好的日子。

　　高二暑假过后，她来我家，我忽然发现她的腕子上戴着一块手表。那个年月，手表是稀罕物，所谓“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三大件之一。大人戴手表的都很少，我家生活拮据，父亲只有一块有年头的老怀表，却不是揣在怀中，而是挂在墙上，当成全家人都能看得到的挂钟。一个中学生戴块手表，更是少见。

　　我知道，她出身于干部家庭，生活宽裕，这从我们住的院子就可以看出。她家在一个崭新的院落里，大门上方的水泥拉花墙面上有大大的红五星标志，新时代的色彩很明显；我住在一座清朝就有的老会馆里，拥挤破败得已经成为大杂院，大门更是油漆斑驳脱落。

　　那是1965年的秋天。她腕子上的这块手表，映着透过窗子照进来的夕阳的光线，一闪一闪的，像跳跃着好多萤火虫，让我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仿佛童话里贫儿望见公主头上戴着的闪闪发亮的皇冠。她大概发现了我在注视她的手表，对我说了句：“暑假里过生日，我爸爸给我买的。”说着，一把从腕子上摘下手表，揣进上衣的口袋里。这块手表，忽然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这块手表，一直闪动着，伴随我们一起度过中学时代。高三毕业，学校停课了，大学关门了，前面的路渺茫，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1967年的冬天，我弟弟报名去了青海油田，他是我们这一群人中第一个离开家离开北京的。那一晚我们到火车站为弟弟送行，她也去了。火车半夜才开走，她家大院的大门已经关闭，回不了家，只好跟着我们院子的几个孩子，一起来到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里，大家都是同学，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很熟悉。那个同学家的屋子宽敞，家长很宽容，让我们几个孩子横倚竖卧地挤在各个角落里，度过那个寒夜。

　　在一张餐桌前，我和她面对面地坐着，开始还聊天，没过一会儿，就都困了，脑袋像断了秧的瓜，垂到桌子上，睡着了。一觉醒来，我看见她双手抱着头，还趴在桌上睡着，随着呼吸，身子在微微地起伏，腕子上的那块手表，嘀嗒嘀嗒跳动的声音特别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清脆地回荡，像是有什么人迈着节奏明快的步子从远处走来。窗外，月亮正圆，月光照进窗子，追光一样，打在手表上，让手表如舞台上的主角一般格外醒目。我看清楚了，是块上海牌手表。

　　那一晚，这块手表的印象，留在了我们分别前最后的记忆里。半年多之后的夏天，我们两人前后脚去了北大荒，两家各自的颠簸与动荡，让我们都走得那样匆忙而狼狈不堪，没有来得及为彼此送别。我们从此南北东西，天各一方，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断了音讯。

　　1970年，我有了第一块手表。那时，我在北大荒务农，弟弟在青海油田当修井工，有高原和野外工作的双重补助，收入比我高好多，他说：“赞助你买块手表吧。”那时候手表是紧俏商品，国产表要票券，外国表则是高价。我本想也买块上海牌手表，却无法找到手表票，弟弟说那就多花点儿钱买块进口的表吧。可进口的手表也不是那么好买，来了货后要赶去排队，去晚了，排在后面，就买不到了。我中学的一个同班同学分配在北京工作，我每一年从北大荒回家探亲，都要和他聚聚，叙叙友情，听说我要买表，他自告奋勇地说：“这事交给我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要去赶早排队，得请假。他却对我说：“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谁让我在北京呢！”

　　他家在花市头条。为万无一失买上这块表，天还没亮，擦着黑，他就从家里出来，骑上自行车，穿过崇文门外大街，再穿过我家院前三里多长的整条老街，赶到前门大街的亨得利钟表店排队，排在了最前面，帮我买了块英格牌手表。那天，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到了早晨，雪还纷纷扬扬。我的这位同学，是特意请了半天的假，顶着纷飞的雪花，骑着自行车，帮我买到这块英格牌手表的。

　　那时候，他自己还没有手表，这让我很过意不去，他对我说：“你在北大荒，四周一片都是荒原，有块手表看时间方便。我在北京，出门哪儿都看得到钟表，站在我家门前，就能看见北京火车站钟楼上的大钟，到点儿，它还能给我报时呢！”

　　1974年的冬天，分别了整整7年之后，我和她重逢了。那时候，我已经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她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刚刚毕业，留在哈尔滨工作。她从哈尔滨途经北京到上海出差，找到我家，尽管早已物是人非，但我一眼看见她腕子上戴着的还是那块上海牌手表，不知为什么心里竟然一动，仿佛又看见了中学时代的她，也看见了那时候的自己。那块手表成为了我们逝去青春的物证和纪念。

　　我不知道这块上海牌手表她戴到了哪一年，我的那块英格牌手表，一直戴到1992年的夏天。那时候，我正从西班牙到瑞士，刚刚从苏黎世出海关，那块英格牌手表突然停摆了。回到北京，拿到钟表店修，师傅说表太老，坏的零件无法找到，没法修了。想想，这块瑞士产的手表，居然在踏进瑞士国土的一刹那寿终正寝，冥冥之中，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人生如梦，转眼28年过去了，我的这块英格牌手表，一直压在箱子底，没有舍得丢掉。看到它，我会想起为我买这块表的那位同学和那天清早天色蒙蒙中纷纷扬扬的雪花，也会想起我的那位女同学和她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几番离合，变成迟暮，一晃，我们都老了，老手表记录着我们从学生时代到如今五十余年绵长的友情。

　　很久没有联系了，年前一个大风天的下午，没有出门，座机的铃声响了，竟然是她的电话，熟悉的声音，即使隔开那么长的时间，隔着那么长的电话线，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有些意外，她说她的电话簿丢了，偶然看见一本许多年前的老电话簿，上面的电话号码，都是她父亲的一些老同事和她自己的老朋友的，便一个一个地拨，大部分电话都打不通，没想到我的还真打通了。

　　我告诉她，我的电话号码一直没变，手机和座机都没有变。我一直觉得，很多老的东西，是值得保留的，保留住它们，就是保留住回忆，保留住自己。逝去的岁月，不堪回首也好，五味杂陈也罢，就像卡朋特歌唱的那样，它们能让昔日重现。所谓野渡无人舟自横，舟在，人便在，渡口的水也就荡漾起旧日的涟漪。

　　电话里，我们聊了很多，其中就有昔日的回忆，花开一般重现。放下电话，我又想起那块上海牌手表，那表已是老古董，她肯定早就不戴了。不过，我想，能保留着老电话簿，保留着老朋友的友情，她一定也会和我一样保留着那块老手表。

　　我想起当年一起读过的济慈那首有名的诗《希腊古瓮颂》里面的诗句：

　　等暮年使这一切都凋落，/只有你如旧。

　　你竟能铺叙/一个如花的故事，比诗还瑰丽。

　　济慈的诗是写给一只古瓮的，写给我们的老手表——上海牌手表、英格牌手表，也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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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光明日报》2021年3月12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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