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宋於潜令毛国华考论

北宋毛国华君,浙之江山清漾毛氏族人也。义乌绣川毛氏奉其为先世祖,源于国华幼子毛镌为绣川毛氏始迁矣。然清漾、绣川两地谱对其记载皆甚阙略,清漾谱仅寥寥数语,记其概略,且国华君后裔资料一无所存。而绣川族谱对其行实亦含糊不清,无可辩晰。

史籍资料亦零星散见而不易得,迨因毛国华久滞州县,辗转为令,位卑而为时人暨后人所忽,以至历来学者研究论及者甚少。哲之见闻所及,仅知有江山籍学者周少雄先生有《毛国华考》一文见诸于其所著述《浙江古代文学考论》丛编里,然亦仅类似于祭鱼獭陈、胪列成篇而已。如对国华君生卒年等略而不论,部分引述材料少所出入,某些论断亦恐与史实不符,哲以为不备为甚,且怕有贻误后人之憾。故不惮前有崔颢题诗在之惧,率尔操觚,以作宋於潜令毛国华考论。

毛国华,字君宝,北宋衢州江山石门镇人。皇佑元年进士,与苏轼表兄文同同榜登科,历官州县吏,累迁婺州观察推官。父士廉,北宋初任大理评事。兄毛国杰亦举进士,任真州司理(谱记贞州司理,疑音误,哲注),后以其子毛注赠朝奉大夫。

国华公本宦家子弟也,其父之高祖即是清漾毛氏八尚书之一的毛延邺,在吴越国官司徒(礼部尚书),子孙亦多在吴越国为官。周少雄《毛国华考》一文称国华公的曾祖是毛文琠,那是错误的。其实文琠是毛维瞻的祖父,国华公和维瞻同是清漾毛氏族十二世祖毛子晋镇安派下孙裔,但比维瞻小一辈,与维瞻子毛滂是从兄弟,俱为州陵毛宝公第廿七世孙。自毛文琠始迁居衢之西安,其派下裔孙被族人俱目为西安派矣。故认真说起来,国华公和维瞻应属于同宗不同支派焉,毛文琠是国华公的曾叔祖。

清漾八个尚书里镇安派子晋门下就占据了六位之多,分别是毛延邺,毛可游,毛文琠,毛友,毛晃,毛天叙。毛可游、毛文琠是父子,毛延邺与可游父再遇是从兄弟。毛可游为吴越国大司徒,有司徒坊建在石门;而子文琠为吴越国刑部尚书,有尚书坊建在石门。而差不多生活在在同时期的毛泽东的先祖毛让,自清漾迁徙江西吉州,任职南唐大理评事,入宋后为工部尚书。

又北宋初期,文琠孙毛维蕃、毛维甫、毛维瞻俱中进士,声震浙西,时人对清漾毛氏有"三代四尚书、一门三进士"之美称。故在北宋初年,毛维瞻的家境在三衢一带可称为豪门望族,其祖上仕宦相连,簪笏蝉联,后相辉映,家境富饶,子弟俱以读书官宦为业者居多。故苏辙曾有诗称颂维瞻曰:"公家昔盛时,阡陌连三衢。"诚实摹也,国华公的家境也应有类似。

宋人入仕途,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科举选拨,二是恩荫入仕。毛国华是皇佑元年冯京榜进士(见《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但清·乾隆《福州府志》载,毛国华明道元年即已任福清县令。据此可知,国华公是在仕宦多年后才得中举。看来,和当时大多数官宦世家子弟一样,国华公是以荫补入仕的。

乾隆福清县志-卷八-职官志-毛国华

宋初,即有近臣因诞节奏请荫补亲属者,至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始明确规定:寿宁节(太宗诞节)赐翰林学士、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以上一子出身。真宗时,恩荫益广。据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所定承天节(真宗诞节)奏荫子弟恩例,上至宰臣、使相,下至带职少卿监、诸州刺史等,均可奏补子孙弟侄为东头供奉官至三班借职不等,宋代恩萌之滥自此始。制度初滥,此风波及,恩请入萌,亦理所当然尔,故哲推测国华公盖是受父兄荫而入仕。初授宣城主簿,有梅圣俞的"送毛秘校罢宣城主簿被荐入补令"为证。

国华公早期在宣城的仕宦生涯,在光绪《宣城县志》里已失载,所幸梅诗为我们留下了点滴记录。从梅诗看,毛国华初入仕途,大约是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一职。这校书郎大约是专门给恩荫仕官者的虚职。翻阅史籍,知宋代很多人初授官多为秘书省校书郎,如米芾(1051年~1107年),自幼聪慧好学,十八岁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直到四十二岁,才获得雍丘县令之职。又如苏洵(1009年~1066年),庆历年间,进京参加制举考试,不中。后举茂才异等,又不中。嘉祐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

更为直接的证据是韩琦为其侄韩公彦第三子恬所作墓志铭,其铭中说,恬突遭父丧丁忧,为父服丧不久,其二哥恺及二妹亦相继过世。恬及母亲悲伤不能自己,韩琦恰遇到嘉佑皇帝举行明堂大典的恩典,赶紧地为恬上奏请恩荫,为恬争取了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又为其张罗婚姻一事。可见,此职多被恩荫者所补。又恬去世仅二十二岁,留有二个女儿,则去其授校书郎一职及婚娶约为四年,比对米芾,疑其也为十八岁即授荫补。以此类之,则国华公恩荫入职为校书郎亦大致在弱冠之年也,应似不差。

周少雄先生将国华公仕宦宣城厘定为至和元年(1054年)、二年左右,依据是朱东润先生将梅圣俞的"送毛秘校罢宣城主簿被荐入补令"诗和另一首《真上人因送毛令伤足又伤冷》的编年分别定位为至和元年、二年左右,然哲以为此言差矣。据前文所知,国华公明道元年即为福清县令,奈何有历官多年后又为宣城主簿之行迹焉。依宋制,无论是科举得士还是恩荫入官,照例是先至州县磨勘,一般多录为主簿、参军等职为多。故哲以为,国华公为宣城主簿、宣城令的时间大致为天圣年间,与梅圣俞交好也恰恰在此段时期矣。

虽然国华公资料少,我们来看相对较丰富的梅圣俞资料。李一飞先生有《梅圣俞早期事迹考》对其天圣九年三十岁前的事迹考核甚精,大略为:大中祥符六年十二岁前,居宣城故里读书;十二岁至二十五岁,从叔父梅询宦学于襄、鄂、苏州,陕西京兆府,怀、池州和广德军诸地;天圣五年二十六岁完婚,春,往会稽寻访先祖梅福遗迹,交游名士;此前后以荫入仕,历官太庙斋郎、桐城主簿,天圣九年初移河南,仍主簿。天圣中尝举进士落第。

故哲以为,梅圣俞与毛国华的交往大致在天圣年间,其时梅任桐城主簿,国华公任职宣城主簿,而宣城又是是梅圣俞的家乡,桐城距离宣城并不太远,故两人有交往亦在情理之中。哲很是同意周少雄先生提出的毛国华不仅做过宣城主簿,还做过宣城县令的推断。因梅圣俞诗"被荐入补令"没有特指其地名,概即是因国华公治绩显著,旧令去职,即被荐升补令职耳。若是任职其他地方令,诗人当为明确指出焉。

毛国华能知名于当时和后世,很大程度上与这梅圣俞、苏轼二人有关。梅圣俞可谓是国华公的早年知己,而苏东坡则为国华公的晚年知交和扬其名者。国华公长期沉寂下僚,多年为令于八闽诸县,虽才情干练,治绩斐然,然名不达于上庭,声不播于当时名士间亦显然。梅圣俞虽亦可谓是国华之伯乐,然仕路坎坷,与国华公有颇有类似。初以从父荫补太庙斋郎,历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又知襄城县,至50岁前皆历任州县吏,至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却早早在五十九岁即去世,虽然梅有多首称赞国华公的诗篇,但实际上于当时来讲,对国华公的仕途提携并没有过多大的影响。

国华公的仕途生涯如同"鮎鱼上竹竿"的艰难,除了当时新旧党争频发政治环境恶劣的影响外,估计很大一方面亦与国华公的性格有关,不善钻营,性情耿介,勿求于人,大体如此,故交游不广,所交者亦皆性情中人。除了早期在宣城和梅圣俞、宣城广教寺主持真上人等有知交外,能看到的就是在於潜令上与苏轼、刁璹、晁补之、参廖、辩才等有诗文之交。

晁补之有一首《苕霅行和於潜令毛国华》诗存世,极其生动地摹写了国华公的肖貌和生活情趣。其诗曰:“溪水湾环绕天目,山间古邑三百家。日出隔溪闻打衙,长官长髯帽乌纱。不曾执板谒大尹,醉卧紫兰花影斜。”实证了国华公诚不愿为趑趄嗫嚅之状,俟侯公卿之门,奔走形势之途耳。可谓气节虽伸,功勋难就矣。国华公的这类士大夫秉性,极大地局限了他的仕途和才名播于当世的可能。

所幸国华在於潜令上遇到东坡。苏轼在杭州期间,多次赴临安"观政问风",期间就有於潜县令刁璹、继任毛国华等人陪同,交往友情颇深,期间赠诗多首,其中《戏於潜令毛长官二首》、《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等诗当时就在士林中广泛流传,致使国华公声名远播。

乾隆《福清县志》卷八"名宦"中就有毛国华小传,曰:"毛国华,字君宝。天圣明道中累仕县令,疑东坡所谓毛长官者也。与东坡交善,尝赠以诗云:尚书清节衣冠后。谓毛玠也。梅圣俞咏其捕蝗云:羡君封境稻如云,蝗自识人人不识。可考其为人矣。"

乾隆福清县志-卷八-名宦-毛国华

考《福清县志》志传,大体不差,唯"捕蝗"诗非梅圣俞所作。国华公捕蝗於潜时,圣俞早亡,何来诗赠,实二首皆出自苏轼也。《苏轼集》卷六有诗题【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於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诗曰:“诗翁憔悴老一官,厌见苜蓿堆青盘。归来羞涩对妻子,自比鲇鱼缘竹竿。今君滞留生二毛,饱听衙鼓眠黄紬。更将嘲笑调朋友,人道弥猴骑土牛。愿君恰似高常侍,暂为小邑仍刺史。不愿君为孟浩然,却遭明主放还山。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羡君封境稻如云,蝗自识人人不识。”可见八闽荒凉之地,对国华公的声名虽或知晓,也迨有闻异焉。

苏轼首度仕杭从熙宁四年十一月到熙宁七年十月,前后共三年时间,交往的於潜令就有刁璹和继任毛国华二人,可知毛国华大致在熙宁七年春任职淤潜令。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诗写于熙宁七年(见咸淳临安志卷之八十四"明智寺"条)。《苏轼年谱》卷十三载:熙宁七年八月苏轼扑蝗。二十七日,还至於潜,晤县令毛国华,与国华及县尉方武游西菩山明智寺,访辩才,遂宿西菩山。二者可互为参证。

南宋王十朋注苏轼诗引述丁镇叔语:"於潜县令毛国华,字君宝,衢州毛尚书之孙也。"周少雄先生以为,王十朋所称的毛尚书盖指国华公远祖三国时魏尚书仆射毛玠,且引称毛玠墓在衢州。

哲不知周少雄先生所称毛玠墓在衢州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据哲研究,毛玠墓在湖北麻城花桥之麓,其地有毛玠神道碑,称是梁大同九年(543年)彭城黄斌立,据说是衣冠冢。另有一说是在河南许昌市五女店镇毛王村金龟岗上,但从无有毛玠墓地在衢州的说法。

其实王十朋作为南宋人,对国华公的描述还是比较可靠的,国华公的近世先祖里确实有过三尚书,一是毛延邺、一是毛可游,一是毛文琠。而衢州又包括江山,"孙"又可概指,毛国华确实为衢州毛文琠尚书的族曾孙,亦是礼部尚书毛延邺的直系裔孙,况且他是对《戏毛长官》诗的注引,而不是针对"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诗中的"尚书清节衣冠后",所以不能说王十朋注引有误。

苏轼的"尚书清节衣冠后"诗句用典毛玠事是显然的,但硬要说毛国华非毛玠后人那也是无稽之谈。据《清漾毛氏族谱》记载,毛国华为州陵侯毛宝的第廿七世孙,而毛宝的七世祖毛彪与三国时魏尚书仆射毛玠是亲兄弟。彪为长,弟有玠、炳二人,其中毛玠为三国魏尚书仆射,治典举,清廉雅正,为陈留平丘(即今河南长垣、封丘一带)人,《长垣县志》有传。故称毛国华为三国魏尚书毛玠后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苏轼的用典准确且贴切。

毛国华为令於潜时,迨已年老,此据苏轼、晁补之等诗可知矣。苏轼称国华公"诗翁、老官",又称"今君滞留生二毛",可知国华公年长于苏轼多矣。时年,苏轼为39岁,诗中"生二毛"指"白发生"也,可知国华公於潜令上迹近年老矣。又晁补之的和诗大致写于熙宁七至十年国华公於潜令任上,晁补之当时大致是21-24岁,为国华公晚辈。晁补之生卒年为公元1053-1110年,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宋人致仕大致在70岁,考虑到国华公於潜任后还有过婺州观察推官任期,故推测在熙宁七年任职於潜令时,大约已六十多岁盖不差矣。

刁、毛二令有德政,后人立三賢祠以纪念。据咸淳临安志卷之七十四载:三賢祠,在縣西一里野翁亭之右,刁璹、毛國華為令有德政,東坡倅杭行縣至潛皆為賦詩,一云"三年吠犬足生氂",一云"蝗自識人人不識",道其實也。慶元初,令趙彥倓立蘇刁祠名二賢堂,至開禧二年,令胡衛增毛長官像改曰三賢堂,以春秋上丁遣學職祭之。

毛国华於潜令任期满后,曾调任婺州观察推官,明万历六年刊本《金华府志》婺州观察推官位下有载:"毛国华,江山人。皇佑元年进士。"继任为练定,於元丰二年任。自熙宁七年任於潜令始计,三年一任,哲推测毛国华大致在元丰元年任职婺州推官,尔后于元丰二年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累而去官。

宋人朋万九有撰《东坡乌台诗案》载因受累苏轼案收坐人名,国华公名赫然在列。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处分。王诜、苏澈等受贬斥,张方平、司马光等仅因收藏苏轼讽刺文字未申缴入司,各被罚铜二十斤。毛国华与欧阳修、苏舜举等人一样属于虽收藏有苏轼诗句文字,但经根勘后,定案为"承受无讥讽文字",免受了处罚。

民国连江县志-毛国华

毛国华的生卒年虽没有准确的详细资料,但以其同时代人为参照,并结合其它史料,我们能大致推断出他生活的大致轨迹。梅圣俞的"送毛秘校罢宣城主簿被荐入补令"大致写于天圣年间梅任桐城主簿时期,而"毛君宝秘校将出京示予诗因以答之"大致是写于国华公罢宣城令而行将赴任福清知县期间。天圣九年,梅圣俞调任河南,任职钱惟演幕府主簿,而欧阳修亦任职钱惟演幕府推官,两人由此初识。其时欧阳修25岁,是新科进士,而梅圣俞30岁。送毛秘校出京诗应该写于此时,当时毛国华宣城令秩满入京述职俟考,被转授福清知县,期间有诗赠梅,故梅圣俞以此诗回赠,诗中有"观君百篇诗,善画人形容。毫发无不似,落笔任横纵"之赞,又有"赠以东南归,掷去手中筇"之句,当是指国华公有宦游福建之行迹。考之方志,国华公于明道元年任福清县令(见清乾隆《福州府志》),与之合榫。之后,在治平年间任职福建政和县知县(见《八闽通志》),熙宁初年任职福建连江县令(见清乾隆《福州府志》),熙宁七年任职於潜县令(见《咸淳临安志》),元丰元年任婺州观察推官(见明万历《金华府志》),元丰二年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累而去官,被收坐。元丰三年案结,去职后或未能复职,大概就此退隐林下,落籍於潜。

可以看出,国华公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宦游在外,故在元丰六年宋龙图阁待制毛渐初纂《毛氏世谱》时于国华公名下或仅记其名,或有记载他事而后遗失,以致国华公后裔情形概无所记,甚憾也。

毛渐《毛氏世谱》修成后,历宋元以至明初,这中间隔了二百八十六年未有重修。其后虽然有九次修撰,但后代清漾族人于国华公一脉已知之甚少,维阙付于谱。然国华公占籍於潜,后世子孙类多,宋室南渡后,子孙散居婺衢严,远居广信,义乌绣川毛氏即其裔也。

清漾毛氏族谱

余姚丰山毛氏尊毛叔度为余姚始迁祖。然其族人溯先世,云叔度祖父为毛国华,行忠三,字维瞻(亦作惟瞻),由瑞州守迁尔英阁侍读文章。祖母向氏,为著名诗人、官拜右仆射的向敏中之孙女,诰封夫人。父毛聘,行孝一,字允聘,官至度支判官,授亚中大夫。母王氏,状元王昂之姊,封淑人。此谱记与史载盖有出入也,故哲疑丰山毛氏将国华公与维瞻公混为一谈,丰山毛氏或亦为国华公长子之裔孙焉,然世远无征,维记之以待后考。

毛维瞻,字国镇,庆历二年进士。《清漾毛氏族谱》内集卷二恩荣考叙及其仕宦为朝奉郎、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庐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充淮南西路兵马都钤辖、上骑都尉、借紫、累官谏议大夫。元丰间出知筠州,政平讼理,祭祀筠州名宦。此记载当为可信,近世有黄庭坚书《徐纯中墓志铭》出土,全称为《宋故朝奉郎知洺州军兼管内劝农事上骑都尉借紫王君墓志铭》,此铭书于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1975年出土。徐纯中历官与毛维瞻有类似处,可互相映证。然毛维瞻有子仅二,一毛滂,一毛澥。诚无有子毛聘一说,迨不知丰山毛氏先祖资料源自何处,实可疑哉。

毛维瞻与毛国华同属清漾毛氏镇安派后裔,同是毛宝二十世孙德兼公后裔。德兼公生六子,次子安为维瞻高祖,第五子蕴为国华公世祖。维瞻曾祖父毛可游在吴越国官拜大司徒,高祖毛安被赐赠司徒。祖父毛文琠官至吴越国刑部尚书,父亲毛德拱荫赠工部侍郎。毛文琠迁居衢州后复称西安派人,故称毛维瞻为衢州西安人也是可以的,奈何近人有对毛维瞻是江山镇安(清漾)人还是衢州西安人各管己见,争执不休,哲以为实在无此必要。

国华公比毛维瞻小一辈,但年龄却大致相仿,比维瞻子毛滂则要年长的多。哲推断毛滂生于宋仁宗至和2年(即公元1055年),国华公大致是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即公元1011年)。

有学者将赵抃集中《次韵张侨庆毛维瞻得谢》诗中的原注"公年方六十八,余年七十一"作为赵抃年长毛维瞻三岁的依据,从而得出毛维瞻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即公元1011年)的结论来(见周少雄《毛维瞻考》)。

哲以为,这是对赵抃原注的理解有误。抃之注当指其与维瞻退休时的年龄比较,意指毛维瞻不到致仕年龄就请谢得准,而自己是到七十一岁才被准退休林下,而非是指抃七十一岁退仕时,毛维瞻年方六十八岁矣。故毛维瞻的致仕年龄其实是非常明确地记载在赵抃集中,只是学者不察,或者理解有误,将毛维瞻的生年误推尔。

检阅苏辙《次韵毛君将归》、《次韵毛君留别》、《次韵毛君司封致仕》诸诗,得其多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故可知维瞻致仕年当在此年的暮春四月左右,则生年当在宋真宗大中祥符7年(即公元1014年),比赵抃小六岁,比毛国华公小三岁。

国华公其实亦能诗,只是没梅圣俞知名罢了。晁补之《苕霅行和於潜令毛国华》诗当然是以国华公的诗为唱和的,但国华公的原诗已逸。梅圣俞早年就有赠诗《读毛秘校新诗》赞毛国华诗作可直追元和诗人,评价甚高。诗曰:毛公明於诗,其系宜善续。前示五长篇,大须倾几曲。岂特元和间,咳唾成珠玉。

又如前已提到的《毛君宝秘校将出京示予诗因以答之》称赞国华君诗有百篇之多。从梅圣俞留存的这些诗句里能得知,国华公的诗歌创作水平还是不错的,数量也相当多,至少在赴任福建之前就有百篇以上,且苏轼赴於潜观风期间,与国华公是诗文知交,相互间吟诗对唱应该是少不了的。惜乎国华公的原诗大多已散佚,现存世诗仅有一首《寿昌寺》(见永乐《乐清县志》卷五),虽不算上乘之作,然火栗仅存,亦弥足珍贵,哲录于后以存之。

寿昌寺(宋·於潜令毛国华)

宝构非无地,洪涛信有因。

一朝开古井,三佛现金身。

敕赐皇恩重,成佛教日新。

喜看龙象集,全仗法中人。

哲赞曰:毛国华公於潜令上得遇苏轼,声名借苏诗而重于一时。维其秉性纯方,乐道安贫,自矢守节,不愿趑趄伺候于公卿之门,宦声自不能达于上廷,虽才情干练,力修厥职,德政播于邑境,仕途却难免有"鮎鱼上竹竿"之窘。然苏君诗书"羡君封境稻如云,蝗自识人人不识",亦足以不朽,其被祀於潜三賢祠中,不亦宜乎。

时维  公元二〇一三年七月九日岁在癸巳

义乌绣川毛氏支系金华芗溪毛氏之国华公裔孙毛家小子天哲撰于浙江金华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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