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的坎特伯雷大学位于新西兰南岛的基督城，是新西兰这个花园国度中，享有盛名的花园之城，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是鲜花妍丽绿草如茵。街道干净整洁，遇见的人都彬彬有礼，友好热情。基督城是南岛最大的城市，人口40万，却没有夜生活。天一黑，到处安安静静，除了街上的汽车，难得看到人影——大家下了班就回家了，那时候到了星期天连超市都是不开门的。这里也看不到乞讨或者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人。刚来那些年，我走到街上，常常会想起小说《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个叫阿丽丝的女孩，来到了地球的另一边的奇境。在奇境中的人，算得上一个另类，心是不会安定下来的。我真正体会到这个岛国的美好并且安下心来，是在YWCA兼职并经历了一次事故之后。事故发生在1992年。我那时在YWCA干着一份兼职工作，主要职责是接夜间电话。YWCA翻译成中文是女青年基督教协会。我不是基督教徒，干的这份工作也跟信教与否无关。YWCA有两排房子，每排都有六间单人寝室、一个公用厨房和两个含淋浴的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里面，任何时候都有免费的牛奶面包黄油果酱之类的吃食。两排房子形成一个直角，前面是停车场，后面是大草坪和花园。直角的转角处是我的住处，一厨一卫一厅两卧，归我一人使用。基督城的自来水质量很好，几近纯净水，免费让居民随意使用。作为我兼职工作的报酬，房租和电费一应俱免。右边那排房子里，常年住着几个年轻姑娘。她们每周都有政府的救济金，要交房租。她们喜欢找我聊天，我了解到她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不愿或不能上学或工作。YWCA的办公室也在那排房子里。其中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要我每天晚上去给她念两段圣经。她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给她念，念完她就睡了。她说，她的妈妈是大学老师，我就像她的妈妈。我从来没见过她家任何人来看她。她那大学老师妈妈，多半是她的臆想。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跟我有点交集。她叫玛丽，长得白白胖胖，平时不大和人讲话。那年冬天难得地下了两天大雪，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积雪。广播里反复地讲：如果没有四轮驱动的车，就不要出门。如果有急事要办，就打电话找警察帮忙。大多数人都开两轮驱动的车，YWCA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所以，全职工作人员白天不能来上班，一切事务由我和丹芙丽临时负责——丹芙丽也是兼职的，住在右侧一排靠近入口的一个房间里。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却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电话是YWCA隔壁的邻居打来的，说听到有人在用力敲YWCA的大门。我吓了一跳，心想，这样寒冷的雪夜，来敲门的女性肯定是无处可去了。我立刻穿衣起床，打开大门一看，门外空无一人，只见白皑皑的雪地上一串深深的脚印，穿过停车场，直达丹芙丽所在的那排房子的入口。我刚回到卧室，床头电话又响了，是丹芙丽打来的。她说，刚才有人敲她那边的门，她开门一看，发现玛丽赤身裸体地站在门外。门一开，玛丽就冲了进来，一言不发跑回了自己的房间。丹芙丽说，她看到了雪地上的脚印，玛丽显然去敲过我那边的门。我告诉她，我没听见，所以也没开门。她说：那就好。第二天，雪仍然断断续续地下着，我坐在房间里看书。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一看，是玛丽——她手里拿着一把一尺来长的面包刀！我心里一惊，但还是笑着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说，她就是想和我说说话。我赶紧把她带到办公室。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玛丽讲她如何孤独，说其他几名女孩不愿意跟她交朋友。我只好跟她讲，其实我跟她一样，也很孤独。而且不光是我和她，大多数人都很孤独。孤独是一种感觉，哪怕跟一群人生活在一起，也可能会感到孤独。每个人经历不同，思考的问题、关心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他人可能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为了减轻她的孤独感，我强调了我离家万里之遥，来到新西兰这个语言文化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实比她更孤独。她听得很认真，脸上也有了一点笑意。最后，她问我，晚上能不能到我那个空房间里来住一夜，我同意了。那天晚上，玛丽真的来了。我让她住进了那间空着的卧室，里面的被褥是现成的。她来之前，我把厨房里的刀具全部收进了我的卧室。来了之后，我告诉她：不要调皮捣蛋，我的卧室里有电话；如果她不听话，我会给警察打电话。她神色平静，啥也没说。夜里上床之前，我用一根棍子把我的卧室门顶得紧紧的，以防万一。那天夜里平安无事。第二天早上，玛丽微笑着向我表示感谢。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好多了。左边那一排房子，有时无人居住，有时住着临时避难的妇女。我的工作主要跟她们有关。如果有妇女晚上遭到家暴，打电话过来求助，那么，接电话，问清地址，然后开着YWCA的小中巴去接人过来，把她们安顿好，就是我的工作。实际上夜间的求助电话，一个月也就三、四次。我住在那里很舒适，这份兼职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学习。但是，光有地方住是不够的，我还必须挣钱吃饭。我还有一份周末打工的工作——去蘑菇农场收蘑菇：从种植蘑菇的培养基上，拔出蘑菇，用小刀削去根部，装进硬泡沫塑料箱。装满了蘑菇的箱子，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清早，就会运到超市出售。这是一份记件的工作，多劳多得，手快就挣得多。我的速度中上，一个周末两个半天或大半天干下来，能挣九十新元左右。那时新西兰物价比现在低得多——牛奶的价格是现在的五分之一，一周的伙食费，节约一点，十来块钱就够了。那时大学还没有加收海外学生费。所以，我打工挣的钱，除了吃饭，攒个五、六个月，就可以买一部便宜的二手汽车了。蘑菇房在城外，距YWCA 二十公里左右。我花了两百多新元买了一部二手摩托车和一个沉重的二手头盔。考了摩托车驾照之后，周末就开着这辆摩托去蘑菇房打工。学开摩托车的时候，在国内的六弟就说：你连自行车都骑不好，怎么能骑摩托呢？太不安全了！他的话果然应验了。一个周末——想不起是周六还是周日了，我在蘑菇房干完活，骑着摩托车返回住处。快到YWCA的时候，转弯太急，不小心撞到了街边的一棵大树上。当时我就人仰车翻，昏倒在地上。我醒过来时，感觉自己躺在什么车上，眼睛睁不开，但我还是问了一句：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回答：You fell off the bike（你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了）。听了这话，我又昏过去了。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周围是蓝色的布幔。护士告诉我，医院联系了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有两个人要来看我。不一会儿，这两人就进来了。其中一个是成都老乡，他出来留学前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钢琴讲师，曾获全国钢琴比赛第六名，在新西兰的全国比赛中拿过第二名。另一个人，我看着眼熟，却叫不出名字。我头晕得厉害，只记得他们叫我好好休息，安心治疗，就出了布幔。布幔之外，川音那位成都老乡问护士，我住院的治疗费用需要多少？这个对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护士的回答卸下了我心里的隐忧，使我当时和现在都非常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