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 “小工”岁月

山东省滨州市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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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在三月最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回了一趟老家，遇到了一个远房大姑和大姑父。交谈间，谈到了我当年干建筑小工的事，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那时跟着大姑父干建筑小工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大姑父是淄博市临淄区的，叫常淑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是当地有名的楼房建筑预算师和施工员。那时，农村还是生产队、大集体，一到冬、春季节，在鲁北平原上到处都是白茫茫长满黄青菜的盐碱地，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家还刚刚解决了温饱。

记得我第一次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是在淄博张店钢铁厂（简称张钢），那年我刚17岁，像我这个年龄，没关系人家是不用的。当时，大姑父是建筑队主要负责人又是施工员，于是介绍我当了小工。

到工地时，建筑队正在预制地面，我就被叫去推熟料（用石子、沙子、水泥加水搅拌而成，也叫混凝土）。由于我是第一次见这种小铁车，又加上不懂小轮车的推车技巧，才开始经常翻车，一不小心压到小石子或砖头上时，就会把熟料倾倒一地。一看我干不了这个活儿，负责人就不用我推熟料了，改让我去推生料。往搅拌机里推沙子还好点，如果推石子那就累死人了。推料时一人一辆小铁车，自己装车，装石子时用铁锨扎扎不动，锄锄不动，一天下来，磨得两手心里起血泡，吃饭的时候一拿热干粮、一端热碗手就痛。上锨时还顶得腿痛，下工时我经常是一瘸一拐地回住处。

不怕大家笑话，当时我刚下学，没吃过多少苦，高强度的劳作真的把我累坏了，累得实在是不想干了，老想跑回家。我经常偷偷地哭，有时在晚上还用被子蒙起头，偷偷掉眼泪，生怕别人听见，但我最终还是挺了过来。就这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吃饭上工，除中午吃饭时间外，一直干到晚上乌黑天，才能回去吃晚饭。当时，我干一天才挣一块八毛钱，和妇女劳力的工钱一样。

吃住的地方，都是临时搭建的工棚，在棚内两边地上铺上些麦穰，中间留下一条有一米宽的走廊，走廊两旁放上一排砖块挡住麦穰，这样工友们的通铺也就打好了，把个人的被褥铺上，十多个人一排。

这样干了几个月后，我熟练地掌握了推小车的技术要领，再也不翻车了。我又荣幸地回到了推熟料的行列，心里特高兴，因为推熟料比推生料轻快多了，推熟料是从搅拌机里直接放到小推车里，不用人工装，只要驾车技术好，胆大心细推到指定位置倒下即可，中间还能赶出小憩的时间，也就不感觉很累了。

一年后，我的打工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几乎建筑工地上的所有小工活，我都会干。不但会干，而且自我感觉良好，本领简直是突飞猛进，并且把人们常说的干建筑，需要培养的“三硬”本领，也练到家了。也就是说，干建筑队一要腿硬，站到架子上和高墙上，腿不哆嗦；二要胆硬，就是大胆，不管多高多险，在关键时刻都敢上；三要耳硬，只要不是你负责的师傅和领导叫你，谁叫也听不见，否则你就耽误了给自己师傅供料。练好了这“三硬”才能算是胜任，在关键时刻才能顶上去，用得着。

记得那一年是在齐鲁石化，泥五楼外墙时，那时候的架子是用6米长的架管扎起，再用短管横杠与楼墙连起来，在哪一层干活就在哪一层并排铺上三块竹排，用绳子把两头封在架管上，外面再拴上安全防护网。小工把小车推到龙门架子里的料盘上，再用卷扬机把料盘升上来，再由上面的小工从料盘上把装满灰的小车，顺着竹排推到师傅跟前，放下车再用铁锨把灰倒到师傅手下的灰斗里。大多数小工怕高，不敢上，有的怕危险不愿意上，这时，我就与工友语法（工友的小名），主动到上面去推车。上楼时，我从不走刚建的楼梯，都是爬架子，因为走楼梯太费劲，还到处扎着架子不方便。我不走楼梯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施工中的楼内，到处都是模板、钉子。为了防水，干建筑一般都穿球鞋，有一次中午下工时，我从楼内架子上往楼板上跳，不小心一脚踩到一块带钉子的木板上，铁钉一下扎进我脚心2公分多深，钻心的痛，我急忙拔出钉子，脱下鞋子，鞋里的血黏糊糊的，抱着伤脚的我坐在地上好长时间没站起来。那时也不用上药，我瘸着脚继续干了几天就好了。从那以后，我怕再被钉子扎脚，才选择爬架子。

五层楼高的架子我从外面几下子就爬了上去。在竹排上推着一车灰，压得整个架子上的竹排，摇摇晃晃吱呀呀乱叫。我在上面推着小车，感觉人车合一，拐角回头行动自如，就像在空中漫舞，倒也快乐。

那时，干建筑是个又苦又累的活，披星戴月，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特别是在打预制混凝土的时候，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又累又乏，回到住所，顾不上吃饭，倒头便睡。

推混凝土在楼上浇灌梁柱还好，如果是在下面，预制地面那我可就惨了。也许会有人问，在下面推车不更安全、更方便吗？对我来说，可大不一样了。因为在搅拌机旁，地面上到处都是水泥灰、沙子和水，我常年就穿一双解放鞋，整天脚不见干，脚被浸泡得瘆人的白，加上水泥灰的腐蚀，时常烂糊糊的。为多挣几块钱，我一天工也不歇，怕老人们担心，又不对家里人说。鞋倒是还有一双，那是娘给我做的布鞋，在工地上不舍地穿，因为这种鞋子很容易湿透，我只有在干旱的地方、下工后和回家时才穿，穿上后感觉特别舒服。

那个时候，家里穷，兄妹七个十口人，只有父亲、大哥和大姐三人挣工分，又加上为给我们兄弟四个准备盖屋、说媳妇攒钱，日子过得很紧巴。我知道家里难，所以在外挣了钱，从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一双鞋，甚至在大伏天连支冰糕都舍不得买，回家把钱如数交给俺娘。有时，娘也会给我个三块、两块的，叫我买双鞋穿，可我想要又不能要，心里一直很矛盾。

那个时候干建筑小工虽然苦点累点，但是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都很快乐自在，特别是附近哪里演电影，我就伙同工友语法、顺平、德州、东京、厂子等几个要好伙伴，就会忘记一天的劳累，顾不上吃晚饭，一同去看电影。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蹦蹦跳跳，打打闹闹。这个时候，就连平常不大爱说话的顺平，也会笑着说上几句闹话。再就是回家时，每当伙房的师傅对我说：“小周，你的面子没了（蒸窝窝头的玉米面），快回家带吧！”这时，我的心早就飞到家了，下午就请假回家。有时黑天才跟我说没面子了，我就等不到天明了，忘记了一天的劳累，也不知道晚上一个人走道害怕，下工后骑上自行车，110多里的路，感觉眨眼间就走完了。基本上是一个月就这么回家一次。

当时，淄博这地方土质好，没有盐碱地，产粮多，他们吃的是大白卷子，而我吃的是食堂用我带来的玉米面，单独给我蒸的窝窝头，也真是难为伙房的师傅了。有很多次，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收工吃饭时，到笼扇上找不到我那独具特色的干粮，伙房的师傅就对我说，你别找了，是谁、谁、谁想吃你的窝窝头，和你换着吃，你就吃他那卷子吧。我知道大家伙隔三差五地和我换着吃，是让我解解馋，吃上一顿我可望不可及的大白卷子，我是多么想感谢他们啊，可我无言。我说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

可我也有犯浑的时候。那是在一栋楼房打完基础圈梁，砌砖时，我给别人当小工推灰，东京在西头干技工砌砖（东京与我同岁，也是62年的）。当时，他那个小工给他推灰，由于道路难走推不过去。他就非叫我给他当小工，我不干。我说：“我在这边干的好好的，为啥给你干呀？”他说：“我叫你干，你就得给我干！”“我就不给你干！”说着，他就上来打我。我心想，打就打，谁怕谁，反正在这里当官的是你亲叔，可也是我姑父。我就站在那里等着他，他上来我就把他撂倒了，我也不上去打他，我还站在那里。他又上来，我就又撂倒他，这样一连三四次，工友们都笑他。一个叫常淑保的师傅笑着说：“东京，你不是跟你舅学拳来吗，咋没使上啊？”人们哄堂大笑。他没敢再和我打，但他没出气。晚上收工后，都蹲在伙房外的空地上吃饭，东京从伙房里出来，走到我身后故意把一碗热汤泼到了我的后背上，当时我气不打一处来，也顾不上脱衣服了，随手端起我放在地上的那碗热汤，就泼到了东京的前胸上，烫得他直跳。大姑父听到后，从屋里跑出来问这是咋来。他一看就知道是东京惹的事，就说：“你咋这么知不道轻重啊。”又把东京教训了一顿。后来，我就想，当时我哪来的这么大的火气呢？为啥不忍一忍呢？后来，我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那个时候，干建筑队还真不是个容易事，不是累得要命，就是危险性很大。无论是高处，还是地面上都有。有一年，在给一个车间上完预制件顶子，在上面抹灰，车间顶是有坡度的，从料盘上推小车后，正确的方法是斜着方向走，到屋脊再转向另一面。有个工友为少走几步路，推着小车直接过屋脊，这样推车用劲小了过不去屋脊，用大了劲掌握不住小车，这个工友一用劲，脚下绊了下，结果是连人带车，从14米高的房顶上掉了下来，摔成了重伤。我也是过了一次电，拣了一条命，那是在给韩其树开的拖拉机上装土，装了还没有一半的时候，我脚蹬的铁锨一下子扎到了土里的电缆上，电流立刻传遍全身，一下子把我从土堆上打到了车斗外面的地上，摔得我那大胯痛了好几天，工友们都说我是大命的。

想想，那时候的人还真能吃苦。那年我在齐鲁石化新建的楼前挖地沟，六月里的天，又闷又热，又加上是山根土扎扎不动，锄锄不动，那时没有机械，就用洋镐一点一点地凿，凿点就用铁锨锄点，穿一件短裤还热得大汗淋漓。

干建筑小工，也有动脑子、看门道的时候。地沟都按标准砌好，上面都预制上混凝土圈梁了，甲方却说地沟打低了，再加高20公分，就又预制上了20公分。到准备盖盖板时，发现高出了20公分，大姑父就安排山里的4个小工用大锤小锤、錾子㨻，这样干了两、三天，每天进度还不到五米。眼看就要到工期了，怎么办？这可急坏了姑父常淑禹。在这关键时刻，大姑父安排我和另外一个工友，去干这个活，到那里一看，我俩也傻眼了，这活咋干啊，我就看以前他们几个是咋干的。心想，这混凝土虽然不平，但不是一次预制的，保准结合得不很牢固，如果能从中间撬起来，那就不用费劲了。想到这里，我就对工友说：“你去扛根架管来，我先凿着”，我用錾子在原来干的地方凿了个洞，把架管头砸扁，放到洞里，下面放上块石头，用手一压6米长的架管，果然奇迹出现了，轻轻一撬就撬起3—4米长，他们干了两天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下子的，俺俩连干带玩一上午就完成了总工程量的一大半。大姑父转到那里高兴地连说：“这么快啊，你咋想到这个办法来，你俩这次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要不然超了工期就叫人家罚着了，我咋没早叫你来干呢，我还好着急”。自那以后，大姑父因我干活肯动脑子就再也不叫我去干重活了。

就这样，我干建筑队小工干了五六年。后来，我就在县建筑公司考取了瓦工三级工。再后来，我就被镇里聘去做了专职新闻报道员。

一路走来，我时常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生活，爱惜生命。有苦才有甜，人只有知足，才能够常乐。

作者：周武山，字士臣，博兴县人，曾任博兴县陈户镇委报道员、新闻干事、广播文化站站长等职。作品多次在省、市、县报刊上发表。